文·段宏刚

公车上书是什么历史事件（公车上书是谁发起的）

1898年9月21日，谭嗣同、康广仁、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六位仁人志士，史称“戊戌六君子”，同时被捕，被关押到京城的死牢。

谭嗣同不仅没有灰心丧气，反而笑了，他笑得很淡然，很轻松。接着，他提起毛笔，大笔一挥，在狱中墙上写下了千古绝唱《狱中题壁》，表达了自己的心声，诗曰：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一周后，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戊戌六君子”英勇就义。谭嗣同时年34岁，康广仁31岁，杨深秀49岁，林旭23岁，杨锐41岁，刘光第39岁，六人都是学富五车的青年才俊，都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为了心中的伟大抱负，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谭嗣同之所以大笑，一是因为他早已把生死看淡，他明白，成大事免不了要流血牺牲，他希望以自己的鲜血来唤醒人们追求变革和救国的决心。

他曾说过：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二是他看到清廷已经如同一座风雨飘摇的危房，随时都有倒塌的可能。旧房倒塌，新房耸立，这原本就是值得庆幸的事情，所以他会笑，笑得那么灿烂。

他的笑既是对仁人志士所肩负的人生信条的肯定和支持，也是对腐朽的清廷的嘲讽与藐视。

行刑那天，正值早上，宣武门外的菜市场里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数以万计的人听说今天要处决犯人，就早早放下手中的活计，守候在刑场，等着看热闹。

在“戊戌六君子”的头颅被砍下来之后，围观者欢呼雀跃，仿佛观看了一出大戏。

围观者到底在笑什么？这件事真的好笑吗？

让我们一起走近那段历史。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下，近代中国开启了一段屈辱史。面对内忧外患，许多有识之士站出来呼吁改革，以求国强民富。

首先，在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晚清中兴四大名臣”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以“自强、求富”为宗旨，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积极主张“洋务运动”，希望通过引进西方先进的军事装备和科学技术，来达到强国富民的目的。

随后，随着安庆内军械所（1861年开办）、江南制造总局（1865年开办）、金陵制造局（1865年创办）、福州船政局（1866年成立）、天津机器制造局（1867年创办）等一批军工企业的建立，以及京师同文馆（1862年开办）、福州船政学堂（1866年设立）、天津武备学堂（1885年创建）等一批新式学校的创办，给晚清带来了勃勃生机，似乎让人们看到了晚清即将雄起的迹象。

然而，1894年夏天爆发了“甲午战争”，寄予厚望的“北洋水师”全军覆灭，最终以清朝惨败而告终。“甲午战争”的大败证明，“洋务运动”的设想虽然很美好，但无法完成救国救民的伟大使命。

一些仁人志士开始从其它层面来探索救国之道，在不断摸索中，逐渐认识到：解放人的思想意识，才是实现救国的根本。

于是，酝酿多年的“戊戌变法”终于在1898年6月11日开始了，变法主导者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有识之士。他们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对政治、文化、教育、工业、商业、农业等领域的现行的规章制度，进行良性改革，才能实现强国富民的梦想。

“戊戌变法”虽然只维持了103年，以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以“戊戌六君子”英勇就义为结束，但这次变法如同一把火炬，照亮了人们的思想，开启了人们的智慧，对思想文化的启蒙，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进作用。

完全可以说，“甲午战争”是“戊戌变法”的引子。

“甲午战争”失利后，清廷被迫在1895年4月17日签订了《马关条约》，是由李鸿章作为代表签订的。

《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京城后，文坛泰斗康有为与梁启超组织和发动了1000多名参加应试的举人，联合上书光绪皇帝，反对清廷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史称“公车上书”。

这次上书在保守派的围堵打压下，虽然没有送到光绪帝的手里，但是，康有为的目的达到了。

康有为借助这次上书，很好地宣传了维新思想，让许多知识分子开阔了眼界，解放了思想，促使他们的思想观念很快倒向维新派，让维新派的实力越来越强大。

看到风向转变后，康有为和梁启超带头在1895年8月成立了“强学会”，同时在全国各大城市创办刊物，设立学会，如，在北京创办了《万国公报》，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在天津创办了《国闻报》，在长沙创办了《湘学报》和《湘报》。

这些刊物和学会积极宣传和推广维新思想，培养了许多新式人才，给变法制造了熊熊烈火一样的舆论。

1897年冬，胶州湾被德国出兵强占，又一次刺激了民族的神经。

康有为又一次上书光绪帝，诚心实意地说：当前形势迫在眉睫，如果再不变法，不但国亡民危，就是皇帝想做老百姓都要做不成了。

光绪帝被康有为的诚意所打动，即刻召见了康有为，表示自己不是胸无大志的皇上，也不做“亡国之君”，准予康有为大刀阔斧地进行变法。

半年后，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下，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终于展开了。

“戊戌变法”之所以会失败，根本原因是慈禧太后掌握实权，以她为首的保守派的实力过于强大，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手中既没有实权，也不懂政治，维新派跟保守派争斗如同以卵击石。

实际上，慈禧太后并不排斥变法，她也希望大清强大起来，受列强鱼肉的滋味确实不好受。但她有自己的底线，那就是不能触动她手中掌握的大权。

此时只有27岁的光绪帝涉世未深，在变法过程中展开了许多冒进措施，裁减和开除了慈禧身边的许多重臣，最终触犯了慈禧的根本利益。

1898年9月21日一大清早，慈禧太后阴沉着脸从颐和园赶到紫禁城，光绪帝看到母后的表情后很吃惊，连忙跪在地上。

老太太怒斥道：我养你20余年，你却听小人之言害我？

光绪帝哆嗦着说：儿臣不敢！

老太太向光绪脑袋上吐了一口浓痰，接着斥责道：时而今日无我，明日焉有你？

然后，她下令把光绪囚禁到中南海瀛台，又下令追捕在逃的康有为和梁启超，捉拿谭嗣同、康广仁、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徐致靖、张荫桓等人。

历时103天的“戊戌变法”就这样结束了。

在慈禧太后看来，宣武门外的菜市场热闹非凡，如果把六人押到这里行刑，肯定会吸引来许多围观者，完全可以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

行刑那天，看热闹的人把现场围得水泄不通。

有的百姓拿起篮子里的菜和鸡蛋，扔向这六人，一边扔一边鼓掌，大喊道：杀得好！有的人甚至给刽子手扔去赏钱。

六君子看到此情此景非常痛心，也难以置信，我们本想通过变法救国救民，却落得如此下场，你们究竟是怎么了？

毫无疑问，只有病态的社会才能催生出一群病态的人。

在清朝封建文化的专制下，百姓里边文盲率高达99.3%，人们早已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根本不懂“戊戌变法”究竟是干什么用的。

围观者只是一群没有思想的看客，朝廷说六人有罪，他们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六人有罪。在他们眼里，这六个人不学无术，离经叛道，用变法来祸乱朝纲，不杀他们杀谁？

1919年8月，鲁迅先生在《国民公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寸铁》，文末有这样一句话，算是指出了围观者的心态，他说：先觉的人，历来都是被阴险的小人，昏庸的群众迫压、排挤、倾陷、放逐、杀戮！

当时的社会上，实际上只存在两种人，一种是像“戊戌六君子”一样，他们属于极少数觉醒的人。而另一种则占绝大多数，他们没有觉醒，麻木、冷漠、自私、狭隘。

正如鲁迅在后来所说，他们跟“孔乙己”一样，是一群“恨铁不成钢”的人，对他们“怒其不争哀其不幸”。他们也是一群可怜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