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可谓中国正史中命运最为曲折的一部，此书从动议到编纂而后成书直到市场销售，始终充满着争议。也正因为如此，使得该部史书有着大量的研究文章，而每位研究者都从自己的眼光和观点来解读《清史稿》。

关于撰写《清史稿》的起因，徐一士在《与赵尔巽》一文中说：“民国三年，内战甫止，袁世凯欲以文事饰治，议修清史。赵尔巽既应招至自青岛，遂受清史馆总裁之聘。”那时的袁世凯任民国大总统，《清史稿》的开撰乃是其文治的一部分，而该书总裁赵尔巽原本是清代的盛京将军。进入民国后，他以遗老自居，居住在了青岛。袁世凯请他做清史官总裁当然有其用意，徐一士说道：“袁世凯之设馆修史，本含有藉是延揽胜朝遗老、山林隐逸之用意，犹之清初修明史故智。尔巽以‘援曩例以絷逸贤’之说进，在世凯自属‘正合孤意’，宜其有针芥之契，而优予经费，供‘养土’之用也。”

其实袁世凯在选择清史馆馆长时也费了不少心思，他原本想请徐世昌担任此职，但徐志不在此，更何况袁原本也想请徐世昌担任国务总理的要职，让其任清史馆馆长显然大材小用。而后袁世凯又考虑到了陆润庠，然而陆认为如果参加这项活动，等于说背叛了满清，这等于是贰臣，故他坚决拒之。此后这个人选又考虑到了章太炎和康有为，但两人各有各的想法，同时袁世凯跟康有为之间也有瓜葛在，而后又考虑到了梁启超，但梁当时任币制局总裁，由他调任清史馆馆长也不合适。而后，又属意于樊增祥和周馥，但因各种原因也未能谈妥。

《弢园词》一卷 清光绪三十一年赵尔巽刻补厂丛书朱印本，书牌

经过一番考虑，袁世凯想到了赵尔巽，于是袁召赵入京见面商谈此事，但赵却以各种理由推辞。1914年9月29日的《大公报》刊有《大总统催促赵次珊来京》的报导，次珊乃赵尔巽之号，该报导称：“大总统前已拟决推任赵次珊君为清史馆总裁，已连电相邀，乃赵君复电以病推辞，并无来京之确期。昨闻大总统以清史馆开馆不能再延，曾亲笔专函敦促赵君来京，并特派秘书王延年赴青岛劝驾云。”

袁世凯几次电邀，赵尔巽都以老病推辞，故袁只能亲笔写了封信派秘书到青岛，劝赵尔巽就任。赵尔巽为什么要推辞呢？《大公报》在1914年5月15日又登了篇《赵次珊不允出山之原因》，该文分析说：“新政府改组后，前清故吏相继登庸，惟赵次珊为大总统最密契友，竟千呼万唤不能出来，闻其原因非止一项关系。大致一为某大吏之案尚未办结，一为老病衰迈，一为无相当之位置，一为与某当局意见素不甚合之故。”

这段报导列出四项赵尔巽不赴任的原因，然这四项原因都说的含糊其辞，其第一点指的是赵尔巽的弟弟赵尔丰建祠议恤一事。清末时赵尔丰任四川总督，辛亥革命时在四川被杀，进入民国，赵尔巽希望给弟弟平反。1914年1月底，川民杨隽、魏绍猷给大总统写信希望批准为赵尔丰建专祠祭祀。消息传出，四川在京者有二百多人在全蜀馆召开会议，公推同乡会会长杜德兴为代表跟杨隽等交涉，并向内务部呈请取消此案。杨隽等人见事不可为，于是主动撤消了呈请，而这件事当为赵尔巽的主要心病。

《大公报》所说的另一原因“与某当局意见素不甚合”，这句话中的“某当局”当指徐世昌，因为徐赵二人在清末时另有一段瓜葛，但徐任国务卿之后也曾经写信给赵尔巽请其出山，可见赵尔巽推辞出任清史馆馆长一职似乎与徐无关。年迈衰老等理由显然更是托辞，故赵尔巽拖延任职主要原因就是为弟弟赵尔丰正名之事。

《弢园词》一卷 清光绪三十一年赵尔巽刻补厂丛书朱印本，牌记

袁世凯了解到赵尔巽的真实意图后立即予以解决，袁世凯示意赵尔巽的部下黑龙江护军使朱庆澜上呈为赵尔丰议恤立传。袁接到朱的上呈后，立即派人到四川调查赵尔丰去世的细节，而后颁发大总统令为赵尔丰平反。《政府公报》第675号中刊载：“查该故督于革革之际，洞明大局，退职安民，赞成共和之心昭然若揭，有功民国确有实证，猝被惨祸，殊堪矜悯。著国务院从优议恤，并著内务部查取事实，宣付史馆，以彰劳藎。”

大总统令刊发后依然受到了一些川人的反对，故而立传之事暂缓，而给赵尔丰家族颁发抚恤金却继续执行。对于这个结果，赵尔巽不甚满意，1914年5月10日的《盛京时报》所刊《赵尔巽姗姗来迟》一文中称：“昨大总统复以电敦促之，赵亦未表示从违之意思。闻以私函致某要人，必要求政府将某高等武人案圆满解决后，始肯出山云云。”最后在大总统的多次催促下，赵尔巽总算来到了北京。而1914年3月27日的《新闻报》在“新评一”栏目中称：“赵尔巽之于史馆总裁也，曾要求昭雪乃弟，始肯就任，今得二十四日大总统矜悯之令交院议恤，赵尔丰平反，于是赵尔巽得安然就任史职矣。”

赵尔巽为什么要坚持为弟弟平反后再出任清史馆馆长一职呢？伏传伟在《新朝与旧主的抉择——清史馆设置缘起与赵尔巽的就任》一文中认为：“以遗老自居的赵尔巽，何以冒犯川人众怒之险而为其弟争一有功民国有罪清廷之虚名，内中缘由，牵连民国与清廷的关系。袁世凯北洋政府中的前清旧臣视民国为清廷‘禅让’的结果。既然清廷‘洞观世运，俯察舆情，宣布共和，与民更始’，那么赵尔丰悬挂国旗，赞成民国，既有功民国也不负旧主。此种解释后人看似牵强，实则正是赵氏之流的前清旧臣在民国初年内心写照，所谓‘及辛亥南方革命军起，人心惶惶，恐慌已极，清帝复以救民水火为己任，立建共和，愿行揖让，天下赖以安定，亦无非一念为民而已。’（《熊总理请修清史论》）此外，赵尔巽此举也是为自己出山寻求依据。既然民国与清廷是‘禅让’关系，赞成民国并非背叛清廷，那么出仕新朝自然也就不负旧主了。如此一来为新朝修旧主之史，应是有功而非不忠。”

袁世凯派秘书带亲笔函到青岛时，除了请赵尔巽为清史馆总裁，同时还请于式枚和刘廷琛任副总裁，但于、刘两人拒绝接受聘请，刘廷琛更是当面指责赵尔巽说：“年伯已视袁世凯为太祖高皇帝耶！历朝之史，均国亡后由新朝修之，今大清皇帝尚居深宫，何忍即为修史乎？年伯如以为可，则与袁世凯好为之；小侄不能从，晦若当亦不能从也。”（徐一士《与赵尔巽》

刘廷琛认为历代修史都是前进灭亡后新朝来修之，但如今的大清皇帝只是退位，仍然住在紫禁城内。其言外之意清朝未亡哪里来的修史之事，其实于式枚和刘廷琛的劝阻也是赵尔巽收到邀请后踌躇不前的原因。1914年8月1日的《顺天时报》刊有《梁鼎芬直言》一文，梁在此文中明确反对设立清史馆：“国号虽更，少帝尚在，当此时代，公然编纂清史，对于现今幼主而直书前皇之遗事，宁非不敬之尤者耶？鄙意斯举请即中止，却为稳当。”梁的反对理由基本与刘廷琛的所言相类似，他也同样认为国号由大清变成了民国，然而大清的皇帝还在，故此时修史显然不合适。

《弢园词》一卷 清光绪三十一年赵尔巽刻补厂丛书朱印本，卷首

赵尔巽几经考虑，终于从心底解决了纠结。徐一士在文中记录了赵尔巽的所言：“我辈均受先朝厚恩，今逢鼎革，所以图报先朝者，惟此一事。修史与服官不同，聘书非命令可比。”

赵尔巽认为他既然是前朝的重臣，而今社会变革他更可以通过修史来报答前朝，因为出任清史馆馆长一职并不等于当民国政府的官，因为他接到的是聘书而不是任命书。奭良在《本贯铁岭隶汉军正蓝旗年八十四岁状》中亦分析了赵尔巽当时的心态：“公深念一代有一代之事，始有一代之史。有清关内外垂三百年，事绩既多于往代，变迁亦甚于前朝，列帝精勤为洽，手批章牍，成为家法。又与历代垂拱者有间。又史以昭法戒，必当据事直害，远年之遗事，或待野史而后详。”而这正是赵尔巽同意出任清史馆馆长一职的原因。

赵尔巽来到了北京立即着手筹建清史馆，而袁世凯在资金上给予了充足的保障。清史馆开办于紫禁城东华门内，赵尔巽聘请了一百多人参加修史工作，有的人明确拒绝聘请，也有的人为此工作尽心尽力。正是因为心态不同，使得所撰之文质量参差不齐，然而身为馆长的赵尔巽却对工作兢兢业业，他要求撰稿者每两月来稿交稿一次同时领取薪水，但他本人却每天到馆。《逸经》第二期有徐一士所写《关于清史稿》一文，该文中称赵尔巽“校对已成文字，尝一日阅至二万字，精力滂魄如此”。但是，有些编纂人员并不像他这样用心“久之乃至，或竟不一至，或数年得一文，或竟不著一字”。对于这样的撰稿人，赵尔巽同样礼貌有加，可见他真的做到了严以律己宽以待人。

但是这样的写稿方式难以按期完成任务，于是赵尔巽又制定了奖惩制度，制度的颁布令一些撰稿者不满意，但事情仍然得以推进。民国五年，袁世凯去世后，清史馆的经费得不到保证，而民国六年又发生了张勋复辟事件，史馆因处在东华门内，士兵禁止史馆人员出入，故史馆只好关门。三个月后，史馆得以恢复，但费用却没了着落。朱师辙在《清史述闻》中称：“先是项城故后，馆中经费骤减十万，其后递减，月至三四千。此三四千者，犹不时至，或参以国库券公票之类。”几年之后又相继发生了直皖、直奉战争，东华门时开时闭，故修史工作也多次停顿，朱师辙又在文中称：“馆员不能调书考证，停顿亦多。加以薪金减之又减，已不足养人，复盖以欠薪，其极少时仅得十之二三，故在馆人员，等于半尽义务。”

赵尔巽纂《清史稿》 民国二十三年排印本，1

到民国十五年后，清史馆只余下了十四位工作人员，赵尔巽对这些人重新分工，准备三年时间完成清史的编纂，但才过了半年，因为北伐军接连胜利，北京也受到了威胁。赵尔巽感到时局不稳，再加上他年事已高，于是他召集馆员开会，决定将未完之稿刊印发行。但夏孙桐认为不应当这么做，夏孙桐在《清史馆上馆长书》中写道：“为今之计，惟有仍依前议，实事求是，逐加修正，务延总阅，全体讨论，以期详审，期以三年集事。纵使不幸时局有变，竞致中辍，而得尺则尺、得寸则寸，修正之稿自在，可待后来之采择，即公家不能保存，编纂诸人各有底本，未尝不可供访求，执事之毅力苦衷世人终能见谅。”

但是，赵尔巽还是坚持发行此书，他决定效仿王鸿绪的《明史稿》：“吾不能刊清史，独不能刊清史稿乎？”（奭良《清史馆馆长前东三省总督盛京将军赵公行状》）但是，刊印大部头的《清史稿》也需要一大笔钱，而此时辽阳的袁金铠来到北京，他愿承担印书费用，于是赵尔巽就让袁负责发行之事，袁又找金梁负责具体的工作。

民国十五年八月赵尔巽病故了，他未能看到自己下大心血编纂的《清史稿》。赵尔巽去世后，由柯劭忞代理馆长，但柯也年事已高，因两眼昏花其所写之字别人不能辨认，他自己也说不清所写，故其将修稿之事直接交给金粱。而金梁：“排日付印，如编新闻者，主笔督催，手民立待，无复有片刻之暇，岂容详核，此当名曰‘清史报’耳，稿云乎哉！且日报犹得观大样也，《史稿》则随印随发，前后竟不遑兼顾，实并报而不如也，此欲责其无漏误，难乎难矣。”（金梁《清史稿回忆录》）

可见，《清史稿》并未作系统的梳理就匆忙地付印出版，但因《清史稿》在编纂过程中乃是由不同的作者撰写而成者，将这些文汇于一事难免有抵牾之处，这给此书的被禁埋下了祸根。

1928年初，《清史稿》印出了前五十册，当年夏天南方革命军攻入了北京城，同时封闭了紫禁城，于是金梁在其家继续完成后八十一册的印刷。《清史稿》总计印了1100部，其中的400部被金梁私自运到了关外，同时其他人也想偷运史书。为了防止宫内文物丢失，故宫接收委员会函请清史馆馆员朱师辙代为保管相关史料：“少滨先生大鉴，敬启者，清史馆已于六月二十八日，由衡同奎瀛兼土瑜等，暂行接收，所有文书图籍，业经封锁保管。惟查该馆书目及簿记，向不完备，殊难稽考，夙知先生熟悉该馆情形，敢请先生加入为临时图书点查员，先生对于维护文物，素具热忱，谅必乐于赞助也，专此敬请大安，故宫接收委员马衡俞同奎吴瀛沈兼士萧瑜启，七月十七日。”（《关内本与关外本》

朱师辙的父亲朱孔彰原本担任清史馆协修，后来朱师辙本人也加入了清史馆。他在清理图书时，发现自己所撰《艺文志序》已被更改，于是他将此事报告给代馆长柯劭忞，经过清查，有不少的内容都有经过金梁的改动。后来金梁又对运到关外的400部《清史稿》进行了内容的抽换，由此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版本，故后世将其称为关内本和关外本。

赵尔巽纂《清史稿》 民国二十三年排印本，2

1928年6月20日，根据南京中央政治会议决议，派遣农矿部总长易培基办理北平故宫博物院接收手续。因为易工作繁忙，故选派李宗侗负责具体的接收工作，而李宗侗为易培基的女婿。转年2月，易培基被正式任命为故宫博物院院长。

然而到了1929年12月24日《华北日报》第二版刊登了一则“本市消息”，其题目为“赵尔巽等所编之《清史稿》反革命反民国藐先烈——故宫博物院请行政院禁止发行呈文”这则消息的按语中称：“故宫博物院对于清史稿一书，曾聘史学专家，详加审查。其审查结果，发现反革命、反民国、藐视先烈、体例不合、简陋错误等十九项。业已呈请国府行政院，禁止永远发行。”

本消息刊发了“呈文”的全部内容，其中李总统写道：“辛亥双十武汉革命，实中华民国建国之始，而《清史稿》本纪二十五，竞书曰：‘宣统三年八月甲寅，革命党谋乱于武昌。’又《瑞澂传》亦书曰：‘越月，武昌变起。先是党人谋乱于武昌，瑞澂初闻报，惊慌失措，漫不为备。’又《恒龄传》：‘恒龄抵宜昌，鄂乱作。’夫赵尔巽等受民国政府之令而修清史，竟谓建国为作乱，其反革命之意，莫此为甚。”

这是“反革命”一条中指出的问题，而关于“藐视先烈”一条举出的例子则为：“革命之成，先烈之功居多。凡系民国人民，宜何等钦仰，而《张曾敭传》，于徐烈士锡麟则书曰：‘刺恩铭。’而不标其革命之历史，意谓其非革命。于秋瑾烈士即书曰：‘阴谋乱。’而尤奇者，彭烈士家珍之杀良弼也，路人皆知，而《良弼传》，竞书曰：‘一日，良弼议事归，及门，有人据掷炸弹，三日而卒。’曰有人而不指明彭烈十者，盖取春秋称人贱之也之意，其藐视先烈，抑何其深。”

呈文发出后在社会引起很大的反响，而呈文的执笔者就是李宗侗。李宗侗乃名人之后，他是李鸿藻之孙、李煜瀛之子，如前所言，他又是院长易培基的女婿，他为什么要写这篇呈文呢？李宗侗在所写《查禁清史稿与修清代通鉴长编》一文中讲到了当时的背景：

这是我在四十余年前所作的请查禁《清史稿》一文，原稿久已不存，最近由台大历史系研究生何烈为批评《清史稿》及《清史》，得见民国十八年旧报，特抄录一份，旧稿重见，我之喜可知也……后来，故宫博物院同人名义上担任审查《清史稿》，而实际上无人负责，到了民国十八年，国民政府又数次电责催办，院中无法，只好由我这秘书长担任，费了半月之力翻阅《清史稿》全书，找出十九条证据作成呈文如上，其实若多费些时间，必能找出更多证据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