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暴亡，是满清重大谜案之一，迄今未解，有意思的是，关于雍正死因，只有满清的《清实录》说是正常病死，其余野史，如《清宫秘史》、《清宫十三朝》、《满清外史》、《清宫遗闻》、《清代述异》、《梵天庐丛录》等，皆言雍正遇刺身亡。

更有意思的是，雍正暴亡后第一时间在场、知晓雍正死因真相的两个要人——鄂尔泰和张廷玉，都只字不提雍正死因，而都有惊恐慌乱的表现，此足以反证出：雍正死因有重大的难言之隐。

中国社会官本位传统根深蒂固，因此国人一边倒地认为野史不可信，而必须以官史为据，官史说是什么就是什么——因此，野史中的“雍正被刺”说，不值一晒。

事实上中国自唐以来，历代王朝皇权对史官的干预逐渐加强，而满清因其少数民族政权的属性，对治史，尤其没有自信和器量，满清的官史，其破绽水分之多，在历朝历代中官史中是空前绝后的。

举例来说，明朝尽管对史官干预颇重，但朱元璋杀戮功臣、明世宗遭宫女群起攻击几乎殒命等都在《明实录》中有明确的记载，但满清的皇太极遭毒杀疑云、顺治出家疑云、雍正夺嫡疑云、孝庄下嫁案、嘉庆雷毙案、光绪毒杀案等都在《清实录》中找不到一丝痕迹，尤其是光绪被慈禧毒死的迹象非常明显，而且证据也很充分，《清实录》中却连个情节都没有………。

其实，外表光鲜的《清实录》破绽百出，对雍正之死的记载，就是其破绽百出的典型之一。

《清实录》之《雍正朝起居注册》记载: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一日，上不豫，仍办事如常。二十二日，上不豫，子宝亲王、和亲王朝夕侍侧。戌时，上疾大渐，召诸王、内大臣及大学士至寝宫，授受遗诏。二十三日子时龙驭上宾。大学士宣读朱笔谕旨，宝亲王（即乾隆）即位。二十三日晨奉大行皇帝黄舆返大内，申刻大殓。”

《清实录》的记载，把雍正之死叙述为两天的过程，给人一种急病病死之象。

但这个记载，与雍正之死的目击证人张廷玉的记载多处不符。张廷玉在其日记《年谱》里说：

“八月二十日，圣躬偶尔违和，犹听政如常，廷玉每日进见，未尝有间。二十二日漏将二鼓，方就寝，忽闻宣诏甚急，疾起整衣趋至圆明园，内侍三四辈待于园之西南门，引至寝宫，始知上疾大渐，惊骇欲绝。庄亲王、果亲王、大学士鄂尔泰、公丰盛额、讷亲、内大臣海望先后至，同至御榻前请安，出，候于阶下。太医进药罔效。至二十三日子时龙驭上宾矣。”

张廷玉见证：雍正死前根本没有《清实录》中所记载的“不豫”的过程，直到八月二十二日白天，雍正帝还听政如常，而且和前几天一样，当天还见了张廷玉，这显示出雍正死前身体很好，他的死是突如其来的。

但《清实录》却记载：

“二十二日，上不豫，宝亲王（即后来的乾隆帝）、和亲王朝夕侍侧”。

就是说，八月二十二日白天雍正的身体已经不行了，需要宝亲王（乾隆）等人在旁侍候了。

而张廷玉证实，雍正在二十二日还听政如常，怎么需要宝亲王等“朝夕侍侧”呢？可见在这里，满清对“实录”做手脚的痕迹，太过明显。

值得一提的是，张廷玉是雍正生前最信赖的汉族大臣。他在日记中记载的时间可靠性当无问题。

雍正死亡当天（白天）身体好好的，明明可以办公，满清的《清实录》却撒谎说雍正二十二日日间就不行了，需要人旦夕侍侧，这种“改写”，除了掩盖雍正离奇暴死的作用外，还能有什么作用呢？

对于雍正之死，《清实录》的记载，与另一个顾命满洲大臣鄂尔泰的记载也多处不符，如：《清实录》称二十二日（雍正死亡当天）宝亲王（乾隆）在侧，并说二十三日晨（即雍正死亡当日）就奉大行皇帝黄舆返大内，申刻大殓（即运送雍正尸体返京）。

这与袁枚根据鄂尔泰叙述撰写的《鄂尔泰行略》（受托所写的个人传记）完全不符合，《鄂尔泰行略》载：

“（鄂尔泰）捧遗诏从圆明园人禁城，深夜无马，骑煤骡而奔，拥今上（即乾隆）登极，宿禁中七昼夜始出。”

就是说：

一，雍正死时，宝亲王（乾隆）根本不在身边，而在北京皇宫（雍正暴亡于北京城外圆明园）！官史却说宝亲王（乾隆）二十二日就已“朝夕侍侧”。

二，《清实录》中所谓二十三日（即官方所谓雍正死亡当天）就举行返京入殓仪式——即运送雍正尸体回京，举行大丧典礼，完全子虚乌有。雍正大殓的举行，是“七日后”鄂尔泰从皇宫出来的事情。

值得一提的是，鄂尔泰是雍正最为信任的满洲大臣，没有撒谎的理由；而且从常理看，在雍正死亡的当天，就风急火燎地运送雍正尸体回京，举行大丧典礼，既困难，也没有必要，《清实录》在此问题上的破绽百出，一目了然。（且留下大疑问，满清如此大漏洞地谎称雍正死后，尸体在圆明园内未作停留，到底是想掩盖什么呢？）

其实，就连雍正死亡的时间，《清实录》都做了大手脚。《雍正朝起居注册》载：

“戌时，上疾大渐，召诸王、内大臣及大学士至寝宫，授受遗诏。二十三日子时龙驭上宾。大学士宣读朱笔谕旨，宝亲王（即乾隆）即位。”

就是说，二十二日晚，雍正还没死，鄂尔泰、张廷玉等人入内，是雍正召来的，召来之后还从雍正那里接受了遗诏。

这与张廷玉《年谱》中的记载大相径庭，《年谱》中说：入内后，诸王大臣们让总管太监赶紧请出密旨（即雍正秘密立储的密旨——雍正生前创立秘密立储制度），而总管太监却慌忙跪下说，雍正未曾提及，他不知密旨所在何处。还是张廷玉描述密旨的外观“外用黄纸固封，背后写一‘封’字者即是此旨”，总管太监才找寻取出。

多个迹象表明：雍正突然死于八月二十二日晚上七点到九点之间（戌时），《清实录》却谎称死于二十三日子时。也就是说，张廷玉等人觐见前，雍正就已经死了，所谓病重召见、传授遗诏的情节，根本子虚乌有，纯属满清伪造。因为如果在张廷玉等人觐见时，雍正还活着，能够传授遗诏的话，是根本不会出现这一幕慌乱情节的。

如“魔鬼在细节中”一样，真相也在细节中，张廷玉《年谱》中有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这个细节虽然只有四个字，却隐含着太多的信息，那就是张廷玉八月二十二晚见到雍正时的感受——“惊骇欲绝”！

雍正死时，张廷玉已是六十三岁的老臣，什么场面没见过？从常理上看：

一，如果当晚雍正真如《清实录》所说的，只是病重的话，张廷玉是不可能有“惊骇欲绝”的感受的；

二，如果当晚雍正是病死的话，不管是现今盛传的所谓中风而死、丹药中毒而死、“过劳死”，张廷玉也是不可能有“惊骇欲绝”的感受的。

久经世故的张廷玉如此惊恐意外，只能反映出：觐见时雍正不仅已死，而且死得很惨！只有被杀惨死，才能有这般强烈的震恐。

显然，张廷玉有重大的难言之隐！

与张廷玉目击后惊恐相一致的是：另一个目击者鄂尔泰，目睹雍正之死后，出现了相似的惊恐和慌乱。《鄂尔泰行略》中载，雍正死后，鄂尔泰慌乱得连夜骑骡赶回北京城——之所以骑骡，据说是因为紧急之下找不到马（这亦反映雍正之死非常突然），结果跑到北京城后，被人发现裤子上有血迹：

“人惊公左裤红湿，就视之，髀血涔涔下，方知仓卒时为骡伤，虹溃未已，公竟不知也（真的是骡子所伤吗？）。”

由此也足见鄂尔泰当时的慌乱，当时正是太平盛世，如果雍正是病死的话，这么慌乱为哪般？

而且，如果雍正是病死，鄂尔泰只要宣读遗诏拥立弘历（即乾隆）就可以了，为何要“宿禁中七昼夜始出”？显然这是在与乾隆密商什么、秘密准备什么。

显然，这反映出雍正之死，有着重大的隐情，这么大的隐情，恐怕不是“丹药中毒说”能解释的。

除了张廷玉的“惊骇欲绝”之外，还有一个细节强烈地反映出，雍正之死与行刺有关：

众所周知的是，清宫有一个历朝历代宫廷都没有的规矩，就是后、妃以外的女人入内侍寝，必须事先脱光衣裙鞋袜，裸体由太监背入供兴，而且太监需要在外面守候；历史学家黎东方考证说：乾隆之前，清宫根本没有这个奇怪的规矩，这个规矩是乾隆订立的；据清宫人传说：之所以定这个规矩，不是为了图色欲（其实这个规矩反失去了宽衣解带的房事乐趣），而是为了预防行刺——预防女人在衣裙鞋袜中藏带利器。

这就怪了，康熙、顺治和明朝、宋朝、唐朝、汉朝的皇帝们为什么从未定出这样的规矩来呢？如果不是因为雍正出了什么事，乾隆为什么要定出这个奇怪的规矩呢？

清宫的这个奇怪的规矩，不仅反映出雍正死于刺杀，更反映出雍正是被女人利用侍寝的机会刺杀。

因此，雍正死于刺杀是极有可能的。

其实，雍正遇刺而亡说，从古至今，从来就不是无稽之谈：国学大家胡适、历史学家黎东方都认为民间盛传的雍正遇刺说，并非无稽之谈，不能排除；《清代通史》的作者、历史学家萧一山更认为雍正帝很可能死于刺杀，而且广为流传的吕留良孙女吕四娘刺死雍正一说，有可能是真的，萧一山先生考证说：

吕四娘的传说并非始自后人，当日连雍正本人都听说了。雍正八年他曾经询问负责曾、吕案的浙督李卫说：“外边传有吕氏孤儿之说，当密加访察根究，倘或吕留良之孙有隐匿以致漏网者，在卿干系匪轻。”（《朱批谕旨》）可见传说之盛，也未必全无根据。

而且，雍正时期的“江南北八侠”中，甘凤池于《清史稿》有传，路民瞻、周（王寻）、曹仁父等都实有其人，吕四娘既在其中，当属实不虚。

至于野史中吕四娘刺杀雍正一说，为何多不被现代人采信？可能是因为野史中许多版本，所谓吕四娘飞檐走壁杀死雍正的夸张杜撰，败坏了可信度。但是，不能因为野史中的某些夸张，就认为野史的可信度一定不如正史，我以为，水份多多的满清《清实录》，未必比野史可信。

除了飞檐走壁的夸张外，关于雍正之死，野史中亦有比较踏实的版本，我记得有一个版本是：吕四娘打入北京城的一个戏班（杂技团）做演员，先被果亲王的福晋看中，戏班入王府表演，后又受果亲王允礼推荐，入圆明园表演，颇有姿色的吕女，在表演中被雍正看中………真正通历史的胡适、黎东方和萧一山都认为不能排除野史的雍正遇刺说，黎东方先生说：雍正遇刺是有可能的，要排除雍正遇刺说，需要开棺验尸才能排除。

真正要解开雍正暴亡的历史谜团，恐怕也只能在将来开掘雍正地宫，开棺验尸才能彻底真相大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