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绝密事件，无非就是起居注或者野史。

起居注乃是史官天天跟在帝王屁股后面观察记录的，是真的有发言权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记载起居注的也是臣子，多多少少都要给皇帝一些面子，一些在后人看来“惊天动地”的绝密大事件，那往往都是在野史上面才有所记载。

而野史，历来不被官方所承认，即便是有着很高的可信度，甚至就是真正的事实，但没有被官方史料记载其中，统统视为野史。

所以古代的官方史料，并不意味着绝对的客观事实，但肯定代表着绝对一致的主观共识，说句简单点的话：只有统治者认同的历史，那才是正史，所以这也是我国古代的“传史精神”。

“帝王起居注”正如其名，一个帝王的起居都被记载其中，若是追溯记录起居生活的历史，能追溯到春秋时期的晋国以及楚国。

晋国和楚国都有一个共同点特点，曾经强大过，强大到君王希望能把自己的具体历史记载下来，传给后人学习效仿，因为当时能看书的只有权贵，甚至“权贵”这个概念都是有着严谨范围的，可能晋国和楚国君主就只想传给自己的子孙看、所以这就是典型的“绝密事件”。

父祖以“帝王术”传承，子孙亦成帝王，这是很好的愿景。

而记载这些历史的，分别是“左史”和“右史”。

左、右史都算是史官，但不是记录朝廷大事的史官，他们都只是帝王的“私人史官”，在《礼记》中就曾提到：左史记动，右史记言，这也就说明了帝王的言行举止、一举一动都被左右史看在眼里，比如历史上的君王做出那些很著名的事，都可以视为左史记载的，而他们的名言，都是右史记载的。

能担任左右史的人物，向来也不会是小人物，比如在楚国楚灵王时期，楚国就有一名被誉为“楚国之宝”的官员倚相，他的职位就是左史。

倚相在那个时代是楚国才学最为渊博的人，他读过《三坟》、《五典》等鲜有文人能读懂的书，所以倚相有一个最让楚国君王青睐的能力：

说话好听，写书好看。

比如要说一个人不好，直接说出来的话，那就显得不好听，但伴以历史事件的暗示，那么就会显得委婉一些，同理，如果要说一个人很好，直接说出来那也是不够好的，所以我们讲君王的开明，往往会将他们比拟“尧舜”，整句话没有好字，但却拔升了人物的高度。

一般情况来说，左史的地位要比右史高，因为担任左史的人，通常都是善于谏言的大臣，他们经常跟在皇帝左右，一来记录帝王的动态，二来也适当给帝王谏言。

左右史也被后世人称为“太、内史”，这与朝廷的传统史官有着很大的不同。

到了汉代，这是一个“史料精神”崛起的时代，鉴于前代历史的匮乏，朝廷一代代在不停地改革史官制度，真正有所蜕变的，乃是汉武帝一朝，因为汉武帝时期出现了两个标志性事件宣告古代史料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一、司马迁创造出《史记》，开辟新的史书形式。

二、记载汉武帝日常生活的《禁中起居注》开始纂写，这是封建帝王起居注的最早范本。

在《史记》中，司马迁记载了很多“绝密”事件，譬如秦始皇的“陨石事件”、“密信事件”、“洞庭湖起浪事件”等等，这些事件都是当代人鲜为知晓的，可到了司马迁这里，他还能复述下来，所以司马迁的地位很高，他在史学界也被称为“太史公”，时隔那么多年的事情还被司马迁找出来，这就是极大的功绩。

可问题来了，司马迁写的《史记》，他是根据哪些史料得来的消息，这个问题是很大的问题，因此也有人在质疑司马迁写的《史记》，有极高的“杜撰性”。

譬如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司马迁就记载了一段尧和放齐的对话：

尧曰：“谁可顺此事？”放齐曰：“嗣子丹朱开明。”尧曰：“吁！顽凶，不用”。

在司马迁的笔下，尧和臣子以一种“汉代人”的语气来交谈，事实上，这本就不属于第一手史料，甚至连第二手史料都不算，因为在五帝时期，尧并不可能这么说话，所以这就代表着，“对话是司马迁”自己模拟加上的。

如此一来，这段史料的“客观性”还剩多少。

这就好比如今有人以自己的话生动有趣地复述了一段聱牙佶屈的历史，这种表达方式必然是更适合我们现代人去了解历史，可问题是，这种“读史方式”并不能代替正史的内容，复述只能被视为“杜撰”的过程，并非是原始史料。

所以在学术性上来讲，《史记》天然有着它的不足之处，那就是有作者的主观性存在，所以自《史记》以后，各代朝廷的正史，都以“原始史料”为行业标准。

比如在晋代，皇帝翻看汉代的历史，上面所写的皇帝语录，这就有很高的真实性，因为汉代有专门的史官来编撰帝王的起居注，这些话不是后人杜撰的，乃是真真实实放在汉代书库里的原话，这就保证了史料的正统性。

起居注这一种“史料方式”的习惯养成，对我国传统历史文化的延续和传承是有着极大积极作用的，中华民族何以对过去的历史有着清晰的了解，就是基于这种精神，所以历朝历代的起居注史官地位都很高，皇帝对这些史官也从来不敢过分对待，大部分皇帝都还是尊重史官这个职业的。

即便是以鲜卑人为主的北魏政权，都依然没有丢掉这个优良的传统，要知道，与汉代一同发展的匈奴，他们本身就是没有记载历史的习惯，所以关于汉代的匈奴，关于他们的历史大多数都只能在《汉书》中看到，说白了，就是中原王朝顺便帮他们记载一下。

所以对于游牧民族而言，史料的缺乏、历史精神的忽视让他们的文化处在一种矇昧的阶段，为了弥补这种缺失，他们便更注重史官的设置，所以北魏时期，关于记载帝王起居注以及历史的史官就有好几个，譬如有管理所有史官的“起居令史”，又有审核以及矫正的“修起居注”，更有连睡觉吃饭都跟着皇帝的“监起居注”。

试想一下，一个皇帝睡觉都有人在旁边看着，这种效果和如今的“监控摄像头”又有多大的区别，或许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人是主观输出的观察者，监控是客观输出的观察者，但只要不涉及太复杂的政治、道德问题，史官一样会把真实的情况写出来，基本上还是能够相信的。

这也是很多我们在后世学习中所看到的一些“帝王密辛”的来源，史官们也根本不用猜测、杜撰，他们就是第一现场目击者，是最有发言权的见证者。

在历史文化中，历代的史官都是“精神伙伴”。

比如汉代的司马迁、班固等人，与西晋时的陈寿、宋代的欧阳修、司马光等等各种史官，他们有着他们独特的“跨时空沟通”方式。

一本史由前朝史官写出来，到了本朝的史官手上，他该如何删减是有着一定规律的，删减不代表抹去事实，而是选择具有深刻意义的事件用以阐述道理，同样的，本朝史官对本朝皇帝历史的记载也大多是同样的规律。

所以史官是一批很特殊的人，他们有着他们的方式了解过去的历史，复述过去的历史，在常人眼中，他们似乎是无所不知，这就是历代史官独特的魅力所在。

说完了正史起居注，那么再说说野史的作用。

野史，其存在的意义并非像名字一样“不靠谱”，野不代表不靠谱，大致可以理解为“非官方”的意思，所谓的野，并非是野性、野蛮，而是代指朝廷之外，唐代著名的奸相李林甫为了哄骗唐玄宗，故意截断普通人才上升的渠道，谎称民间已经没有人才了，因此有一个成语叫“野无遗贤”，这个野，就是朝廷以外的意思。

纵观历代野史，最明显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

反儒反道德。

一般来说，对于三皇五帝的历史，我们以《史记》为标准，而在《史记》中，这些上古先贤都是以禅让的方式传位，并且和臣子之间十分和谐，道德感拉满，儒家也以此为教育皇帝的精神理念。

但在西晋时期，一堆成书于周代的“竹简”因为被人盗墓从而面世，这些竹简正是《竹书纪年》。

按理说竹书纪年的时间很早，它的存在本身就有很高的话语权，是不折不扣的第一手史料，但问题是，《竹书纪年》因为记载三皇五帝之间的“权斗”从而被儒家封杀，这些内容赤裸裸地暴露了人性，把儒家营造的“道德感”全部击溃，这是儒家所不能接受的。

历史告诉我们，舜的领袖之位是尧“禅让”的，可《竹书纪年》却说：

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

这个说法可谓是“破天荒”，原来舜也是篡位夺权，还囚禁了尧，最可怕的是，这种说法非常符合人心，事实上，中国古代的封建王朝，大多数时候都处于“篡权”、“政治斗争”的环境中，所以《竹书纪年》更符合人性，反而是儒家所营造的一种夸张的“道德感”让人难以置信。

可《竹书纪年》仍然被部分学者认为是野史，不可信。

从客观的角度来说，成书比《史记》更早的《竹书纪年》竟然还不如《史记》官方，这说起来就非常可笑，但不得不承认，这就是前面提到的，一种传统的“传史精神”。

但所幸的是，不是每一个抄到的史官都排斥所谓的“野史”，他们也会从时间、人性的角度适当采纳，比如司马光，他所编写的《资治通鉴》，就有很多过去官方史书没有的内容，所以他被视为继司马迁之后的另一位历史伟大改革者。

譬如宋代著名的女统治者”刘娥”，在《宋史》中她是高贵的节度使后裔，可司马光就直接地写出来，刘娥就是一个舞女，后来二婚嫁给了宋真宗，如果按照传统的儒家精神，那这样写刘娥就是“反道德”了，可司马光还是这么做了，这就是史官的职业道德问题，愿意粉饰人性，那就好话说尽，愿意正视人性，那就直面劣根。

因此，历史的获得并不难，难是难在史官愿意给你们分享哪些历史，什么历史是他想给你们看到的，什么历史又是他不想给你们看到的。

而这种传承，也就汇成了我们如今的古代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