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实录(全60册),djvu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7月北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清晰度:清晰体积:7.11GB清实录(全60册),djvu1-8册(完成)《清实录》全称《大清历朝实录》,共四千四百八十四卷,是清代历朝官修史料的汇编。除全局总目、序、凡例、目录、进实录表、修纂官等五十一卷外,其中《满洲实录》八卷、《太祖实录》十卷、《太宗实录》六十五卷、《世祖实录》一百四十四卷、《圣祖实录》三百卷、《世宗实录》一百五十九卷、《高宗实录》一千五百卷、《仁宗实录》三百七十四卷、《宣宗实录》四百七十六卷、《文宗实录》三百五十六卷、《穆宗实录》一百七十四卷、《德宗实录》五百九十七卷,以及《宣统政纪》七十卷。各朝实录,篇幅不等,记事细目多寡不均,但主要类别大多都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及自然现象等方面的内容。《清实录》是清朝历代皇帝统治时期的大事纪,用编年体体例记载了有清一代近三百年的用人行政和朝章国故。清朝十二个皇帝,有十一个编纂了实录。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在位仅三年就被辛亥革命推翻,仍由原修《德宗景皇帝实录》的人员完成了《宣统政纪》。此书虽不再用实录的名称,但体例与实录无异。清朝沿袭自唐代以来的旧制,上一代皇帝死后,由新即位的皇帝命大臣开馆纂修上一朝皇帝实录。
清代的实录馆是一个临时性机构,开馆后,从宫内调取上谕、朱批奏折,从内阁调取起居注及其他原始档案,由修纂官整理,按时间顺序和纂修凡例加以编辑。由于实录主要记载封建帝王的言论和活动,并将传之后世,涉及最高统治者的切身利益,直接关系到他们身后的名声,所以最高统治者对实录有着异乎寻常的关注。在确定编修人员时就非常慎重,按照惯例皇帝往往让最信任的贵戚担任监修,特别是监修总裁官、总裁官和副总裁官等高级官员,多为皇帝的亲信重臣,以保证实录的编纂工作按照皇帝的意愿进行,不致留下对其不利的记载。另外,编修一朝皇帝的实录堪称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所以在担任实录编修工作的人员中,也有相当多的当时名震一时的文人学者。《清实录》是经过整理编纂而成的现存的清史原始史料,是研究清代历史必须凭借的重要文献。但在清代,实录从未刊布,只缮写若干部藏书于京师、盛京两地的宫禁之中,极少有人能够阅读。198611月,中华书局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皇史大红绫本上书房小黄绫本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定稿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收藏的乾清宫小红绫本辽宁省档案馆收藏的盛京崇谟阁大红绫本等版本,相互补充,出版了比较完整的《清实录》影印本。一、《清实录》现存情况《满洲实录》是清太宗时修清太祖努尔哈赤实录的一种。
又名《清太祖实录战迹图》,共有四部。绘有满洲起源传说及明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起兵叛乱后征战事迹图,附以满、汉、蒙文说明。这部书每页分成三栏,分别用满、汉、蒙三种文字书写,并配有插图。第一部绘写本成书于天聪九年(1635),第二、三部绘写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第四部绘写于乾隆四十六年(1778)。四部实录分别收藏在乾清宫、上书房、盛京、避暑山庄。现存只有上书房本,收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1930年辽宁通志馆曾根据盛京本影印,无满、蒙文。1934年辽海书社将原图缩小四分之一再次重排。对于太祖至穆宗这十朝实录究竟缮写几部,历来说法不一。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后清点实录,所见太祖、太宗、世祖(以上三朝为雍正、乾隆间校订本)、圣祖、世宗、高宗、仁宗、宣宗、文宗、穆宗十朝实录满、汉、蒙文本各有四部。另外,盛京崇谟阁藏有十朝实录满、汉文本各一部,共计满、汉文本实录五部,蒙文本实录四部。这五部汉文本实录习惯上按装潢和开本大小,被称为大红绫本、小红绫本、小黄绫本。大红绫本两部,一部收藏在皇史成,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一部收藏在盛京崇谟阁,现藏于辽宁省档案馆。小红绫本两部,一部收藏于乾清宫,现藏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一部收藏在内阁实录库。
小黄绫本一部,收藏在内阁实录库,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德宗景皇帝实录》两部。一部大红绫本,收藏在皇室成,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进实录表》所署日期是“宣统十三年十二月”(1922),缺同治十三年十二月(1875)至光绪二十一年九月(1895)部分,三百七十六卷。一部小红绫本,现藏于辽宁省档案馆,《进实录表》所署日期是“宣统十九年”(1927),也已残缺不全。北京大学图书馆现藏有完整的《德宗景皇帝实录》定稿本。之所以称它为定稿本是因为它每卷前面都有监修总裁、正总裁、副总裁等阅签字样,有的卷中夹有要修改的签条,经查勘正文,大都已照签条作了改正。有的签条虽然稿本正文未改,而清抄后的大、小红绫本也均已改正。《宣统政纪》有一部大黄绫本,原由溥仪个人收藏,七十卷。现藏于辽宁省档案馆。辽海书社1934年据清史馆所存稿本印行,四十三卷。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宣统政纪》定稿本,二、前三朝对实录的修改情况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实录,在成书之后,又经过几次修改。修改的地方,有些属于对人名、地名、字句的统一和改正错字等技术性问题,有些则是根据统治者的需要,增删了内容。《太祖武皇帝实录》,成书于崇德元年十一月(1636)。
顺治初年多尔衮摄政时期曾下令修改;福临亲政后重修,顺治十二年(1655)成书。康熙二十一年(1682)又重修,二十五年(1686)成书,书名该称为《太祖高皇帝实录》,十卷。雍正十二年(1734)重新校订,乾隆四年十二月(1740)成书,书名、卷数同于康熙朝重修本。太祖朝实录原应有五个版本,汉文写本现存只有雍乾校订本。铅印和影印本有三种:《太祖武皇帝弩儿哈奇实录》四卷,故宫博物院1932年铅印;《清太祖努尔哈赤实录》十卷,故宫博物院1931年据内阁实录库雍乾本铅印;《太祖高皇帝实录稿本三种》(初修存七册,再修存五册,三修存卷一至卷三),是康熙年间重修时的稿本,罗振玉在1933年以“史料整理处”名义影印出版。研究人员将雍乾校订本与《太祖武皇帝弩儿哈奇实录》相比发现雍乾本删去一些有研究价值的史料,如孟革卜卤私通嫔御欲谋篡位,大妃殉帝出于被迫等等。《太宗文皇帝实录》初修于顺治六年(1649)多尔衮摄政时,顺治九年(1652)福临下令重修;康熙十二年(1673)又修,康熙二十一年(1682)成书,六十五卷。雍乾时又校订,乾隆四年十二月(1740)成书,卷数不变。《太宗文皇帝实录》共有四个版本,现在可以看到的汉文写本只有雍乾本。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有一份手抄材料,用黑红两色笔校勘雍乾本和顺治本的异同,从这份材料中可以看到,雍乾本在内容上也有删改。如顺治本中平安贝勒都都生前从不向别人问疾、吊丧;太宗死后敦达里、安达里殉葬的情况都不见于雍乾本。《世祖章皇帝实录》初修于康熙六年(1667),康熙十一年(1672)成书,一百四十四卷。这部实录也在雍乾时校订过,卷数未变。现存汉文写本现存只有这一部,初修本早已缺失,无法进行内容比较。《清实录》的修改在我国整个实录编纂史上并不是特别突出和严重的偶然现象。对《清实录》的修改,主要集中在对前三朝太祖、太宗、世宗上,其它各朝实录则少有。三朝实录的早期修本比定本更多地保存了清开国之初一些史事的真相。康熙朝以后各朝实录的篡改修订, 在历史并没有明文记载。但与蒋良骐、王先谦的《东华录》对照看,也可看出部分篡改痕迹。 雍乾时重新校订实录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几个:称满洲人与华夏人不是同一脉源,从未被其他 政权管辖过,掩盖女真族曾被明朝统治的真相;回避满清入关初期血腥镇压反清起义的暴行。 三、《清实录》的影印本 现在海内外流传的完整的《清实录》,是伪满洲国“满日文化协会” 据盛京崇谟阁藏本影印的太祖至德宗十一朝实录及《满洲实录》、《宣统政纪》,由日本大藏 出版社1936 年出版,共印三百部。
另一种是台湾华联出版社据伪满本翻印的,1964 年出版。 实际上两种影印本是同一版本。据说台湾大通书局也曾出版过《大清历朝实录》,但国内并没 有这一版本。 伪满本《德宗景皇帝实录》与北京大学藏定稿本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大红绫残本比较, 在涉及清政府对外关系等问题上有不少差异。如定稿本和大红绫本中的“倭”、“奸细”、“寇” 等字样,伪满本分别以“日”、“敌探”、“敌”等代替。又如定稿本(大红绫本缺失)中“三 国允与日本议归辽地,帮助到底,毋须派员豫议”,伪满本改作“三国现与日本议归辽地,通 知我方,毋须派员豫议”。“俄国既有帮到底之说”,伪满本改作“俄国有保全和平之说”。 《德宗景皇帝实录》伪满本与定稿本和大红绫残本在文字上产生歧异的原因大概有两种: 一是缮写小红绫本时做了改动,二是伪满洲国在影印时所改。经过比较发现,对个别字句的 修改多属于伪满洲国影印时特意改动的。其中删除的大段文字由于大红绫本的残缺已不能确 定是缮写清本时删去的还是伪满洲国在影印时改动的。但从删去的内容来看,主要集中在光 绪二十年、二十一年两年间有关中日战争的记载,由此不难推测,这大概也是影印时删掉的。 中华书局1986 年影印的《清实录》采用了与伪满洲国影印的不同底本。
《满洲实录》采用 原上书房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版本。太祖至穆宗十朝实录以原皇室成现藏于中国第一 历史档案馆的大红绫本为主,缺者用原藏乾清宫现藏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的小红绫本补配。《德 宗景皇帝实录》和《宣统政纪》用的是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定稿本。有研究价值的定稿本 中的修改签条也缩印放在相关位置上。 四、《清实录》的研究价值 实录在选材方面存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编修实录所依据的材 料被御用修纂官们收集、采录后又经过严格的筛选,甚至歪曲和篡改,鲜明的反映了统治者 的意志和愿望。二是选材过于注重对皇帝谕旨等诏令文书的记述,而对于臣下的奏折和文书 则只字不提或只少量的记述被皇帝御批过的。从而使得实录的选材范围显得过于狭窄,文种 过于单一,以至人们只易从实录中看到皇帝所发之谕旨,却少见臣工所上之奏折,也就难以 了解各级官府及地方对诏旨的执行情况,无法获知某些历史事件的原委和经过,从而在一定 程度上降低了史料的参考价值。 《清实录》与其他各朝实录一样,都是以皇帝为中心的大政日志,逐年逐月逐日排列皇帝 的活动诏谕和臣工奏议。《清实录》对皇帝一律歌功颂德,于皇室内部统治集团内部的争 权斗争,以及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多有粉饰掩盖,甚至不惜一改再改。
但《清实录》 毕竟汇集了大量原始文件资料,是现存的清史的原始史料宝库。 对于《清实录》的史料价值,历年有所争议。清末民初的一位学者说过:清十朝实录不啻 是一部十朝上谕。每每有人谈前清历朝实录的多次篡改,便认为其史料价值远不如档案或私 人著述。但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清实录》不是信史,或不足为据。事实上,尽管《清 实录》历朝多次修改,讳饰之处甚多,不如原始档案资料或私人亲见亲闻之记载更为确凿可 靠,然而整个一代近三百年间按年按月按日、这样翔实有系统的记录,世上没有第二部书可 以与之相比。它以皇帝的活动为中心,记录了与国家大事密切相关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 另外,实录的记述内容务求详尽。不仅记载皇帝的言行动止,而且还记载了某些大臣的政绩、 法制政令、吏制科举、人丁户口、藩邦外交、文化经藉、兵役征战等方面的历史资料,因此 成为记录清代历史的珍贵文字资料。虽有曲笔隐讳,又经多次篡改而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重大 缺憾,但它毕竟是由一代各种史料汇编而成的一部重要史籍。尽管有“实录不实”的情况存 在,但实录的不实大都是在涉及封建最高统治者切身利益的问题上,体现在对史实的评价方 面。而对其它一些史实,特别是对基本史实的记载,如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等方面的记载 却是比较真实、准确、可信的。对于研究清朝政治经济社会历史仍然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清实录》(中华书局版)影印说明 《清实录》影印本,包括《满洲实录》、太祖至德宗十一朝实录,以及附印的《宣统政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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