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实证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主题）

中华文明五千年生生不息地传承，留下了汗牛充栋的文化典籍。这些典籍文献是承载中华文化的主要载体，也是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的主要承载者和见证者。众所周知，清朝纂修的《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收录有3400余部图书，并著录存目了6700余部图书，总计收录和存目文献达1万余部，几乎囊括了清中期以前所有传世的经典文献,被誉为中国“传统文化之总汇，古代典籍之渊薮”。因此，《四库全书》就是中国文化与中华文明生生不息传承的例证，更是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的承载者和见证者。《四库全书》收录的种类繁多的典籍文献、包罗万象的知识系统、丰富精深的思想内容，都是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强大厚重的历史实证。

收录的文献典籍及编纂时间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特征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从未中断的文明，五千年文明发展一直绵亘至今，而且不断奔涌向前永无止境，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特征。这一特征，在《四库全书》中也有着多方面的体现。

首先，从《四库全书》收录典籍的编纂时间上看，从上古至清代中叶一直延续不断，几乎每个时代都有典籍文献被收录其中。先秦时期是中华文化的兴起时期，《论语》《孟子》《荀子》《韩非子》《孙子》等诸子百家著作是这一时期文化的典型代表，它们就收录在《四库全书》之中。秦汉至明清，中华文化不断走向繁荣，名著杰作不断涌现，典籍文献编纂成就辉煌。因而，《四库全书》收录了秦汉至明清时期的大量文献著作，种类繁多，数量庞大，不胜枚举。总之，《四库全书》收录著作，具有明显的连续性特征。

其次，从《四库全书》文献内容所涵盖的时间范围上看，也具有明显的连续性特征。这一点，可以举《四库全书》收录的二十四史来证明。二十四史中第一部著作——《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为纪传体体裁的创立者，所记载的时间范围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记载了三千多年的史事。《汉书》继《史记》而起创立纪传体断代史，记载了西汉一朝的历史。自《汉书》而后，易代修史成为中国史学的传统，后来的二十二部正史就在这一史学理念之下修成。自司马迁《史记》至清官修《明史》，这二十四部正史完整地记载了自传说中的黄帝到清乾隆初年的中国历史的变迁，典型地体现了中国文化与中国文明的连续性特征，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创新求变思想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提供了丰厚精神滋养

中华民族向来崇尚创新创造，具有革故鼎新的文化传统。中华文明能够历经5000年历史变迁始终保持生机活力，就得益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熏陶下形成的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精神品格。创新性是中华文明的又一个突出特征。随意翻开《四库全书》，有关中华文明创造性创新性的内容和思想几乎触目皆是，遍布字里行间。

首先，我们从《四库全书》文献著作的思想视角观察，很多文献著作中都有变革创新的思想主张。《诗经·大雅·文王》中就有“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言论，这是周初统治者为了不重蹈殷商覆亡旧辙而进行的深刻反思。古老的经典《易经》特别强调变易求新的意义，有关于此的语句论述繁多，如“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等，这些论述都鲜明地表达了革故鼎新、应时而变的思想。《礼记·大学》则力倡除旧布新，提出了“作新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经典创新主张。上述这些饱含创新思想的例证，都来自于上古中华文化的元典，这显示了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创新思维与创新精神。

其次，我们可以从发明创造的层面来观察中华文明的创新性特征，《四库全书》中就记述了很多中国历史上的发明创造，这是中华民族富于创新性的直接例证。中华先民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秉持“丹心未泯创新愿，白发犹残求是辉”的信念和“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的追求，为人类贡献了难以计数的发明创造。完全可以这样说，创新精神深深熔铸于中华民族的血脉基因中。《四库全书》中记载的很多中国古人的发明创造，至今依然让我们引以为傲。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在《四库全书》中几乎都有记载。《四库全书》中除了关于四大发明的记载外，还有很多古人发明创造的记载。这都充分地确证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创新精神、富于创新思维的民族。创新求变的思想早已深深积淀于中华文明基因中，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提供了丰厚的精神滋养。

“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

中国历来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热爱统一的民族，统一性是中华文明的一个强大精神标识。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论断是对于中华文明本质的深刻洞察。纵观中国历史，即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历史的铁律：统一始终是中国历史的主旋律，是中华民族的合奏曲，是中华文明的大基调。一部中国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统一性无疑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突出特征，这一点我们还是可以从《四库全书》文献的思想和内容中得到充分证明。

第一，《四库全书》文献中记载着很多主张国家大一统的思想言论。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先贤就已经提出了政治一统的目标。《尚书》中就出现了“协和万邦”“九州攸同”的主张，而《诗经》中更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经典论述。《公羊传·隐公元年》首次开宗明义地提出了“大一统”的政治思想。西汉董仲舒提出“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的政治主张，这一主张记载于《汉书·董仲舒传》。

第二，收入《四库全书》中的二十四史，无一不以大一统思想作为编纂要旨。中国大一统政治格局和政治传统，从秦汉王朝确立和古代大一统国家统治就得以形成了，并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和社会，进而积淀为中国文化的基因。司马迁在海内一统历史大背景下写成的《史记》，就高度肯定了秦汉大一统的历史功绩。《元史》描述了元朝辽阔统一的统治疆域，肯定了元朝“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的历史功绩。

第三，《四库全书》中的很多典籍文献记载了中华各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创造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史记》之中就设置《匈奴列传》《大宛列传》《西南夷列传》等六篇少数民族列传，详细记载了边疆少数民族与中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除了《史记》，“二十四史”中的其他正史大多有少数民族列传的设置，详实记述了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创造中华民族历史的事实。这些记载也是中华各民族心向统一、不断交融凝聚的历史确证。因此说，中华文明具有统一性的突出特征，它有着坚实的历史实证与牢固的中华文化基因。

中华文明善于兼容并蓄的包容性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爱好和平闻名于世。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宽宏博大的胸襟，是其历经五千年绵延不断、长期繁荣、历久弥新的重要原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展开中华文明的5000年的历史画卷，就是一幅中华文明一直兼容并蓄、不断创新升华的历史长卷。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到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从“洛阳家家学胡乐”到“万里羌人尽汉歌”，从边疆民族习用“上衣下裳”“雅歌儒服”，到中原盛行“上衣下裤”、胡衣胡帽，以及今天随处可见的舞狮、胡琴、旗袍等，展现了中华各民族文化的互鉴融通。中华文明始终以开放胸怀同世界其他文明开展交流互鉴，不断吸收世界文明的有益滋养，为中华文明发展注入新鲜养分。中华文明善于兼容并蓄的包容性，在《四库全书》之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首先，《四库全书》文献典籍中有很多主张思想包容、文化兼容并蓄的论说。《尚书·君陈》即有“有容，德乃大”的议论。孔子提出“三人行，必有我师”“君子和而不同”“吾日三省吾身”的主张，这不仅是谦虚好学的态度，更是一种雍容大度的文化胸怀，主张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的相互尊重、包容和互相学习。道家也反对囿于自我狭隘的格局，主张不断地学习新知、超越自我。

其次，《四库全书》的典籍文献的种类和内容也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气度恢弘的包容性特征。《四库全书》所收录的文献种类，经史子集并聚，古今中外汇成一炉，呈现出典型的包容性特征。自上古至清乾隆时期的各种文献典籍，甚至还有很多外国人的著作都被收录《四库全书》之中，典型体现了多种文化交融汇聚、共创中华文明辉煌的文化景象。《四库全书》中的文化内容，更是包罗万象，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学、哲学、历史、地理、天文等众多方面，儒、墨、名、法、道、释、西学等等百家文化兼具。《四库全书》知识内容渊博浩淼，文献种类容纳百家，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无与伦比的宏大格局，堪称中华文明具有包容性的最佳注脚。

再次，《四库全书》的很多文献内容记述了中华各民族和平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记载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史实。在二十四史以及一些文集与诗文中，广泛记述了这些方面的内容。如昭君出塞、文成公主入藏、俺答封贡等各民族和平友好交往的记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魏孝文帝改革等各民族文化交融的记述；佛教入华、遣隋使、遣唐使、西学东渐等中外文化交流的记述等等。这些记述，以历史的实证证明了中华文化的兼容并蓄、宽广恢弘的包容性特点。

综上所述，《四库全书》是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的承载者和见证者。无论是《四库全书》中所收录的典籍文献的种类和数量，还是其中包罗万象的知识内容与丰富精深的思想意涵，都是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强大厚重的历史实证。

（侯德仁，作者为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