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事录》的真伪是一个涉及文献学，历史学的学术问题，也是一个涉及到民族情感的非理性问题，谈及学术问题，明粉或明黑预设立场这让人怎么谈？俞本的《纪事录》早已失传，今本的《纪事录笺证》，前身为《明兴野记》。《明兴野记》是由陈学霖在台大图书馆所发现，其中钱谦益在《国初群雄事略》中引用《纪事录》的段落，《明兴野记》都有，由此推断此书是《纪事录》所改编。《明兴野记》的序在发现时便已残缺，能看到的部分，是说因原名不雅，故改为《明兴野记》云云，并说刊印时间是天启六年（与《国初群雄事略》同年），署名是张大同 。李新峰先生是从陈学霖处得到《明兴野记》，并由此认定这就是俞本的《纪事录》。

关于《纪事录》（明兴野记），李新峰先生在“再论明初俞本《纪事录》的史料价值”说：“很可能系初刻,且忠实于原文”

(1)《纪事录》很可能系初刻,且忠实于原文。存世者为海内孤本,但刊刻粗率,错讹甚多,校勘非常困难。(2)作者用心搜集史料,详细记录其亲历的重大历史事件的细节,但学养有限,文辞鄙陋,晚年著述回忆错乱,导致原始材料编排错讹百出。(3)《纪事录》所记之事皆可考可证,绝非杜撰,作者直抒己见,全不顾及为尊者讳,但仅凭一己之好恶,难免记事偏颇,甚至是非颠倒。总之,《纪事录》是元末明初一位社会下层的亲历者以无所顾忌的理念写成的回忆录类野史,它提供的独特而细致的史料非常珍贵,可是只有经过相关史料的检验对照,并分析作者存真或致误的可能性之后,方可徵信。

然而，“很可能系初刻,且忠实于原文”的《纪事录》（明兴野记）却莫名奇妙的避讳 “金”、“夷狄”等种种内容，如：

《明实录》中的

宋遭辽、金之窘，将士疲于锋镝，黎庶困于漕运

在《明兴野记》变成了

宋窘于辽，将士疲于锋镝，黎庶困于漕运

《明实录》中的

以致终宋之世，神器弄于夷狄之手，腥膻之风污浊九州，遂使彝伦攸斁，衣冠礼乐，日就陵夷

在《明兴野记》变成了

岁愈多艰，终被元伐。谋臣妄诞，贻笑至今

自称是刊于明代的《明兴野记》有如此种种莫名的避讳，李新峰先生的意思是《明兴野记》中的才是朱元璋的原话，实录为假，实录上的是后来文人加工的结果。

把“神器弄于夷狄之手，腥膻之风污浊九州”说成是文雅的套话，是很奇怪的。而在清朝，这类“文雅的套话”恰恰就是刺耳尖刻的“忌讳诞妄字句”。乾隆时期大肆抽毁篡改古籍，就是集中在这类所谓“文雅的套话”上的。

而此处内容是朱元璋发给蓝玉的一份敕书，是一份书面文件，属明朝官方档案的内容。

《明实录》本身就是明朝官方编修的，《明实录》记载的“敕书”内容自然是第一手史料。虽然现版本《太祖实录》为永乐时期编修，朱棣为了提高自己的形象，必然在《太祖实录》中对自己有关的史事有加工甚至改动。

但这则敕书，和朱棣本人毫无关系，不存在改动的理由。而若说朱棣的民族思想强烈，特意命文人把“神器弄于夷狄之手，腥膻之风污浊九州”这类内容加上去。那《太祖实录》中朱元璋登基祭告文“天命真人起于沙漠”之类为何不改？ 《太祖实录》中发给高丽、日本的国书里指斥蒙元为夷狄的，莫非也是永乐时期改上去的？ 若是，那么为何不重修多处粉饰维护蒙元的《元史》？

《笺证》在此处逻辑很奇妙，《太祖实录》中的敕书含有“神器弄于夷狄之手，腥膻之风污浊九州”之类的字句便是文雅的套话，得出为后来文人加工的结论，而《明兴野记》删改此类字句，则被认为是敕书原文。且又在《纪事录笺证》里把疑点都注了一句，“或系后人羼入”，那么便与“很可能系初刻,且忠实于原文”矛盾了， 李新峰先生也无法确定这些疑点到底是来自俞本还是张大同，于是就用“或系后人羼入”一笔带过了。除此以外《明兴野记》中记载的明代宝玺与具体用法都很可疑，李新峰先生解释为可能是张大同因感兴趣而做出的增补，也有可能是俞本个人“不伦不类的写法”。

李新峰先生的《纪事录笺证》用力不可谓不勤，但却完全回避了最需要证明的地方。

那么，《纪事录》是伪书吗？

不，钱谦益在刊于天启六年左右的《国初群雄事略》中就引用过俞本《纪事录》的段落。可见至少在天启六年，《纪事录》就已经存在了。《千顷堂书目》收录了《纪事录》亦可佐证。

可若不是伪书，书中对 “金”、“夷狄”等内容的避讳又要如何解释？

这种避讳可以提供书的真实出炉年代信息，与真假的问题。

任何一个明代人都不可能做出把官方文件里的“神器弄于夷狄之手”之类的字句，篡改为“终被元伐。谋臣妄诞”这种反过来嘲笑南宋的。 若有，请举出反例，举出一个明代人，在他的书（明刊本）里做出如此篡改的。

这若不是伪书，世界上就不存在伪书。 了解四库篡改古籍模式的，很熟悉明白这就是乾隆时期篡改古籍的格式套路。

这种特征鲜明，指向明确的避讳模式，比帝王名字避讳，都更显而易见。

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所引《纪事录》文段虽与《明兴野记》有所吻合，但钱谦益却并未提及任何有关《明兴野记》的线索， 《千顷堂书目》虽收录了《纪事录》但并未提及《明兴野记》也可以佐证。

由此我们可以判断《纪事录笺证》的前身《明兴野记》是成立于清代的伪书，并非是俞本《纪事录》，

但清人若要诋毁明代历史，直接在官修《明史》上动手就可以，又何必捏造一部小众化的伪书呢？

人们在挖掘隐秘的过程之中，往往会收获一种阅读禁书的快感，进而让人以为自己从尘封的故纸堆里，挖掘出了历史的“真相”。

然而这所谓的“真相”，恰恰是伪书里隐藏的最大“私货”。

清人若如在《明史 张献忠传》诋毁张献忠一般在《明史》中塞入诋毁朱元璋的私货，则意图未免过于露骨，正经文人是不会轻易相信的

“献忠诛杀益毒。川中民尽”“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尽入城中，拆毁房屋以为薪。又发兵四出，搜各州县山野，不论老幼男女，逢人便杀”

而伪书则以留下钱谦益在《国初群雄事略》中引用《纪事录》的段落，诱导发现伪书的读者以此为线索，判断《明兴野记》就是俞本的《纪事录》。其“私货”便以这样的方式暗度陈仓，进入到了读者的脑海，成为了历史的“真相”。

俞本《纪事录》今已不存，《明兴野记》又为海内孤本， 孤证不立，除非能挖出明刊本《纪事录》对校，否则在《纪事录笺证》的前身《明兴野记》有着高度伪书嫌疑，且在到底多大程度上保留了俞本《纪事录》原貌依旧不明的当下，对其内容，需多方考证，去伪存真，方可徵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