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式的补阙

有名姓但无事迹者补事迹。陈寿《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初，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鲁国孔融、南阳许攸、娄圭，皆以恃旧不虔见诛。”孔融、许攸、娄圭等人依仗自己是曹操的故交而言行无所顾忌，被曹操视为不敬而杀掉。他们与曹操有什么故交?他们怎样依仗故交而无所顾忌?他们有什么样的言行引起曹操的嫉恨而被杀?其中的是非曲直如何看待?这里的孔融、许攸、娄圭，《三国志》虽有记录，但无独立传记，甚至字号、地望都没有记载，他们的生平更是无有记录，他们缘何被杀等问题，读《三国志》自然也无从得知。这样的地方，《三国志》确实因为行文简略而造成了读史缺失。裴松之着力对此作注，引《续汉书》《九州春秋》、张璠《汉纪》、《魏氏春秋》《世语》等书作注，依次读来，可见孔融自幼及老的生平事迹，这样的注，相当于一篇《孔融传》。同样，又引《魏略》《吴书》为许攸、娄圭立传，许攸、娄圭生平事迹。读裴松之的注文，可知孔融“天性气爽，颇推平生之意，狎侮太祖”，许攸“自恃勋劳，时与太祖相戏，每在席，不自限齐，至呼太祖小字”，娄圭“太祖以为有腹诽意，遂收治之”，历史细节得以知悉，曹操“性忌”的特点，孔融、许攸、娄圭的言行都直观形象地呈现，很多历时疑问都可以得到解答。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在这里实现了“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式的补阙。

有名姓有事迹但不够详尽者进一步补充。《三国志·蜀书·关张马黄赵传》把关羽、张飞、马超、黄忠、赵云五位人物的传记合为一传，相对于对孔融、许攸、娄圭的记载而言，陈寿对这五位重要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都有所记载，甚至有一些历史细节被记录，比如关羽刮骨疗毒的经历，尽管这样，但是相对于这五位历史人物的重要历史地位，篇幅和笔墨还稍显不足，还有相对简略的缺点。裴松之在这一合传中，对五位人物的生平事迹都有所补充。在《关羽传》“先主之袭杀徐州刺史车胄，使羽守下邳城，行太守事”一句下，引《魏书》作注：“以羽领徐州。”所注虽然简略，但是对于了解关羽的职事来说，更为完整，更有必要。

在《关羽传》张辽劝降关羽一段，陈寿用语简单：“辽以羽言报曹公，曹公义之。”张辽怎样说的?曹操怎样回应的?读《三国志》无从得知，裴松之引《傅子》作注：“辽欲白太祖，恐太祖杀羽，不白，非事君之道，乃叹曰：‘公，君父也；羽，兄弟耳。’遂白之。太祖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义士也。度何时能去?’辽曰：‘羽受公恩，必立效报公而后去也。’”既有心理描写，又有语言描写，虽然此情此景以及人物心理未必是史官所能知，但是从历史真实性上看，确实让人相信其情其景无伪。在《马超传》，裴松之引《典略》补充了“马腾”的传记，此外还引用《山阳公载记》补充了马超“智”的一面，在《赵云传》，裴松之引《云别传》补充了“赵云”的事迹，对赵云的长相、忠诚、智慧多有补充。钱大昕评价说：“裴氏注摭罗缺佚，尤为功臣。”（《三国志辨疑·序》）这种评价客观公允。总体上看，这些补阙使人物的不同侧面得到进一步呈现。从各条补注的内容和倾向看，裴松之不是简单地罗列史料以堆砌成文，而是意在补充《三国志》本传的偏颇，把历史人物完整地记录下来，其中所用史料虽有文学笔法，但也符合历史真实。这样，便使得注解和本传相映成辉，珠联璧合，满足了人们读史的需要：既知其梗概，又知其细节。换句话说，裴注使三国人物更加鲜活地进入读者的视界，这使史学传承和传播更具有推动力，使史学的接受和吸收更具有吸引力。

四、“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式的补阙

陈寿《三国志·魏书·方技传》记载华佗、杜夔、朱建平、周宣、管辂五人的生平事迹，在杜夔传下，裴松之引傅玄的《马钧传》一千余字作注文，马钧的功绩被后世所知，全凭此《马钧传》。《马钧传》一言马钧绫机改进；二言马钧复制指南车；三言马钧创制翻车；四言马钧改进连弩、发石车。马钧异乎常人的机械制造和改进工艺水平，让人叹服。实际上，裴松之这样做，是把陈寿《三国志》应该记载但没有记载的重要历史人物——马钧作了有效补充和记载。在注解时，裴松之用“时有扶风马钧，巧思绝世。傅玄序之曰”引入傅玄的《马钧传》，字虽少却但也比较重要。“时有扶风马钧，巧思绝世”这几个字简明扼要地交待了马钧与杜夔同一时代、籍贯在陕西扶风、特征是巧思绝世这三个人生要点，是对傅玄《马钧传》的有益补充和高度概括，这几个字便于人们阅读和把握千余字的《马钧传》，同时也直接说明了为马钧立传的必要性。可见裴松之补陈寿之不足的同时，也补傅玄之不足。补而再补，补中有补，裴松之的史学才华不可小觑。

此外，傅玄的《马钧传》还用很大篇幅记载了当时人裴秀对马钧的问难，以及马钧虽然巧思绝世但不善言辞的性格特点，以及马钧虽被推荐但不被曹爽重用的经历，以及傅玄“用人不当其才，闻贤不试以事”“巧无益于世”的遗憾和感叹。陈寿作《三国志·魏书·方技传》，自有其动机和想法，陈寿在此传后评曰：“华佗之医诊，杜夔之声乐，朱建平之相术，周宣之相梦，管辂之术筮，诚皆玄妙之殊巧，非常之绝技矣。昔史迁著扁鹊、仓公、日者之传，所以广异闻而表奇事也。故存录云尔。”这段文字可见陈寿记这些人物的动机是：“广异闻”和“表奇事”。裴松之把傅玄的《马钧传》以注文形式补充于此篇，比较恰当，与本传风格、动机吻合。但是，裴松之不停留于“广异闻”和“表奇事”这一猎奇层面，还把人才的识别和使用等重要社会历史问题借着注文提示出来。要不是有这种想法和动机，裴松之完全可以截取傅玄《马钧传》的奇事异闻部分作注，而不必加上裴秀问难以下至傅玄感慨一段六百左右字。

正因为这样，我们认为裴松之具有借史书注解传达其历史观念的动机和想法。在史书的字里行间有所寄寓，这是一种传统，是一种史家笔法，让史书注解有所寄寓，这也是一种传统，也是一种史家笔法。裴松之以前，在《春秋》经传中已可见史书注解有所寄寓这一传统的端绪，到了裴松之时代，裴松之的《三国志》注继承和发展着这一传统，是寓史观于史注的典范。

裴松之“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式的补阙还有一些。有学者做了统计：“《三国志》中无记载的人物，裴松之引诸书内容补充其生平事迹。在《魏书》中裴松之引鱼豢《魏略》补充的人物最多，其中有：孔桂、张特、刘鸣雄、焦先、扈累、石德林、贾洪、薛夏、隗禧、李孚、孙宾硕、杨阿若、鲍出、沐并、时苗、严干、韩宣、黄朗等。另外引《典略》《华阳国志》《楚国先贤传》《益部耆旧杂记》等书补充了孟他、应余、金元休、王异（赵昂妻）、张氏（钟会母）、马钧等24人。在《蜀书》中他引《华阳国志》《益部耆旧杂记》《典略》等补充了赵戬、文立、谯秀、李密、李邈、王嗣、常播、卫继等八人。在《吴书》中他引《江表传》、《吴录》、韦昭《吴书》等补充了高岱、于吉、陈化、杨稷、邵畴、孙惠、朱育、介象、葛仙公、贺循等十人。在《三国志注》中，裴松之合计补充了42个《三国志》中无记载的人物的生平。”

这些人物传记，堪补《三国志》本书，实现了裴松之“务为周悉”的补史目标。

今天来看，裴松之补阙式注解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把陈寿《三国志》应该记载但没有记载的人和事加以补充；二是把陈寿《三国志》已经记载但没有记载详细的人和事加以丰富。其实，不管是清人所说的“四端”还是今人所说的“两类”，这只是分析裴松之注解方法的途径。我们在分析裴松之注解方法的途径的时候，更要关注他的史学理念。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说：“缋事以众色成文，蜜蜂以兼采为味，故能使绚素有章，甘踰本质”，这句话虽然形式上为谦语，但实际上可见他的史学追求和理念：取材上广采博取，成果上超越升华。据学者统计，裴松之《三国志注》引用书目229种。从裴松之的补阙式注解来看，他的史学实践不管走了何种途径，都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他“众色成文、兼采为味、绚素有章、甘踰本质”的史学追求和理念。

这样看来，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评价裴松之时，“才短力微，不能自达……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史通·补注》）的说法未必允当。

作者简介：关雯，哈尔滨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教师。研究方向：古典诗学与文论。

文//来自于《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9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