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史学家裴松之传
裴松之(372—451),字世期,先世原为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永嘉南迁后移
居江南。东晋刘宋之际的史学家,《三国志注》的作者。
仕宦生活
裴松之出身于士族官僚家庭。祖父裴昧,官居光录大夫。父亲裴珪,曾任正员外郎。
裴松之从小喜欢读书,八岁的时候已熟知《论语》、《诗经》诸书。长大以后,他博
览各种典籍,学识日进。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391),朝廷选拔一批名门士族子弟入宫侍
卫,参与顾问咨询事宜。由于门第和本人的学识,裴松之被选中,担任殿中将军的职务。
与裴松之同时入选的琅邪王望之、会稽谢輶都是名门望族。这一年,裴松之二十岁。
晋安帝初年,东晋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强藩举兵威胁中央的战争频繁发生。隆安二
年(398),裴松之的舅父豫州刺史庾楷联合兗青二州刺史王恭等人攻打建康。兵变失败后
,庾楷投奔占据夏口的桓玄,被委任为武昌太守。庾楷为扩大自己的势力,要求外甥裴松
之西行担任新野太守。裴松之考虑此行风险太大,迟迟不肯动身。果然不久,西部几个军
阀火并,庾楷死于桓玄之手。裴松之犹豫未行,免去了一场杀身之祸。
义熙初年,裴松之先后担任过员外散骑侍郎和吴兴故鄣县县令等职。由于他在故鄣县
政绩突出,被升调回中央,改任尚书祠部郎的职务。
在尚书祠部任官期间,裴松之曾上书要求禁断私碑。东晋承汉魏余弊,官僚士人欺世
盗名之风甚盛。他们生前竞相饰情标榜,死后家人竭力堆砌华文丽藻,为其铭石勒碑。裴
松之是个严肃的学者。他认为,碑铭之作是为明示后人,所以传记必须与事实相符,而现
在弄虚作假,造成真假相蒙,使后人没有取信的标准,掩盖了历史的真象。在揭露批判这种
恶习的同时,裴松之也表露了自己对于修史和鉴别史料的某些观点。
义熙十二年(416),执掌朝政的太尉刘裕兼领司州刺史,率军北伐。裴松之时任司州
主簿随军北行。北伐过程中,裴松之始终总领府事,参与幕府机要。刘裕十分赏识裴松之
的才干,称赞他有“庙廊之才”,将他转任治中从事史。一俟晋军攻占洛阳,刘裕就把他
召回南方,委任为自己封国的世子洗马。这时,裴松之已成为刘裕集团中的重要成员。
刘宋代晋以后,裴松之历任零陵内史、国子博士、冗从仆射等职。元嘉三年(426),宋
文帝派遣十六人为大使,巡行各州。裴松之被派往湘州。自湘州归来,他将所探询的吏政
民情,归纳为二十四项条款。这次的巡视,以裴松之的任务完成为最好,因而受到了舆论
的赞扬。不久,他被升任为中书侍郎、司冀二州大中正,并赐爵西乡侯。
奉诏精注《三国志》
同年,宋文帝向裴松之表露了对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不太满意。他命令裴松之广采
三国各类史籍为陈书作注。裴松之受诏后,上搜旧闻,傍摭遗逸,经过三年的精心撰作,
终于在元嘉六年(429)七月写成《三国志注》。宋文帝看过后,非常高兴,称赞他说:“你
作成了一件不朽的事业。”这一年,裴松之五十八岁。
裴松之随注书呈给宋文帝一份《上三国志注表》,这是他对注书工作的总结。首先,
裴松之肯定了陈寿的著作。认为它叙事清晰,取材审正,是当时的一部“嘉史”。同时,
他指出陈书有过于简略、以至脱漏很多重要史实的缺陷。最后,裴松之陈述了自己作注的
指导思想,并把注文概括为补阙、备异、惩妄、论辩四种类型。
“补阙”是裴松之注书的重点。用他自己的话说,凡陈书所不记载的,而又有保存价
值的史料,注书全部予以补充。补阙大致分两个方面。第一,对于陈书中记载过于简略的
地方,裴松之广征博引,悉心增补,使读者得知比陈书更多的史实。如曹操始兴屯田为三
国时期重要的政治、经济措施。而《三国志·武帝纪》只在建安元年条下书“用枣祗、韩
浩等议始兴屯田”,如此一代大事,只有寥寥数字。裴松之则引王沈《魏书》进行补充,
联系后面《任峻传》注引的《魏武故事》,共增补有关记载近三百三十字。这样就把屯田
的前因后果、具体措施大体描述清楚了。陈寿对于当时著名的哲学家王弼的生平记载也过
于疏略,只在《钟会传》后附记“弼好论儒道,辞才逸辩,注《易》及《老子》,为尚书
郎,年二十余卒”。裴松之为王弼的生平事迹和学术思想,补充了七百五十余字。此外,
《三国志》对西北及西方各族、各国的情况也未作专篇叙述,仅于《乌丸传》、《鲜卑
传》等文中略作交待。裴注则引《魏略》对氐、匈奴、羌、西域各国、大秦及大秦属国予
以重点叙述,其中关于大秦的地理、交通、风俗、物产等方面的记载,尤为详瞻。在这方
面的注文中,裴松之有时还说明补充材料的理由,如《王粲附吴质传》注引《魏略》之
《魏太子与吴质书》后,写道:“松之以本传虽略载太子此书,美辞多被删落,今故悉取
《魏略》所述,以备其文。”又在《傅嘏传》注引司马彪《战略》前讲:“《战略》载嘏
此对,详于本传,今悉载之,以尽其意。”第二,对于陈寿记载遗漏的地方,裴松之也搜
集资料,给予添补。《武帝纪》建安十五年条下,裴注增加一个“令”(后人题称为《让
县自明本志令》)。在此令中,曹操叙述了他五十五岁以前生平抱负的变化,是曹操一篇
很重要的自传。在《武帝纪》末,裴松之注引《魏书》、《傅子》诸书,综述曹操的为
人,并补充了曹操援剑割发、多疑滥杀、生性节俭等方面的史实,都为后人研究曹操提供
了重要的资料。马钧是三国时期著名的科技发明家,陈书对马钧其人其事,只字未提。裴
松之除在《明帝纪》注引《魏略》中述其制作外,还在《杜夔传》注引傅玄序文,将马钧
生平事迹及其创造发明,用洋洋一千二百余字叙述清楚,遂使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免遭淹没
无闻的悲剧。《孙皓传》注中所引《晋阳秋》,讲到孙皓降于王濬,“濬收其图籍,领州
四,郡四十三,县三百一十三,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
三十万,米谷二百八十万斛,舟船五千余艘,后宫五千余人。”这是吴亡时全面情况,是研
究经济史难得的宝贵数字。
在裴松之所能见及的各家史著中,有很多互不相同,甚至对立的记载。
经过比较鉴别,对于这类文字,能够作出判断的,裴松之都写出结论,但对那些不易
判断谁是谁非的材料,则一并收入,留待读者或后人去分判,这就是“备异”。在封建官
僚 中,能有这种实事求是学风的人还是不多的。裴松之喜欢用“未详”、“未详孰是”、
“未知何者为误”等案语处理备异类材料 。如《武帝纪》注引郭颁《魏晋世语》所载魏讽事
迹后,写道:“王昶《家诫》曰:济阴魏讽。而此云沛人,未详。”《荀攸传》载袁绍有
个 大将韩■,裴松之案:“诸书韩■或作韩猛,或云韩若,未详孰是。”《张邈传》注引
《献帝春秋》后讲:“案本传邈诣术,未至而死,而此云谏称尊号,未详孰是。”《高柔
传》载高干为高柔从兄,裴松之案曰:“《陈留耆旧传》及谢承《(后汉)书》,干应为
柔从兄;未知何者为误。”裴松之对备异类材料有时加的是“与本传不同”或“与本传
违”等案语。此外,裴松之还把大致同意某一种说法,但又把握不大的材料归入备异类。
如《武帝纪》注引《山阳公载记》的记载与陈书不同,裴松之判断说:“案《吴志》刘备
先破(曹)公军,然后(孙)权攻合肥。前此纪云权先攻合肥,后有赤壁之事,二者不
同,《吴志》为是。”《诸葛恪传》注引胡冲《吴历》所载诸葛恪入宫前与滕胤问答之辞
,与陈书不同。裴松之引孙盛之语说明自己的观点 :“《吴历》为长。”
所谓“惩妄”,是指对陈书中明显错误的地方,裴松之引举事实所进行的纠谬。“惩
妄”,有两种表述形式。其一是举陈书前后乖舛之处,自证其误。如《武帝纪》载官渡之
战 前 曹军“兵不满万”,裴注曰:“未应如此之少。”复在《荀彧传》中找出“十万之
众”的矛盾记载,进一步辨明“官渡之役不得云兵不满万也”。《明帝纪》载魏明帝死年
三十六,裴注批驳说:“魏武以建安九年八月定邺,文帝始纳甄后,明帝应以十年生,计
此年正月,整三十四年耳;时改正朔,以故年十二月为今年正月,可强名为三十五,不得
三十六也。”《向朗传》记载:“自去长史,优游无事垂三十年。”裴松之反对说:“朗
坐马谡免长史,则建兴六年中也。朗至延熙十年卒,整二十年耳 ,此云三十,字之误也。”
其 二是引用其他史家的著述辨别陈寿记载的错误。如《朱然传》记载朱然于赤乌五年战败
魏将事,裴注引孙盛《异同评》的考证认为“陈寿误以吴嘉禾六年为赤乌五年耳 。”
裴松之的“论辩”包括对某些史实、陈寿的《三国志》及诸家史的考辨和评论。裴松
之于补充史实的同时,常有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论。如《关羽传》中有关羽投奔刘
备,曹操禁部下追杀的记载。裴松之评论说:“松之以为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
遣追以成其义,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此乎?”裴松之对张昭劝孙权降 曹一事的评论,
也与一般学者看法不同。他认为:“若使昭议获从,则六合为一,岂有兵连祸结,遂为战
国之梦哉!虽无功于孙氏,有大当于天下矣。”这里体现了裴松之反对分裂、渴望统一的
思想。裴松之在肯定陈书的同时,也批评了陈寿的“小失”。这种“小失”有属于记事不
当的。如对官渡之战记“兵不满万”文,评论说:“将记述者欲以少见奇,非其实录也
。”《鲁肃传》和《诸葛亮传》关于孙吴合力抗曹的记载互相矛盾,前者称“皆肃之本谋
”,后者讲“此计始出于亮。”裴松之批评说:“若二国史官 各记所闻,竟欲称扬本国容
美,各取其功。今此二书同出一人,而舛互若此,非载述之体也。”有的“小失”属于编
撰问题。如裴松之反对陈寿将贾诩与荀彧、荀攸合传,认为“列传之体,以事类相从 。..魏
氏如贾诩之俦,其比幸多,诩不编程郭之篇,而与二荀并列,失其类矣。”他还认为董允
应附于其父董和传后,不应当分别立传。裴松之对陈寿的某些评论也有不同意见。如陈寿
把袁术的失败归为奢淫放肆,裴松之批评他没有抓着事情的要害,认为“妄自尊立”是袁
术灭亡的关键。裴松之除批评陈寿的论 点不当外,还对他的遣词用字有所指责。裴松之在引
述其他史家的著述时也对他们进行评论。在《高贵乡公纪》注中,裴松之对晋代的几位史
家张璠、虞溥、郭颁等人分别进行了评论。他认为张璠的《后汉纪》“虽似未成,辞藻可
观”,虞溥的《江表传》“粗有条贯”,唯对郭颁的《魏晋世语》嗤之以鼻,说它“最为
鄙劣”。他还说张骘的《文士传》“虚伪妄作”,乐资的《山阳公载记》“秽杂虚谬”。
这些评价是裴松之根据诸家史的叙事水平和议论能力得出 的。
除了补阙、备异、惩妄、论辩四个方面之外,裴注也包括一般注书的 内容,即文学的
训 诂、名物的铨释、书稿的校勘等方面的注文。如解释《文帝纪》中的“款塞内附”说:
“款,叩也,皆叩塞门来服从。”对《孙权传》中的“鄱阳言白虎仁”,解释说:“白虎
仁者,王者不暴虐则仁虎不害也。”对于《徐晃传》中“今假臣精兵”,校勘说:“案晃
于时未应称臣,传写者误也。”属于注释名物的有《齐王芳纪》注中引述《异物志》、
《傅子》、《搜神记》等书解释“火浣布”,《诸葛亮传》注中引《魏氏春秋》解释“连
弩”等。此外,裴注还有注释地理、典故的内容 。
《三国志注》的价值与不 足
在中国史学史上,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占有特殊的地位。宋文帝对裴注的赞扬并非
溢美之词,从广辑资料,为三国时期的历史保存大量珍贵生动史实的意义来看,《三国志
注》的功绩确实是不朽的。裴松之所引用的魏晋人的著作多至二百一十余种,除去诠解文
字及评论方面的书籍,尚有一百五十多种。这些书籍收入到《隋书·经籍志》中的不过四
分之三,到唐、宋以后,则十不存一了。裴注所征引的材料不但面广,而且首尾完整,不
似其他引书那样割裂翦裁,断章取义,尤为重要的是裴注还保存一些亲身见闻的资料。如
《齐王芳纪》注引《搜神记》载魏明帝“诏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论》,不朽之格言,其
刊石于庙门之外及太学,与石经并,以永示来世。”裴氏说:“松之昔从征西至洛阳,历
观旧物,见《典论》石在太学者尚存,而庙门外无之,问诸长老,云:晋初受禅,即用魏
庙,移此石于太学,非两处也。”正因为这些原因,《三国志》的注文同正文具有同样重
要的史料 价值。
《三国志注》的不朽还在于它开创了史注新法。在裴松之以前,注家大多以采取解释
音 义、名物、地理、典物等方法为史书作注 。如马融、郑玄注《尚书》,贾逵、服虔、杜预注
《左传》,贾逵、韦昭注《国语》,高诱注《战国策》,徐广注《史记》,服虔、应劭、
韦昭、晋灼、蔡谟注《汉书》等。而裴松之的注文,不仅包括上述内容,而且增加补阙、
备异、惩妄、论辩等名目,遂为注书开创了一种更加完备的体例。注书的目的是为了保存
和提供史料,而且这些史料都经过了注家的精心审核,从而使人能够较多地了解历史真象
。无疑,这样注史是一种很好的方法。清人钱大昭认为注史与注经不同,注史应以达事为
主,叙事不清,训诂再精也解决不了问题。他称赞裴松 之注书博引载籍,增广异闻,是是
非非,使天下后世读者昭然可见。但这样注史颇费功力,除注家精通原书外,还要熟悉其
他史籍,并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有自己的研究与见解,有综合、分析、考据的能力。后
世不少人仿效裴注的体例进行注史,如宋人王暤的《唐余录》、陶岳的《五代史补》、清
人彭元瑞的《五代史记注》、吴士鉴的《晋书■注》,但其成就皆不及裴松之,大约和不
具 备上述的条 件有关。
后人对《三国志注》的批评,主要是指斥它的“烦芜”。这些指责虽有偏激之处,但
裴注的杂采之弊确实 存在。尤其是将一些荒诞不经的事情,凭空阑入,把注文弄成非驴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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