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类：后世所著“花式新三国志”

宋室南渡之后，面临着和东晋统治者同样的统治合法性问题。于是自南宋以来多有重修三国之史者，其原因多在于病陈志尊曹魏而抑蜀汉，主要的纠结点是三国正统的归属。这类经后人加工过的的二手史料大多不为人所看重，比较冷门，但将它们联系着之前的《汉晋春秋》来看，就能理解中国人“尊刘贬曹”的思想是如何一步步加深固话的了。

宋人郑樵在《通志》中取消了曹魏政权的特权，将曹魏、蜀汉和孙吴三家并列，将各国君主都列入“本纪”之中。不过《通志》在记录三国历史时几乎通篇全抄《三国志》，其余并无太多创新。

宋末元初，又有萧常、郝经二人分别作《续后汉书》两部，只看书名，萧郝二人之正统观念已相当明了。萧常之《续后汉书》在尊蜀汉为“本纪”的同时，更将曹魏、孙吴列为“载记”，直接将另两个政权视作了僣号纪年的割据政权。

郝经之《续后汉书》稍显温和，只是将曹魏的“本纪”与蜀汉的“列传”做了调换。

两本《续后汉书》都有创新之处：萧书作《建安以来诸侯年表》《章武以来吴魏表》二年表，直观清晰地展现了汉末群雄纷争到三国鼎立再到三分归晋的全过程；郝书从其他历史典籍中辑录出更多时人资料，单独列传，相当于对《三国志》进行了进一步扩充。

明清之时，又有谢陛、章陶作《季汉书》两部，直接将蜀汉政权与西汉、东汉并列为汉的第三个时期，蜀汉政权的正统性进一步加强。谢书将献帝登基作为季汉开始的标志，将曹魏、孙吴列为“世家”，只做诸侯看待，以群雄为“载记”。蜀汉之臣为“内传”，魏吴之臣为“外传”，群雄之臣为“杂传”，以这样划分“派别”的方式将各个政权的地位评出了三六九等，而其辑录新增的大量列传也进一步扩充了《三国志》的容量。

章书将魏吴列为“列传”，陶章更注重于去体现曹魏政权内部的更迭，故而他将与曹魏有关人物分为“汉魏臣”“魏臣”和“魏晋臣”。

第十一类：通史中的“三国”

这里所说的通史指近代以来国人受西方大历史观影响下所作的一类著作。今人的史学观点及研究方法较古人而言应当更为科学，故阅读这类著作通常可以给人醍醐灌顶之感。而且历史具有连贯性和整体性，如果将三国历史完全割裂来谈，那么就很难称其为“历史”了，只有将三国这短短几十年时间放在大的历史环境中，才能更好地体会到三国时代对于中国而言所起的承前启后之作用。

1、三部简单“通史”

吕思勉先生的《中国大历史》、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和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作为简单的“通史”对三国都一带而过，但还是能让读者大体了解到三国时期在经济、政治、思想等全方位的历史转变。当然三部书都存在着深刻的时代印记：吕书很“清末”，钱书很“民国”，范书很“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