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列传》是除了《清史稿》的列传部分之外，记载清朝三百年间人物传记最为全面的史书。著名清史专家王钟翰先生，曾参与点校中华书局1977年版《清史稿》，后又独立点校了《清史列传》，并于1987年在中华书局出版。点校本《清史列传》深受学术界和广大读者认可，成为清代文史研究的必备史书。

本次出版的简体字本《清史列传》，在中华书局1987年版繁体竖排点校本的基础上完成。出版过程中，我们基本遵循原点校本体例，保留了繁体字本人名、地名、书名等专名标注，仅对原点校本中一些明显的破句或编校错误加以订正。同时，简体字本《清史列传》也在个别地方作了必要的技术处理。例如，原点校本每卷之末附有本卷校勘记，现改为每一篇人物传记后附校勘记；原点校本书末所附人名索引以四角号码排列，现改为拼音排序，以便读者查询。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22年2月

《清史列传》（简体字本）

记得1971年8月下旬，在我被借调到中华书局参加《清史稿》点校工作的前几天，一个上午，我与民院革委会主任在研究部二楼楼梯上半道相遇。他问我：“什么时候去中华？”我回答：“这个月底。”他自言自语地说：“好家伙！一借就三年。”我心想，自来编书印书，很少能按预定时间完成的。三年不算短，但也不算太长，能按期回来就不错，谁知这一借就十年啦。

本来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主席和周总理曾指示中华书局组织人力，点校出版“二十四史”，到1966年点校出版了前四史。这时，1971年，毛主席、周总理又指示于“二十四史”之外，增加整理和点校出版《清史稿》。因此，我被调来书局参加这一工作，同时被调来参加者，尚有罗尔纲、刘大年、孙毓棠、启功诸先生；书局方面直接来抓这一工作的，则有吴树平和何英芳两位同志。大家经过五六年齐心协力的合作，终于在1975年初《清史稿》全书点校完毕，全书交付新华二厂付排。从第二年（1976）开始看清样，每天少则数十页，多到二百页，一般一百页左右，整整校对了一年多，全书529卷，分装成48册，于1977年全部出齐。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期间，启功和唐长孺诗

必须指出的是，就在“四人帮”被推翻的时刻，从各单位借调来局参加点校“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先生们，纷纷又被抽调回原单位了。而我呢，民院研究部领导也口头上几次催我回去，但院领导始终没有去函书局调我。因此，书局几位领导同志有意想留我，曾征求过我的意见，问我：“长期留书局工作，书局去函民院调你，怎么样？”我说：“快别去函民院，我还可以在书局多干几年；一去函，倒想起我来了，说民院还有一位同志在书局呀，会马上叫我回去的。”就这样，我又在书局多待了四年，直到1980年正式被调回，我前后在书局工作整整十个年头。

《清史稿》（简体横排本）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当《清史稿》校看清样基本完成之际，书局叫我点校一部多卷本的大部头书——《清史列传》。我欣然同意，只要求一如“二十四史”点校之例，每卷末亦应撰写《校勘记》。大家都知道，《清史列传》80卷80册，1928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就只有这么一个板本，没有别的板本，那么，《校勘记》怎么写法呢？我首先想到的，《清史列传》这部书不著编纂人，又无序跋，莫详所据稿本来源，现在既要重新点校出版，稿本来源是必须搞清楚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与第一个问题有密切关联的，是根据一些什么书来对勘《清史列传》写出《校勘记》来呢？十分明显，搞清楚了第一个问题《清史列传》的稿本来源，第二个问题如何撰写《校勘记》岂不跟着迎刃而解了吗！

我们也知道，《清史列传》之所以取名为《清史列传》，是因为《清史列传》的排印出版在1928年，离清朝覆亡已有十七八年之久，自然只能叫“清史”，不能再叫“国史”了。据《清史列传》全书共分八门，二曰大臣，大臣中又分“画一传档正编、次编、续编、后编、新办大臣传、已纂未进大臣传”，这些传无疑都出于清代国史馆历朝多次纂修的大臣列传。这就使我不能不去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清代国史馆所纂列传的档案资料。

得到当时保管组鞠德源同志的帮助，很快找到了馆藏的《原国史馆纂修的大臣列传稿本》共44大包。这《大臣列传稿本》应该就是《清史列传》所从出的底本了吧。经过两个寒暑，风雨无阻地每日奔波往返于北京大学中关园31号（1983年冬我始迁住民院以前的寓所）、书局和一史馆之间，细心勘比，反覆审核，从44大包《大臣列传稿本》1517件、共有3129个传（附传未计算在内）中，查对出只有600多个传是与《清史列传》相同的，而《清史列传》共有2894个传（附传包括在内），除去相同的600多个传，其余2200多个传的稿本来源又是怎样的呢？

《清史列传》（繁体竖排点校本）

据台北1982年出版的《故宫博物院清代文献档案总目》所载《史稿馆·传稿》列传4857册，其中包括有清国史馆及清史馆前后所立传，亦有不明来由之稿本，有草稿及历次修订缮本，有单篇亦有总编合订之稿本。初步统计，大约有11000个传，多于一史馆所藏近四倍，是否即为《清史列传》底本所从出，因目前暂无缘去台北勘对，我自无法作出正确的答案来。有的同志说了，今天上海复旦大学图书馆现藏有刘翰怡（承幹）雇人抄录的当年清史馆所存清朝国史，这一抄本的列传部分据说有6000余篇。有的同志怀疑本书或即转录刘抄本的列传部分。但据我在30年代初从先师邓文如（之诚）先生听说，当时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清史列传》，是先拿出一万元大洋交给孙曜先生，叫他来北平雇抄手，到东华门内国史馆选抄列传付印的。时间与刘氏雇人传抄几乎相同，对刘氏当时让人转抄似乎不大可能；而且当时清国史馆的列传档册原件俱在，孙先生似乎也没有从刘氏抄出的第二手抄本再转抄之必要。

根据我个人拿《清史列传》与《原国史馆纂修的大臣列传稿本》、《满汉名臣传》、《国朝耆献类征初编》诸书逐一比勘的结果，认为共有2894个传的《清史列传》与共有3129个传的《大臣列传稿本》相同的只有600多个传，并不算多，而间接从《满汉名臣传》和《耆献类征》过录的却不在少数。粗略统计，《清史列传》与《满汉名臣传》和《耆献类征》相比对，三书中同名的传有1704个，但《满汉名臣传》与《清史列传》同名的传只有426个，而《耆献类征》与《清史列传》同名的传多至1649个。然则《清史列传》仍有1190多个传既不见于《满汉名臣传》和《耆献类征》，亦不见于一史馆现存的《大臣列传稿本》，很有可能出之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史稿馆馆藏的11000多个列传底本中。姑识于此，留待它日证实。

《清史列传》（简体字本）内页

从目前流行的几十种清代传记来看，其中最重要而又常被人引用的有：《满汉名臣传》收录的不到1000人，而且大都是清初的著名人物；其次《国史列传》80卷20册，收录的仅有500多人，有许多与《清史列传》收录的著名人物相同，其中不少传记载特详，为其他官私书所不及载，但脱漏、错简之处亦复不少；又次《耆献类征》720卷294册，成书于清季，收录之富，搜辑之广，远远超过上列二书，但它的缺点亦很多，一传重复，所有行状、碑传、墓志、家乘、小传，无所不包，杂沓讹夺，不一而足，直接从“国史馆本传”抄出的固不少，但辗转过录的为数更多。那么，囊括有清一代300年间的人物传记，自然要首推《清史列传》和《清史稿》中的列传部分了。

《清史稿》列传收录的人物将近5200个，多于《清史列传》五分之二强。历来史学家引用二书都有的传文时，莫不舍《清史稿》而引《清史列传》的，这是因为《清史稿》列传叙事简括，多无年月可供查考，《清史列传》则反是，叙事详明，年月清晰，每沿流溯源，可得事半功倍之效；而且据《清史列传》既可校正《清史稿》列传之缺失，有时亦可补订《清实录》之遗漏（《清实录》不似《明实录》之记大臣生平卒年以及章奏首尾），不有《清史列传》，何所据而订正《史稿》与《实录》之阙失哉？

《清实录》

上面所综述的，既回答了《清史列传》的稿本来源问题，同时亦解决了如何撰写《校勘记》问题，很自然地涉及到《清史列传》的史料价值问题，我也作出了完全肯定的回答。这次点校工作，以标点、分段为重点，撰有《校勘记》附于每卷之末，平均每卷以出校30条计，全书80卷，总计在2000条以上，近10万言。除根据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原国史馆纂修的大臣列传稿本》中相同的600多个传，拿来与《清史列传》一一对勘而外，同时还拿《满汉名臣传》、《耆献类征》、《国史列传》三书与《清史列传》中相同的2000多个传逐一互校，并参考《大清历朝实录》以及有关史籍档册，爬梳参稽，拾遗补阙，订误纠失，写出校记，并一一说明理由和根据来源，以供覆查，俾这次的新点校本《清史列传》成为比较完善的、接近于前清国史馆历次所纂《大臣列传》的原稿本。

原版《清史列传》卷首附有按笔画排列的正附传的《人名索引》，这次新编的《人名索引》在原来基础上加以扩充，于正附传之外，凡各传附见的小传以及类似的小传，都一一收录补入，共计12000多人，超出原有3000多人的四倍。新编的《人名索引》移于全书之末，更便于检查了。

（本文原收入《王钟翰清史论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899—1903页。）

比《清史稿》更详尽的清代人物传记专书

《清史列传》（简体字本）

王钟翰 点校

简体横排

32开 平装

978-7-101-15682-9

点校者简介

王钟翰，汉族，1913年8月2日生于湖南省东安县。1938年、1940年分别获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文学士和文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1943年在成都燕大历史系任讲师。1946年赴美国哈佛大学进修两年。返国后回燕大历史系任副教授，兼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代副主任。1952年调中央民族学院任教授。曾任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及民族史研究所教授兼研究生部名誉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兼任研究员、北京市历史学会顾问和中国民族史学会顾问。

长期从事历史学与清史、满族史的教学和科研，出版专著9部，论文近100篇，其中《满族简史》与《清史新考》均获国家级著作优秀奖及日本满学协会颁发的优秀成果奖。曾多次应邀到美国、意大利、法国、日本等国家讲学和学术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