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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欧洲社会主义史上的“黄金时代”。

当时各国劳工运动蓬勃展开，几乎在所有地方都建立起了社会民主党或类似的政治组织，马克思主义已由先前众多社会主义派别中的一支，上升为在欧洲工人运动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学说。

1889年第二国际的成立，则进一步把正在发展中的各国工人运动联合为一个整体，构建起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反资本主义运动。

1、民主社会主义运动与共产主义运动

更值得重视的是，正是在这一时期，社会主义越出了自己的发祥地——资本主义已有相当程度发展的西欧，扩展到了工业化程度远为落后的东欧地区，甚至还向欧美以外的非资本主义地区进军，从而开始形成为一种世界性力量。

总而言之，理论的和实践的成功交相辉映，呈现出一片缤纷绚丽的图景，社会主义在这一时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然而历史的复杂性在于，如此辉煌的进步却以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的剧烈分化为结局。

在第二国际时期，就整体倾向而言，这种分化呈现出明显的地区性趋势：

西欧社会主义的主流逐渐趋向于改良渐进式的道路，俄国社会主义的主流却日益激进和革命化，这种差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已经相当深刻，但似乎还未引起普遍注意。

大战则使之显示出了先前潜藏着的严重意义。

在西欧的几乎所有社会民主党那里，革命的信念立即让位给民族的情感和对现存制度的认同；俄国布尔什维克却利用战争带来的灾难，在1917年抓住时机一举夺得了政权，把落后的俄国引进了苏维埃时代。

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为契机，曾经是统一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在20年代最终一分为二，从此形成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工业化地区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和东方广阔落后地区共产主义运动的长期对峙与冲突。

正是由此奠定了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格局，铸成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历程中的种种复杂困难和全新问题。

这种基本格局一直维持到20世纪90年代苏联东欧大崩溃时；但即使在今天，它的影响仍在发挥作用，仍然制约着人们的思维和行动。

2、西方人眼中的“社会主义困惑”

许多人在了解社会主义演进过程中，一个让许多人困惑的现象是：

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本应在生产力高度发展，从而经济矛盾和阶级矛盾日趋激化的西方资本主义中心地区（如欧美发达国家）取得胜利。

历史发展的事实却是，社会主义在欧美资本主义中心地区至今都没有革命胜利的记录，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远为低下的东方“边缘”或“外围”地区，它却意外地通过革命获得了统治。

现实与理论似乎“脱节”了。

正是这一基本问题以及由此派生的系列其他问题始终引起世界范围内无数的争论，构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真正挑战。

西方学者中相当普遍地认为，历史的实际进程早已证实了马克思学说的根本错误。

为什么？

因为，在他们看来，恰好是上述现实与理论的“脱节”表明，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根本不是马克思所说的经济运动必然规律的结果，而只是主观意志作用的结果。

1983年马克思逝世百年之际，一位作者向这位百年前的思想家指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达并没有带来革命的必然性，因为，“在多次的灾难性发展面前，工人阶级不但采取观望态度，而且往往保持沉默和漠不关心”。

而按照胡克（美国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得意门生和得力助手）更早的说法，“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1917年10月，当共产党人在俄国夺取政权时，资本主义已经走完了自己的全部路程"。

胡克的著名主张是，1917年10月的俄国革命只不过是列宁这个意志坚强的领袖一手造成的而已。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现实与理论的矛盾证明了理论的错误，错误的根源则在于马克思那灾难性的“经济决定论”或宿命论。

由此得出的进一步结论还有，马克思根本没有发现任何历史的客观规律，而只是提出了一种具有盲目信念的宗教，等等。

上述意见由非马克思主义学者提出是毫不奇怪的，本来也不能指望他们称赞马克思。

然而，他们所揭示的问题却不能说不存在。

更重要的是，由共产国际和苏联20年代以来所奠立、至今我们仍还在经常重复的学术传统，同样没有对问题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按照这一传统，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地区和东方落后地区历史结局的不同，应当归结为“主观条件”的不同。

据说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欺骗、“收买”、机会主义者的叛卖等等因素，使得本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西方一次次错过机会；而经济落后的东方却由于有坚强的革命党和正确的纲领策略而克服困难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这种解释方式初看是合理的，用于考察具体事件的直接原因有时也是有用的，但运用于如此广泛深刻的历史过程，立刻便显示出其肤浅和极大的不彻底性。

与此密切相联系的另一种情况是，20世纪社会主义的现实发展，无论在东方和西方，其实质内容也都大大区别于19世纪的理论规定。

在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那里，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民主社会主义一直占优势地位。尽管历经演变，但它在政治上的最大特点是改良主义，在理论上的突出特征是伦理社会主义。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主社会主义正式与马克思主义告别。

时至今日，民主社会主义已完全融入西方政党政治框架中，在基本价值上则信奉“自由、公正和互助”。

这与从历史规律性出发，主张对资本主义实行根本改造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毫不相干了。

3、西欧社会主义运动的贡献

但是，西欧社会主义运动，对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贡献也是不能否认，总结起来大致有四：

（1）社会主义政党普遍发展，社会主义思想广泛传播，各国社会主义运动之间的联系大为加强。

在第二国际时期，社会民主党遍及欧洲几乎所有国家，总人数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已经达到近340万人，出版的杂志报刊达数百种。

在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大量印行，他们的学说得到深入的研究和讨论，以至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黄金时代”。

也是在这一时期，通过定期召开代表大会，建立联络机构，加强相互联系，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结成了一个密切的整体，协调合作成为主流。

（2）团结组织工人阶级，极大地促进了工会、合作社、妇女及青年运动。

从历史上看，这些运动是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工人阶级在抵制资本的剥削时自发形成的斗争方式。

当上世纪末西欧社会主义迅速发展起来时，给这些运动带来有力影响，不仅使它们的宗旨更为明确，还使它们的活动更有组织，规模更加扩大，运动方式更为丰富多样。在普遍发展的基础上，第二国际时期先后建立了国际工会组织、国际妇女组织和青年国际组织。

一次大战前，国际工会有一千万以上会员，合作社组织也达到七百万人。

（3）争取劳动立法，促进工人阶级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的改善。

在这方面，20世纪初的西欧社会主义运动投入极大力量，取得的成绩最为显著。

在第二国际的历次代表大会上，争取劳动立法都是重大的讨论课题，各国社会主义政党都运用罢工、请愿等形式，展开了声势浩大的运动，使工作日的缩短、劳动保护、安全卫生条例的确立、残疾老弱保险等等，开始法律化、程序化，为往后工人阶级争取自身处境好转的斗争，开辟了一条充满希望的道路。

（4）从事议会斗争。

议会斗争在20世纪被肯定为主要的活动手段。西欧各社会民主党通过不断努力，逐步建立了自己的议会党团，扩大了选票和议席，使议会成为自己的重要活动场所。

在议会中，社会主义者们对政府政策的批评，对政治民主运动的支持，对工人及其他劳动群众利益的维护，对军国主义的尖锐谴责和抵制，不仅直接有益于工人阶级，而且也大有助于推动政治和社会的进步。日后欧洲各社会民主党的执政组阁，也正是由此而来。

4、为何西方没有诞生成熟社会主义革命政权？

大量资料表明，西欧工人阶级的主要部分在19世纪晚期以后普遍倾向于改良主义心理。

这个过程首先始于19世纪的“世界工厂”英国，在这里，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开始得比大陆各国为早。

工会是工人组织的主要形式。从19世纪60年代起，工会运动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在争取改革选举法以扩大选民范围、促使工人组织合法化、缩短工时提高资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展，工会人数亦大有增加。

到1892年，英国工会会员达到1502358人，占当时全国成年工人的20%。

他们分布在各个地区和各个大行业中（机械、五金及造船业；建筑及家具业；矿工及采石业；纺织业；制衣及皮革业；造纸及印刷业；运输业以及其他职业如制桶、雪茄、陶器、面包工等)，其中，有些地区和行业吸收了大半甚至全部成年合格工人。

例如，采煤业的80%工人都是工会会员。不仅如此，工会运动对工人生活及心理的实际影响力，更过于它的会员数目，因为工会主要是集中在大规模产业中，其成员大致上囊括了该行业中的熟练程度高、工资待遇优厚、素质较高的工人，他们对于其余工人自然具有道德和理智上的有力影响。

可见，工会到19世纪末已经是英国工人运动中决定性的领导力量了然而，正如维伯夫妇所描述的，这批团结在工会中的工人却大都沉湎于一般的杂务和单纯经济活动，对革命甚至政治本身都漠不关心。

在基层工会中，会员们的日常活动主要是，聚集在俱乐部中，边饮酒边谈论当地琐事和个人的生活际遇等等。

组织活动主要限于吸收新会员、收取会费、讨论共济事务如疾病扶助金、养老金、失业津贴之类。

罢工被视为一件至为重大的事情，须经会众反复讨论甚至热烈争论才能决定，为的是要防止新入会的年轻工人们利用罢工期间，白白领取津贴去逍遥自在逃避劳动。

各级工会领导人，通常是在能力见识上高于一般人的出众人物，的确能发挥中坚作用，但当他们与中产阶级、雇主打交道日久，并从对比中发现了自己的智力优势时，每每会从生活方式到思想方式都发生变化，对中产阶级暗生羡慕、仿效之心，渐渐脱离拥护他们的一般工人。

在这样一种平静琐碎、陈陈相因、了无新意的生活氛围中，对一般基层工人来说，不但社会主义革命与他们毫无关系，就连工会上层领导的事务和活动也显得十分遥远，捉摸不定。可以想象，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这样一些概念，在这里会是多么陌生。

无外乎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早就注意到上述现象，都对英国工人的“贵族化”感到厌恶和忧虑。

早在1858年，恩格斯就以激烈的口吻说道，“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

当恩格斯写这些话时，他还只是把上述情况限于英国一国，并寄望于世界垄断地位的丧失会导致英国工业生产的衰落，引起工人生活恶化，从而改变工人的心理状态。

然而事实上，英国的状况只不过是西欧其余各国的先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欧大陆，几乎是以同样精确的程度重复着英国的历程。

拿德国来看。德国工业发展在时间上落后于英国远甚，但这个小兄弟一旦起步速度却大大超过兄长。

19世纪晚期开始，德国的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就业机会大增，失业率维持在1一3%之间，工资有上升趋势，特别是1881年之后，工资直线增加。1850年，一个普通普鲁士工人家庭的食品支出占工资收入的58%，到1913年仅占33%。

所有这些，当然是工人运动斗争的直接结果，首先与工会运动的努力关系密切。德国工会在19世纪晚期获得了很大发展。1877年，工会会员仅4.9万人，1891年增至27.8万人，1904年更达10万人，到1914年拥有250万人。

德国工会运动与英国工会运动不同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是在社会主义思想的明确引导下成长起来的，其成员虽不必都是社会主义者，但一入会便受到社会主义理论的教育熏陶。

因此，如此壮观的人数团结在社会主义旗帜之下，实在是一股惊人的力量。

然而事情的另一面却是，自19世纪90年代起，从工会的基层到上层，却弥漫起注重日常琐务、蔑视社会主义革命宣传的情绪。工会事实上是把互助、济贫、促成社会发展保险事业等等放在首位的。它把钱越来越多地用于互助、救济，并正是以此对工人产生强烈的吸引力。

在1892年的工会代表大会上，总委员会主席卡尔·列金宣称：

工会应当在党派政治中保持中立立场。

他的态度是颇有代表性的，工会活动家们在那时和以后确是把党的革命政治看作自己事业的累赘，从而尽力规避社会主义宣传，一心一意地去专注工人的当下经济利益了。

随着工会成就的扩大，它对工人的吸引力也愈来愈大，它的各种机构愈是完备，它对现存经济制度的认同也愈来愈增强。

终于，它开始以自己的权力威逼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导。

总的说来，在1905年之前，工会还能与党的领导相安共处。

5、社会主义政党与工会的抵牾

到1905年发生关于总罢工问题的争论时，会便显示出它是一种强大到足以改变党的态度的改良主义力量了。

当时，俄国如火如荼的共产主义运动进程世界显示了总罢工的威力和意义，激起了全欧洲范围的社会主义者的极大热情。

此时，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不仅倍倍尔，考茨基，甚至伯恩施坦，都一致支持把“最广泛地运用群众性罢工”写入党的代表大会决议。

然而与此相反，工会却对总罢工持坚决的排斥态度，因为它担心总罢工会引发同统治者的流血决战，使自己长期辛辛苦苦争取到的成果毁于一旦，“总罢工等于总胡闹。”

在党与工会的立场明显抵牾的情势下，工会向党施加了惊人压力。

1906年2月，工会委员会与党的执委会在秘密会谈中迫使后者同意放弃总罢工的宣传。

随后不久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曼海姆大会对这一点予以肯定，并承认了工会与党具有平等地位，保证今后“一旦党执行委员会认为有必要举行群众性政治罢工，它必须同工会的总委员会取得联系并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进行富有成效的活动”。

有人会说，西欧工人及其工会组织的改良主义化是社会民主党放弃思想教育和政治领导的结果。

实际情况是，像德国社会民主党这样的社会主义政党，始终是重视把社会主义思想大力灌输给党员和工会群众的。

它通过各种会议、夜校、俱乐部等形式，努力使人们理解社会主义的一般理论；在工会要求“中立”时，它也表示过要坚持党对工会的政治思想领导的立场。

然而所有这些从根本上说于事无补，工人下层的改良主义化终于无可抗拒地战胜了社会民主党的理论领导。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