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桂海（国家图书馆 善本部，北京 100081）

范晔《后汉书》的编纂始于南朝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宣城太守任上，至元嘉二十二年，因参与谋划拥立彭城王刘义康的活动而被杀，前后约十二年，其中的《志》尚未定稿，是一部未完成的史书。范晔编纂《后汉书》时，世间流传的有关东汉历史的著作甚多，他对这些著作笔削整理，成一家之言。《后汉书》的基本内容在范晔任宣城太守期间大约就完成了。《史通·古今正史》篇说：“宋宣城太守范晔乃广集学徒，穷览旧籍，删烦补略，作《后汉书》。”说明他当时组织了一大批人员来协助自己。范晔担任宣城太守的时间不长，《宋书》本传说他“在郡数年，迁长沙王义欣镇军长史，加宁朔将军。兄暠为宜都太守，嫡母随暠在官。（元嘉）十六年，母亡，报之以疾，晔不时奔赴。”据此推断，范晔在宣城任上不过四五年的光景。书的编纂既有众手参加，时间又比较短促，虽然由范晔统一裁度，势必难以一一细审，逐条核订，书中对有关史料的删弃存留，难免会有前后照应不周的地方。《后汉书》诸帝纪里由于这一方面的原因而导致的错误不少。这些错误，个别的已经前人指出过，今天通行的中华书局点校本《后汉书》多加以吸收，[①]另有一些则尚未引起注意。下面把它们分为两类来谈一下。一、时间脱漏自从司马迁作《史记》创立本纪之后，历代正史皆有帝纪，以编年方式记载重要史事，为一代之大事记。

编年记事的方法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以时间为经，以史事为纬。《后汉书》诸帝纪也采用编年体记录东汉大事，总体来说，编纂合理，记事简明，年经事纬，眉目清楚。但范晔剪裁处理《东观汉记》等各家史书的材料时，[②]对年月日的系属关系注意不够，主要表现在删去某年某月的第一条史事记录之后，连带史事前面所冠的月份也删除，而对所取用的该月其它日子的史事记录没有加标所属月份，致使多处出现史事系错月份的情况。例如：1、《光武帝纪上》建武元年，“秋七月，……壬午，以大将军吴汉为大司马，偏将军景丹为骠骑大将军，大将军耿弇为建威大将军，偏将军盖延为虎牙大将军，偏将军朱祐为建义大将军，中坚将军杜茂为大将军。……己亥，幸怀。遣耿弇率强弩将军陈俊军五社津，备荥阳以东。”案：从行文看，“己亥幸怀”及耿弇军五社津等事系属于七月之下。但查陈垣《二十史朔闰表》，建武元年七月丁卯朔，有壬午（十六日），无己亥；而八月丁酉朔，己亥为三日。因此，此处于“己亥”前似脱漏“八月”二字。2、《安帝纪》元初四年“秋七月辛丑，陈王钧薨。京师及郡国十雨水。诏曰：‘……方今案比之时，郡县多不奉行。’”案：从行文看，这里所提到的诏书系属于七月。

查《二十史朔闰表》，元初四年七月壬申朔，辛丑为三十日，次日壬寅，值八月朔日。又此处诏书“方今案比之时”一句下面，李贤注引《东观记》中记录的该诏书原文作“方今八月案比之时”，说明此诏书的颁布是在八月。因此，“诏曰”之前脱漏“八月”二字。3、《顺帝纪》阳嘉元年，“秋七月，史官始作候风地动铜仪。丙辰，以太学新成，试明经下第者补弟子，增甲、乙科员各十人，除郡国耆儒九十人补郎、舍人。”案：从行文关系上看，这里的太学新成等事系属于七月之下。但查《二十史朔闰表》，是年七月丙子朔，无丙辰；八月乙巳朔，十二日为丙辰。知此处“丙辰”前脱漏“八月”二字。4、《顺帝纪》永和五年五月，“己丑晦，日有食之。且冻羌寇三辅，杀令长。丁丑，令死罪以下及亡命赎，各有差。”案：从行文看，虽然“己丑晦”一语已表明是五月最末一天，下文“丁丑”必不属五月，但“丁丑”属于哪个月，并未书写清楚，而且“且冻羌寇三辅，杀令长”一条实际上也不应系于五月之下。袁宏《后汉纪》卷十九的相关记载是这样的：“永和五年五月己丑晦，日有蚀之。秋七月，羌寇金城及三辅。将遣西师，谋元帅，佥曰护羌校尉马贤。……丁丑，赦死罪以下及亡命赎罪各有差。”据此，知羌寇三辅和下达赦令二事发生的时间均系七月。

查《二十史朔闰表》，是年七月己未朔，十九日丁丑，可见丁丑之事确应系于秋七月。5、《桓帝纪》延熹五年五月，“乙亥，京师地震。诏公卿各上封事。甲申，中藏府承禄署火。秋七月己未，南宫承善闼火。”案：此处对月日关系的处理也很容易使人认为甲申发生的火灾属于五月，而查《二十史朔闰表》，是岁五月癸丑朔，乙亥为二十三日，无甲申；六月壬午朔，初三日甲申。这说明“甲申，中藏府承禄署火”一条应系于六月，其前脱“六月”二字。司马光《资治通鉴》中采用了这条史料，仍沿袭范晔的疏误。6、《桓帝纪》延熹五年，“八月庚子，诏减虎贲、羽林住寺不任事者半奉，勿与冬衣；其公卿以下给冬衣之半。艾县贼焚烧长沙郡县，寇益阳，杀令。又零陵蛮亦叛，寇长沙。己卯，罢琅邪都尉官。”案：在这段记载里，“己卯，罢琅邪都尉官”一条，显然是系于八月之下的。查《二十史朔闰表》，这一年八月朔日值辛巳，庚子为二十日，无己卯；九月辛亥朔，二十九日己卯。可见，“己卯，罢琅邪都尉官”这条记事前应补“九月”二字。7、《桓帝纪》延熹九年，“秋七月，沈氐羌寇武威、张掖。诏举武猛，三公各二人，卿、校尉各一人。太尉陈藩免。庚午，祠黄老于濯龙宫。遣使匈奴中郎将张奂击南匈奴、乌桓、鲜卑。

九月，光禄勋周景为太尉。”案：根据这段文字，作者显然把“庚午，祠黄老于濯龙宫”等事归属于七月。后人读这段文字也会很自然地作此理解，如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袁宏《后汉纪》第四百四十页《校勘记》[四十五]即如此理解并加以引用。查《二十史朔闰表》，是岁秋七月戊子朔，无庚午；八月戊午朔，十三日庚午。这里“庚午”条记事显然应系属于八月。袁宏《后汉纪》的相关记载作：延熹九年“六月庚午，祀老子濯龙中，用夜郊而乐。鲜卑、乌桓寇边，匈奴中郎将张奂击降之。”作“六月”，当是“八月”的讹误，“八”、“六”二字形近易讹。顺便提一下《章帝纪》、《桓帝纪》里另外两处材料的时间问题。《章帝纪》元和二年“二月甲寅，始用《四分历》。诏曰：‘今山川鬼神应典礼者，尚未咸秩。其议增修群祀，以祈丰年。’丙辰，东巡狩。”查《二十史朔闰表》，元和二年二月辛亥朔，甲寅为四日，丙辰为六日。根据这里的编年次序来看，增修群祀诏书是二月甲寅，或者是在甲寅之后、丙辰之前颁布的。而据《续汉书·祭祀志中》记载：“章帝即位，元和二年正月，诏曰：‘山川百神应祀者未尽。其议增修群祀宜享祀者。’”明确说此诏书是正月颁布的。《章帝纪》此处应属于错简，也有可能是范晔编撰前，错误就产生了。

《桓帝纪》永寿二年“冬十一月，置太官右监丞。”延熹五年，“春正月，省太官右监丞。”李贤注：“永寿三年置。”李贤注云太官右监丞的设置时间在永寿三年，与《桓帝纪》记载不同。应以《桓帝纪》为是。李贤注作永寿三年应属于文字讹误，不可能另有依据，否则，他会在注中标明出处，至少在永寿二年“冬十一月置太官右监丞”条下会注明。这条注文的错误流传了近千年，在现存的北宋刻递修本《后汉书》里面已经如此，此后的南宋刻本、元明刻本，乃至今天通行的中华书局点校本都作“永寿三年”。只有虚受堂刊刻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径改作“永寿二年置”，但未作任何文字说明。二、“是岁”记事的重复及其它《后汉书》帝纪中绝大多数记事都系日、系月、系年，也有相当多的记事只系年，不系月日。这类记事通常附在每一年的最后，前面冠以“是岁”字样。这应是对该年记事的补充记载，是前面所未记载的，其记事自然不应与前文的记事有重复。而《后汉书》诸帝纪里有数处“是岁”的记事属于复出的：1、《光武帝纪下》建武八年，“秋，大水。”“是岁，大水。”2、《光武帝纪下》建武二十五年春正月，“乌桓大人来朝。”“是岁，乌桓大人率众内属，诣阙朝贡。”3、《顺帝纪》永建六年秋九月“丁酉，于阗王遣侍子贡献。

”“十二月壬申客星出牵牛。于阗王遣侍子诣阙贡献。”案：《光武帝纪》建武八年下的“是岁，大水”，所言当即该年的“秋，大水”。《光武帝纪》建武二十五年下的“是岁，乌桓大人率众内属，诣阙朝贡”与“春正月，乌桓大人来朝”所言也应当是同一事。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卷二《汉纪中》解释说：“《帝纪》今春既著乌桓来朝，岁末又纪是岁乌桓朝贡内属。盖始独大人来朝，后乃率种族内属耳。”他认为这条记事不属于复出，实际上并没有提出证据，只是基于相信《后汉书》记事不会有这种现象的一种猜测。历史上的少数民族主动归附中原王朝，在其首领率部众正式归附之前，通常是先派使者朝见，以了解中原王朝的态度，未见首领先行入朝，然后返回再率众内属的。司马光的解释缺乏根据。《顺帝纪》永建六年下的“于阗王遣侍子诣阙贡献”是系于该年下的最后一条记事，其前面很可能脱漏了“是岁”二字。这条记事与前面的“秋九月丁酉，于阗王遣侍子贡献”不会有什么不同，也应为同一件事。以上三例都属于记事复出。为什么在帝纪里出现记事复出现象呢？这应与当时范晔编纂《后汉书》的情况分不开。前面提到，范晔在宣城太守任内编纂《后汉书》时，采用了组织众人协作的方式，“穷览旧籍，删烦补略”。

他在史料上主要依据《东观汉记》，另外参考其它各家《后汉书》。估计帝纪中系月、系日的记事主要采自《东观汉记》，那些未系月日，仅冠以“是岁”二字而置于岁末的记事，大约不少是直接采自当时流传的各家《后汉书》。各家《后汉书》中，有的可能略微变通了一下编年记事的方式，略去了事件系属的月日，仅以“是岁”二字系事于岁末。因范晔《后汉书》的资料搜集，甚至部分内容的编写，出自众手，时间短促，对所有采用的资料是否有重复，来不及逐一反复加以细致的核订，难免有所疏漏，导致个别记事重复。《安帝纪》元初元年十一月下无任何记事，大约也是出自同一原因。《后汉书》帝纪每年最末以“是岁”方式补叙该年重要史事的地方很多，粗略统计有近百处。各处“是岁”之下所记录的史事，或一两条，或三四条，或五条，总共记事一百余条。我们知道，范晔正式编撰《后汉书》之前，撰写过一篇《序例》，规定了编撰《后汉书》的则例。这篇《序例》早就散失，现在能够见到的不过四条，内容涉及著述的体例和笔法、记载灾异祥瑞时遵循的义例。[③]那么，运用次数如此之高的“是岁”记事法是否也是其中的一条则例呢？这需要对这些记事的内容加以分析。史书中以“是岁”的方式补叙史事于岁末，并非始自范晔《后汉书》。

《左传》僖公十五年末记载：“是岁，晋又饥。”《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七年末记载：“是岁，赐爵一级；治驰道。”《汉书·成帝纪》阳朔二年末记载：“是岁，御史大夫张忠卒。”颜师古注曰：“史不记其月，故书于岁末。”并且说下文永始二年末的“是岁，御史大夫王骏卒”，情况与此相同。颜师古的注解实际上告诉我们，这些以“是岁”的方式补叙于岁末的史事，在原始的历史记录或者在后人撰著史书时所能找到的历史记录里，原本就没有记载清楚它们发生的月份，因而，后人撰写史书时，只能把它们补叙于岁末，冠以“是岁”二字。《后汉书》帝纪中的一部分“是岁”记事，也应当存在这种情况。但《后汉书》帝纪中还有一些冠以“是岁”的记事，并不是因为原始史料中未记它们所属的月份，而是属于另外的情况。某些史事跨越的时间非止一两个月，没有确定的某个月份，不适宜于采用明晰月日的方式来记载。用“是岁”的方式在岁末总结叙述一下，可以起到简洁明白的效果，避免烦琐的文字记录。例如：1、《光武帝纪上》建武二年，“是岁，……。初，王莽末，天下旱蝗，黄金一斤易粟一斛。至是，野谷旅生，麻菽尤盛，野蚕成茧，被于山阜，人收其利焉。”2、《光武帝纪上》建武五年，“是岁，野谷渐少，田亩益广焉。

”3、《明帝纪》永平二年，“是岁，始迎气于五郊。”4、《明帝纪》永平九年，“是岁，大有年。”5、《明帝纪》永平十二年，“是岁，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6、《灵帝纪》光和六年，“大有年。”这六条记事中，有五条是关于农业生产恢复情况的，这五条记录都不适合系于某一具体的月份下面。第三条记录的是永平二年开始举行迎时气之礼。案《续汉书·祭祀志中》，迎气于五郊分别是立春之日，迎春于东郊；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先立秋十八日，迎黄灵于中兆；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这条记事如果系以具体月日，就需要按照迎气的时间次序分为五条记录，先后分别系于不同的月之下。相比较而言，不如《后汉书》以“是岁”的叙述方式，在岁末综述一下，行文更为简明扼要，真正是疏而不漏。如果《后汉书》帝纪里的“是岁”记事都分别属于上面的这两种情况，那么，把它看作《后汉书》编撰的一条则例完全可以。事实是，帝纪里大多数冠以“是岁”的记事基本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它们也不是在原始史料中未记录下所属的月份，本节开头提到的三则记事重复的例子本身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因此，完全可以系于具体的月日之下。

不仅如此，这些记事从内容上看，也与系有具体月日的史事没有严格区别，同类内容的记事屡见于系有具体月日的史事中。下面列举几个《光武帝纪》中的例子：1、《光武帝纪上》建武三年，“是岁，李宪自称天子。西州大将军隗嚣奉奏。建义大将军朱祐率祭遵与延岑战于东阳，斩其将张成。”2、《光武帝纪下》建武六年，“是岁，初罢郡国都尉官。始遣列侯就国。匈奴遣使来奉献，使中郎将报命。”3、《光武帝纪下》建武十年，“是岁，省定襄郡，徙其民于西河。泗水王歙薨。淄川王终薨。”4、《光武帝纪下》建武十五年，“是岁，骠骑大将军杜茂免。虎牙大将军盖延薨。”5《光武帝纪下》中元元年，“是岁，初起明堂、灵台、辟雍及北郊兆域。宣布图谶于天下。复济阳、南顿是年徭役。参狼羌寇武都，败郡兵，陇西太守刘盱遣军救之，及武都郡兵讨叛羌，皆破之。”以上记事的内容涉及割据武装建立政权、地方武装对新政权的态度、战争、职官设置、封侯政策、外族奉献、省并郡县、诸侯王以及大将等重要人物去世、思想文化政策、减免赋役、异族反叛等。其它未一一列举的“是岁”记事，还有灾异、祥瑞、赈灾、异族贡献、刑罚等。这些方面的史事记载，在各帝纪系有月日的记事中不胜其数，没有任何独具特色之处。

把这些史事冠以“是岁”记录于岁末，不仅见不出有什么义例或笔法，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历史事件的时间性，不能不说是《后汉书》帝纪编纂上的一个缺陷。岁末以“是岁”方式补充记事，虽非始自范晔《后汉书》，但在早期的史书，如编年体的《左传》，纪传体的《史记》、《汉书》各本纪中都是偶而出现。只是到了《三国志》，情况才有所不同，陈寿在本纪里开始比较多的采用以“是岁”的方式记事于岁末，总计出现十二次，也基本上没有明确的义例可循。《三国志》成书于范晔《后汉书》之前，范晔在《后汉书》帝纪中大量运用“是岁”方式记事，不知是否是受此影响。

本文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3期，引用请查阅原文！

注释：[①] 参见中华书局点校本《后汉书》各卷帝纪后《校勘记》。[②] 有关范晔《后汉书》史料来源，参见吴树平先生研究《东观汉记》、《后汉书》的诸篇论文，收入吴树平《秦汉文献研究》，齐鲁书社，1988年版。[③] 参见吴树平先生《范晔〈后汉书〉的〈纪传例〉》，《秦汉文献研究》，齐鲁书社，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