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的故事

李大钊的故事简说500（李大钊的革命事迹简洁语言概括）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省乐亭县人。1913年东渡日本求学，1916年5月回国参与新文化运动。1918年初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新青年》杂志编辑。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相继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革命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著名讲演和文章，成为在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1919年，支持和领导五四运动，先后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重要文章。1920年秋发起建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1月建立北京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负责党在北方的全面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第二、三、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1923年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4年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此后，担负国共两党在北方的领导工作。同年6月，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回国后负责中共北方区委工作。1927年4月6日被捕，28日英勇就义。

李大钊

严格的家教

河北省东北部的渤海边上有个村子叫大黑坨，1889年10月29日，李大钊出生在这里。

大黑坨村东八里地是一片大海滩，每当植物生长的季节，沿海滩边就长出绿绿葱葱的盐茜草，好像一条绿缎带围着碧蓝的海水。远处大海中渔帆点点，站在村北的旷野里瞭望，隐隐约约可以看到耸入云际的碣石山身居一隅而能看到海、山两种胜景，对村民来讲不能不算一种得天独厚的福份。但是，在那个苦难的年代，水灾，土匪，地痞流氓，苛捐杂税......天灾人祸搅得民不聊生。人们为了生存而在苦海中挣扎。在这美丽但又充满苦难的土地上，李大钊成长起来了。故乡的美使他对祖国、对人民刻骨铭心地热爱，苦难的现实又赋予了他改造社会的使命感。

李大钊的父母在他出生前后不到两年中相继去世，李大钊是在祖父的辛苦抚养下长大成人。

祖父李如珍，早年开杂货铺，赚了一些钱后买了九十多亩地。靠着这些地，全家勉强能维持一个小康生活。祖父非常重视孙子的教育，李大钊三四岁时，祖父亲自教他识字，长到六七岁，就被送入私塾。

祖父对李大钊管教很严，他常说:“小孩就像一棵茂盛的小树，由他自已去长，一点儿也不管教，那哪儿行呢!孩子们是从小看大，三岁知老这时候要是不好好注意管教，以后就来不及了。”

在教李大钊识字的那段日子里，每天早晨梳洗完，祖父就把擦得锃亮的红漆小桌摆上炕，就像发出了一个信号:该学习了。李大钊便连忙把书本、笔墨、砚台摆到小炕桌上，规规矩矩地坐到桌前，开始学习。这时，不只李大钊，全家人都好像受了传染，一个个屏声禁气的，谁也不敢大声说话，更别提打闹了。这会儿，李大钊对祖父百依百顺，乖得像个小大人。可等学习结束，刚一合上书本，两人就调了个，李大钊把祖父支使得团团转，老爷子也不以为忤，乐得听孙子的命。他曾笑着对亲友们说:“我们家里，一天有两怕:书本一翻开，孙子见了我就怕;一闭上书本，就该是他拾掇我的时候了。”

有一天，逢到集日，祖父要去赶集。出门前，给李大钊留了一些功课，说回来后要考他。如果没有把功课学会念熟，李大钊就要受到处罚。祖父还叮嘱李大钊的表姑说:“你得好好地照着他点儿，别让他老玩呀!”表姑满口应承，祖父放心地走了。

李大钊很快就把功课温习得滚瓜烂熟。他那爱玩的天性上来了，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只想到外面去跑着玩。可是表姑在门口守着，怎么办呢?

想了一会儿，他笑着对表姑说:“表姑，你过来。”表姑手里拿着鞋底，走到李大钊的小桌前。

李大钊说:“我要问你一个字。你看看，这个字到底念啥呀?"

看着那字，表姑笑了，她说:“你要是问我这个鞋底子咋纳，那件衣服咋缝，我都能说得上来。你要是问我这个字儿念啥，它认得我，我可不认得它。”

李大钊也笑了，他说:“我爷爷不是叫你照着我点吗。连这个字你都不认得，还咋照着我呢?”

看着机灵的小表侄，表姑又笑了。她想:连小猫小狗，在家里待够了，也得到外面撒个欢儿呢。要是成天把孩子圈在屋里死读书，还不把他圈病了吗?

想到这儿，表姑问:“你爷爷给你留下的功课都学会了吗?”李大钊信心十足地说:“都学会了。”

“你念给我听听。我虽然不识字，也会听呀，要是念得很熟，我就放你到外面去。

李大钊流利地念了一遍功课，表姑满意地说:“玩去吧!要早点回来。要记住你爷爷嘱咐的话，不要到老母庙去看扔坑的和赌钱的就中。

李大钊满口答应着跑出屋门。玩儿到太阳偏西，祖父快回来时，李大钊又回来坐到小桌前，专心致志地看书。

祖父回来后，认真地考问孙子的功课，李大钊对答如流，祖父很满意。

以后，每逢祖父出门，李大钊都先把功课温习好，然后放下书本出去玩一阵，再回来复习一遍功课，他觉得这样学习效果比较好。

后来他把自己的学习经验传授给孩子们，他常说:“孩子们学习的时候应当听老师的话，认真地学习。可是脑子用疲倦了，就应当很好地玩一阵，不要一天到晚地坐在那里念死书。要是长久这样下去，不但新功课学不进去，反倒会把学好的东西忘得一干二净。”他还说:“要玩就得玩个痛快;要学就得学个踏实。

祖父不只管教李大钊的学习，也管教他做人。他要把孙子培养成一个知书明理的人。他生怕李大钊沾染上“恶习”。

当时，村子里赌风盛行。祖父对此深恶痛绝。他常指着那些赌徒对家里人说:“那是一伙害群之马，老天爷给了他们一双手，不用来干好事，黑夜白天耍钱闹鬼，染满两手铜臭。像这样醉生梦死地混下去，那有啥意思呢?”

他更是常常教训对之期望至深的小孙子:赌博不是好人干的。他绝对禁止孙子接近赌博，连凑到赌摊前看看热闹也不允许。

李大钊上私塾后，每天都要经过赌摊。祖父很不放心，每天一到放学的时候，就站在大门口，盯着孙子回来要走的路。

有一天中午，祖父把饭菜整整齐齐地摆在饭桌上，等李大钊放学回来吃饭。

可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祖父着急了。他拄着拐棍走到大门口，向西边张望。

只见西边的赌摊前围着一群人在赌钱，旁边有一帮人在看热闹，李大钊也站在看热闹的人群里。

祖父一句话也没有说，拄着拐棍转身进了家门。

过了一会儿，李大钊蹦蹦跳跳地回来了，一进门先叫人:“爷爷!"祖父的脸沉得像阴天，只说了一句:“吃饭去吧。”

等李大钊吃饱了饭，祖父把他叫到跟前，问:“你做啥来着，回来这么晚?”

“没做啥，看扔坑(一种赌博活动)的来着!”祖父问:“看扔坑的热闹不热闹?”

“热闹!”

祖父狠狠地瞪了孙子一眼，说:“是热闹呀，比在家里坐着不动，光念书要热闹得多呀!”

李大钊吓得没敢吭气。

过了一会儿，祖父生气地说:“我嘱咐你的话就白说了吗?不让你往那伙人里凑，你偏往那里凑，现在你认罚不认罚?”

李大钊小声地说:“认罚。”他知道自己做错了事，应该受到处罚。

祖父说:“认罚就到房上给我翻麻去!东厢房门旮旯里有一把大木杈子，拿了到房顶上翻麻去吧!”

家里房顶上厚厚密密地晒着一片麻，一个小孩子翻起来很吃力。李大钊拿着木杈，顺着梯子爬上房顶，一杈一杈地翻动着。

正值暑天，太阳灼烤着，李大钊的小细胳膊挥着木杈，又热又累，一会儿就汗流浃背了。

表姑在房下面看着李大钊的可怜样，心疼得不得了。不等麻翻到一半，就忍不住去向祖父求情说:“天太热了，看把孩子累得汗从头上往下流，把孩子累伤了咋办呀?”

祖父的脸还板着，他得让小孙子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但他比谁都心疼孙子，孙子的那副惨样他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早就等着别人来求情了。

顺着表姑的话头，祖父说:“嗯，行了，让他下来吧!”

等李大钊从房上下来，表姑连忙给他擦了擦汗，祖父抚摸着李大钊的小身子问:“热不热?”

“热!”

“累不累?”“累!”

“去歇歇吧!以后可要好好念书，再不要挤到那伙人里去看扔坑了!那些扔坑的都是流氓坏蛋，哪有好人干那个的!要是干那个，东邻西舍都把大牙笑掉了。”

晚上，祖父又把村里赌徒的丢人事讲给孙子听，其中有许多惹人笑的故事。

听着故事，李大钊脸上露出了笑容。孙子笑，祖父也笑，一天的乌云也在笑声中散去了。

李大钊记牢了这次教训，从此，再也没有看过别人赌钱。

播火者和斗士

李大钊不仅致力于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之一。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之后，1920年9月，李大钊发起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有了这个组织，各种革命活动开始走上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轨道。革命知识分子更加注重从事实际的工人运动，反对空谈，活动内容从主要进行一般民主主义常识的宣传，改变为着重对工人进行阶级教育，有了更明显的社会主义倾向。

1920年的十月革命节，向工人进行社会主义宣传的通俗小报《劳动音》创刊了。这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周刊，出版刊物的目的是提高工人的觉悟、促进工人的团结，指导工人运动。《劳动音》出版后，受到工人群众的欢迎，很快在长辛店等地的工人中广泛流传开来。

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劳动音》非常注意马列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实践相结合。在第一期中就批判了一些知识分子从事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缺点。批评他们“只向智识阶级作学理’的宣传，而不向无产阶级作实际的运动，结果还只是空谈!”并且明确指出，今后的劳动运动，一方面要加强社会主义的宣传;另一方面“更要积极从事于实际的运动--教育与组织-得寸进寸，得尺进尺，如此作去，五年十年，二十年以后，也许见着我们希望中的效果，若空谈，只是偷懒，只是自杀。”

在李大钊领导下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不仅这样宣传，也是这样去身体力行的。

1920年冬天，为了更好地宣传和组织工人，他们决定在长辛店创办一所劳动补习学校。1921年元旦，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正式开学了。

李大钊等人动员广大革命学生参加这项工作，还派了“常驻教员”。

年轻的教员们抛开舒适的学习环境，来到长辛店，挤在一间小屋里居住，连点灯用的油瓶都是从工人家里借来的。

每个人一个月发七元生活费，吃饭用去三元钱，他们用省下的几元钱买来茶叶、糖果，招待工人们。

他们的举动感动了质朴的工人。工人把他们看作自己人，积极地到补习学校来听教员讲课，遇到什么难解的问题也来找教员交谈。1921年5月1日，长辛店工会成立。长辛店工会是我国最早的现代工会之一，是京汉铁路工会由北向南发展的起点。

在李大钊领导下，工人运动迅速发展，郑州等地也先后办起了工人补事习学校。

李大钊也亲自到郑州等地视察和指导工人运动。

1921年3月的一天，学校教员对来学习的工人们说:“你们明天换换衣服洗洗脸，北京来的一个大员要和你们见面。”

工人们都很好奇，纷纷问这位大员叫什么名字。教员说:“不要问名字，叫他李先生。”

有个工人与教员关系很好，知道当时从事革命活动是要冒生命危险的，所以教员要为来人的身分保密，就背着人悄悄地向教员打听。教员说:“我告诉你，可别对别人讲，这个先生叫李大钊。”

第二天，李大钊来到学校。他头戴黑礼帽，身穿夹长袍，一同工人见面就亲切地说:“职工们都好啊!”

他勉励工人说:“你们要好好学文化、学技术。你们工人可不矮呀，工人够上天那么高呀!”

他边说，边在黑板上写了个“工”字，随即又在“工”字下面添了个“人”字，说:“你们看，工’人’合在一起就是天’。你们好好学习吧，好好努力，工人的前途远大得很呢!”

这种讲法很新鲜，工人们听了都很兴奋。望着工人们激动的脸，李大钊说:“咱们中国四万万同胞，两万万男子，两万万女子，要并肩前进，将来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好的中国。”

李大钊的话使工人倍受鼓舞，他走后不久，郑州铁路工人就组织了工人俱乐部。

与此同时，李大钊还领导了北京八所大学的索薪斗争。

1921年初夏的一个晚上，李大钊一家人围坐在八仙桌前正要吃饭，夫人抱怨说:“差不多快一年了，月月都欠薪，搞得人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每月大学里发的那点薪水，你又不如数拿回家来，再这样下去，家里就开不起锅了!”

看看桌上摆的那盘臭咸鱼，和孩子们面前的那碗高粱米粥。李大钊沉痛的说：“我们要是老有这样的饭菜吃，那太让人满足了。你还不知道呢，大学里的职员们，每月收入那点薪水，哪够一家老小充饥啊！现在军阀把持政权，净想争地盘，哪里还顾得上教育经费!职员们现在感怕连口稀粥也喝不上了!”

听了李大钊的话，全家人的心情都很沉重。

刚吃完饭，家里的电话铃响了。李大钊起身去接电话。他的脸格外严肃，只听他坚定地说:“准备好了!一切都准备好了!明天七点钟以前我到学校里来。”

见李大钊放下电话，夫人才担心地问:“是不是明天就去?

李大钊毫不迟疑地说:“当然要去!我憋了一肚子的话，想要跟那些家

伙们讲讲道理。”

夫人说:“跟他们能讲出个什么道理呀?人家大权在握，想咋摆布就咋摆布!我看还是不去妥当些。”

李大钊看了看妻子，他懂得妻子是在为自己担忧，但这是原则问题他绝不能表现出畏惧。于是他斩钉截铁地说:“一定要去的。难道我们就让他们这样摆布下去吗?他们不讲道理，我们只有反抗，把请愿变成示威!我们要质问这些坏蛋，他们到底把办教育的经费搞到哪里去了!如果这些狗豺们不肯出面，我们的请愿书也已经写好了，那就用书面跟他们讲道理!”

第二天下午，李大钊的夫人告诉孩子们:“刚才北京大学来了一位伯伯，他说今天你爹到新华门前请愿去了。靳云鹏居然下令，叫卫兵用枪刺子戳散各校代表，听说有很多代表受了伤，不知你爹现在怎么样了。那位伯伯又到新华门前探听消息去了。

孩子们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跑到胡同口去张望，他们盼望爹爹平安归来。可是等了很久，也不见爹爹的影踪，只好闷闷地回到家里。

这时，家里又来了一位客人，正在向李大钊的夫人讲他亲眼看到的情况。

只听他说:“守常(李大钊的字)看见卫兵行凶，挺身向卫兵冲了上去，他的脑门被枪刺戳破了!我们雇了一辆人力车，把他搀扶到车子上，送到顺治门里首善医院去了。”

夫人马上又问:“医生检查过了吗?现在他怎样了?”

来人说:“没什么，放心吧!医生说是由于过分激动，好好休息两天就会好的!"

当晚，全家人惦念李大钊的安危，一夜都没有睡好觉。

第二天一大早，全家人正准备去医院探视，李大钊头缠绷带，走进家来。

全家人喜出望外，围上去问长问短。

李大钊气愤地说:“这些卖国军人们，他们哪里拿我们老百姓当人看呀!好象我们中国就是一个屠宰场，他们可以任意宰割鱼肉我们。这些豺狼们，只知道啃我们的骨头，喝我们的血，哪里还管什么教育不教育呢?可是，群众的激愤用武力是压制不住的，他们越压制，群众就觉醒得越快。”

接着，他又向家人详细地讲述了请愿的经过。

那天，八校教职员索薪团共派了三十名代表，去新华门总统府请愿。当时任总统的徐世昌正在总统府召开国务会议，拒绝会见代表。代表团就把事先写好的请愿书递进总统府。据说徐世昌看了请愿书后，脸气得煞白，一言不发，就把请愿书摔给了国务总理靳云鹏。靳云鹏更是穷凶极恶，他把请愿书摔到地上，恶狠狠地叫道:“这还行?卫兵们，打!”

于是，早已持枪荷弹的士兵们就把刀枪对准了手无寸铁的请愿团。

请愿团的代表们立刻受了伤，有一位先生左眼角被打伤，鲜血淋漓，伤势很重。见到这种惨状，李大钊忍不住挺身而出，向在场的群众揭露反动政府的卑劣行径。本来他已受了伤，加上心情太激愤，讲着讲着，眼前一黑，他就摔倒在总统府门前的影壁下，不省人事了。其他代表一看情况不好，急忙把李大钊送到了医院。

过了一会儿，有人拍打着门环敲门，两位先生急匆匆地走进李大钊的家。

他们见到李大钊才如释重负地说:“好极了，原来你已经回来了!我们一大早就雇了一辆汽车到医院接你，没想到扑了一个空。”

其中一位先生劝李大钊:“守常，听说外面风声很紧，卖国政府正要逮捕这次请愿的首脑呢!我在东交民巷法国医院替你找下了一间病房，赶快随我们到那里避避风头吧!走，我们送你去!”

李大钊听后毫无惧色，理直气壮地说:“怕什么?他们欠下我们的钱不还，反倒要打我们，他们有什么道理呀?要是卖国政府果真传我，我倒有讲理的好机会了，可以当面和他们说说理。让他们来抓好了，看我痛痛快快骂他们一顿。

无论来人怎样劝说，李大钊坚决不肯走。随后，李大钊夹起他的黑色大皮包，又到女高师上课去了。

这次请愿，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李大钊亲自参加了这场斗争毫不畏惧地领导群众同反动的军阀政府进行斗争。

奔赴苏联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1923年底，孙中山完成了改组国民党的准备工作。1924年1月20日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李大钊身为共产党员，被孙中山亲自指派为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由于李大钊具有广博的学识，透彻的见地和坦诚的态度，孙中山对他极为倚重。会后，回到北京，李大钊担负起了国共两党在整个北方的领导责任。

李大钊的担子更重了，工作也更紧张了。他女儿回忆说:“父亲这次回来，好象有了什么新的任务。一回到北京，他就把全副精力投人工作，忙得废寝忘餐。有很多青年男女，天天来找他。他们在我家外院的书房里，常常是一直谈到深夜一两点钟才散去。”

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方的工农群众运动迅速发展起来。

正在这时(1924年5月)，张国焘被军阀政府逮捕了。他向敌人出卖李大钊及其他共产党的领导人。军阀政府内务部以“提倡共产主义，意紊乱，殊属胆玩不法”的“罪名”，下令通缉李大钊。李大钊不得不回到昌黎五峰山避难。

当时，还不到盛夏，来五峰山避暑游览的人很少，李大钊每天在祠堂里看书、写文章。

一天黄昏，李大钊正站在屋前眺望远山。忽然见到远处有两个人影向这里走来。李大钊机警地躲到树后观察动静。

两人越走越近，李大钊看清走在前面的是外甥，走在后面的是一位同志。他才从树后迎了出来。

李大钊让儿子和外甥出去放哨，说:“要是有人到这边来，你们就打个暗号!”

孩子们出去后，李大钊对这个同志说:“你打扮成这种样子，叫我差一点认不出来呢!我走后北京的情况怎样?你一定先到我家去了吧?”

这位同志向李大钊汇报了北京的工作情况，又说:“这地方真僻静，要是自己来，我还找不到呢!”

李大钊笑笑说:“要是敌人到这里来抓人，只要我们往后面的松林里一转，管叫他们又得扑个空!”

这位同志向李大钊传达了党中央的紧急通知:“派李大钊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接着他又掏出一封信，笑着说:“这是大嫂托我给你带来的一封信。好啦，我的任务完成了!我今晚还要乘车回北京呢!”

送走客人，李大钊拆开了妻子的来信，才知道他离家的当天晚上，敌人就到家里来捕人，扑了个空，扫兴而回。第二天，全家回到乐亭老家，敌人又追到乐亭，仍然扑了个空。

妻子很为李大钊担忧，李大钊很理解妻子，于是他给妻子写了一封长信。

在信中，李大钊告诉妻子，今后他再没有空闲的时间照顾家庭了，鼓励妻子坚强起来，不要为生活而焦急，应当振作精神抚养和教育子女。

这封信最后写道:“目前统治者的这种猖狂行为，只不过是一时的恐怖罢了。不出十年，红旗将会飘满北京，看那时的天下，竟是谁人的天下!”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李大钊把信交给儿子，告别了家乡，回到北京准备去苏联。

在北京，李大钊与同行的其他代表会面，商量出国的办法。同去的还有五位代表:工人领袖、中央委员王荷波，工人代表姚作民，妇女代表刘清扬，青年代表彭泽湘、卜士奇。罗章龙也是代表之一，但他是后去的。

为安全出境，李大钊派两位青年代表先出发，去哈尔滨与党的秘密机关接洽，做出国的准备工作。

当晚，李大钊同另外三位代表坐硬座客车出发。

四个人坐在同一车厢中，却装作互不相识的样子，谁也不理谁，免得一个发生意外后会株连其他人。

刘清扬的身上藏着代表们的出国证件，她心里非常紧张。前几天，她从上海到天津给母亲过生日时，邓颖超(周恩来的夫人)帮她做出国的准备。邓颖超借给她一件紫红色的毛衣，并把证件缝在毛衣下摆的一个角上，一旦证件被敌人发现，代表们就无法出国了。

所幸，一路都很顺利，他们平安地到达了哈尔滨。

四位代表住进了一个苏联人开办的小旅馆，李大钊带一位青年代表去投奔在哈尔滨经商的本族哥哥李景瑞。

这次出国，不可能取得军阀政府的同意，所以，他们不能办护照，必须绕过军阀张作霖部队在边境上的检查。

李景瑞想方设法为他们雇了三辆马车，而且帮他们换了一些卢布，还准备了一些路上要用的必需品。

准备停当后，六位代表都集中住到小旅馆里，以便第二天一同启程。店主虽是苏联人，却能讲一口熟练的中国话。李大钊还不放心，又向店主人了解出国要注意的事情。

店主说:“你们六位同志，起码需要坐三辆马车。每辆车连车夫算在里面不能超过三个人。而且每辆车还一定得用四匹马拉。”

刘清扬惊讶地问:“怎么需要这么多的马来拉呢?”

店主回答:“你们闯出国境的时候，车子一定要跑得快;马多车轻，才能够跑得快啊!还一定要选择膘满肉肥的好马呢。你们的马车可雇妥了吗?”

李大钊说:“一切我都托一位亲戚办好啦。我们六个人就是准备了三辆马车，每辆套四匹好马。明天天亮以前我们就动身"

店主又说:“车夫必须熟悉这一带的情况。国界那没有一点隐蔽的地方，山头上的碉堡，不分昼夜有卫兵在放哨。要是他们发现有人偷渡国境，准要开枪射击的。可是内行的车夫选择的道路，卫兵是绝对瞄不准、打不中的。有时候，士兵一发现有人偷渡国境，也会派马队追赶下去，但是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很少。他们对待自己的职务也绝不是那样认真、那样忠心负责的。黑夜里天气那么冷，他们能不声张就不声张。但是你们也不能疏忽大意。闯越国境的马车一定要轻便，能一口气闯过山坡才好!”

临睡觉时，店主人还叮嘱他们:“你们好好休息吧!明天过国境的时候，是非常紧张的，精神上对任何不利情况都得做准备。

第二天拂晓，天还没亮，三辆马车停在小旅馆门前。

李大钊和刘清扬坐在最前面的一辆车上。四匹又肥又壮的高头大马套在车前。人还未坐稳，车夫就扬鞭催马，飞奔上路了。

赶了约两个小时的路，天蒙蒙亮时，正好来到国境线上。

马车在两个碉堡中间的一条路上飞奔。路上不见一棵树木，到处光秃秃的。只见碉堡上不时有人影晃来晃去。万一被碉堡上的人发现，连个藏身的地方都没有。

车夫一鞭又一鞭地抽打着正在奔跑的马。一片黎明的寂静中，马蹄敲打在石头上的声音格外清脆，格外响。

这声音，终于惊动了碉堡上的守兵。从碉堡上传来了一阵枪声。

赶路人的心情非常紧张，车夫的鞭子又快又响，车上的人都捏着一把汗。直到碉堡被远远地甩在身后，车夫才长长地舒出了一口气，手中的鞭子不再扬起，马儿也放慢了脚步，迈着均匀的步伐小跑着。

李大钊他们知道险关已过，互相对视着发出会心的微笑。

这时，旭日升起，照耀着大地。远处的一切都是那么清晰，在一片原野的尽头，现出了一座小小的房屋，那是一个小车站--是苏联的车站。

站长夫妇非常热情，夫人做饭做菜，站长忙前忙后地为李大钊等人安排住处。这天晚上，客人们就都住在主人的卧室里。

从满洲里到莫斯科，他们整整走了十二天。抵达莫斯科后，刘清扬从毛衣下摆中取出白绫绸做的代表证明，上面用鲜红的字写明六位代表的姓名。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24年6月17日至7月8日举行。这次会议有来自全世界五十多个民族的共产党代表参加，是列宁逝世后，共产国际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7月1日，李大钊化名琴华，代表中国共产党在第二十二次会议上发言。他表示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和维护列宁主义的坚定立场和明确态度，向共产国际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和工人运动的状况。

会后，李大钊除在东方大学讲学外，还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参观访问。李大钊特别感兴趣的是工厂附设的婴儿室。因为他一贯主张妇女走出家庭，但对如何实现儿童公育，只能停留在理论和设想阶段，没有实践的机会。在苏联的土地上，他看到:妈妈们上班之前，把孩子送到工厂的婴儿室。孩子在婴儿室里游戏、吃饭、睡觉。下班后，母亲把孩子接回家。李大钊说:“我们中国将来一定要这样做，妇女才能从家庭中解放出来!这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李大钊在莫斯科附近参观了一所规模很大的孤儿院。这所孤儿院原是沙皇时代一个贵族的别墅，设备舒适，环境幽雅。住在孤儿院里的孩子们，父母都在卫国战争中牺牲了。

看到会议代表来参观，老师领着一群活泼可爱的孩子出来欢迎。老师向孩子们介绍了代表来自哪些国家，并说:“你们愿意同哪国的代表作朋友，由你们自己选择。”

话音未落，孩子们手捧鲜花跑向各国的代表。

一群戴红领巾的孩子向李大钊拥来。领头的一个男孩手捧一条红领巾一个女孩手捧一束鲜花，他们把鲜花献给李大钊，又把红领巾戴到李大钊胸前。他们请李大钊担任他们的名誉队长。

临别时，这群少先队员围在李大钊身边照了一张像。李大钊对这张照片很有感情，几次拿出来给子女们讲述它的故事。可惜后来李大钊被捕时，这张照片也被敌人搜走了，从此就不见下落了。

李大钊在苏联住了四五个月，便启程回国。

回国时，他身穿一件皮大衣，扮成一个商人。车上的苏联列车检查员以为李大钊是个资本家，非要他拿出护照来检查。

李大钊坦白地告诉检查员:“我没有护照。”

于是，苏联检查员扣留了李大钊，严格地检查他的行李，在行李中，他发现了李大钊同苏联孩子的合影。

他拿着照片，端详着李大钊，狐疑地问:“你到底是干什么的?照片上这个戴红领巾的中国人分明是你，这一伙戴红领巾的孩子又是我们苏联人，这究竞是怎么回事呢?"

李大钊微笑着对他说:“我是来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因为中国反动政府不允许我们到苏联来，我是化装秘密来的，还要秘密地回去!我在莫斯科开完了会以后还参观学习了一个时期，现在要回国去了!你要是看了这张照片还不相信，我这里还有一个很好的证物!”

他边说边从行李中取出共产国际送给每位代表的一只白瓷杯子，那杯子上印着列宁的肖像。检查员看到这只杯子，立刻热情地握住了李大钊的手，并送李大钊出了国境。

在从满洲里到哈尔滨的火车上，李大钊又碰上了反动巡警的检查。

一个朝鲜籍的巡警，仿佛对李大钊很了解，他对李大钊说:“你的服装和你带的东西有些不相称。我现在没有多余的时间检查你，等一会儿自然会有人来搜查的!”说完，他就走开了。

李大钊想，他一定是在暗示自己什么。于是，李大钊立刻把一些文件拿出来销毁了，又把那张像片和瓷杯子掩藏起来。

过了一会儿，果然有几个列车警察来到车厢大肆盘查，由于李大钊已做好了准备，所以非常镇定，那些警察一无所获，李大钊顺利地过了关。

回到哈尔滨，李大钊又来到了出境时的栖身处。主人问他苏联怎样他兴奋地回答:“好!好!工农当了家，中国革命非学俄国不可。”主人拿出日本

北洋军阀部队

李大钊回到北京，又投人了新的斗争之中。

松柏耐岁寒

1927年，由于北伐战争胜利进军和工农群众运动的进一步高涨，严重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统治，于是帝国主义加紧与国内军阀勾结，镇压革命势力。

白色恐怖笼罩着北京城。这时，李大钊已把国共两党在北方的领导机关迁人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旁边的旧俄兵营内。

敌人发觉国共两党的党部迁人东交民巷后，立即派出大量侦探在苏联大使馆周围严密监视。

看到环境如此险恶，许多老朋友托人带信，或亲自看望李大钊，劝他离开北京，但李大钊都拒绝了，他说:“要走出北京并不难，就是工作离不开，我是不走的。”

为了逮捕李大钊，敌人煞费苦心。

奉系军阀张作霖训练了一批军警，专门执行这项任务。他们被关在京师警察厅内，不许外出，以免走漏风声。

同时，张作霖派人分别与美、英、日三国公使接洽，以便取得他们同意派兵进入使馆区搜查苏联大使馆的兵营。

这些公使一贯敌视苏联，他们当即表示，俄国使馆已不享受使馆区内的权利，并称这是中国内部的治安问题，应当由中国自行处理，使团方面概不过问。

敌人还利用我们党的机关招工友的机会，派人打入机关内部，掌握了机关的一些情况。并逮捕了北京地区国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李渤海。李渤海被捕后供出李大钊隐藏在苏联大使馆，还供出了其他一些共产党员的名单。在帝国主义分子的默许和支持下，1927年4月6日清晨，数百名宪兵、警察、特务不顾外交惯例和国际公法，强行进入了苏联。

这天正是清明节。上午，李大钊的夫人带小女儿出去散步了，李大钊伏在桌旁写东西。

忽然，外面传来一阵尖厉的枪声。随着一阵纷乱的喊叫声，只见许多事人从低矮的围墙外跳进了院子里。

只听一声粗野的大吼:“不要放走一个。”吼声未落，一群宪兵、警察、特务蜂拥而人，十几支枪口指向李大钊和他的女儿。

一个满脸横肉的特务从人群中拉出前几天被捕的工友阎振山，指着李大钊，问:“你认识他吗?”

阎振山摇了摇头，表示不认识。

“哼，你不认识吗?我可认识他呢!”那家伙得意地狞笑着，声嘶力竭地叫了声:“给我搜!”

李大钊早就做好了被逮捕的准备，敌人从他身上自然是什么也搜不出来的。

凶恶的敌人把李大钊绑起来带走了。临走时，他只是关切地看了女儿一眼，没有说一句话。

与李大钊先后被捕的，还有共产党员范鸿劼、谢伯俞、谭祖尧、杨景山，及国民党左派邓文辉、张挹兰等。

李大钊被关进了监狱。敌人使用酷刑逼供，用竹签钉进他的指甲缝，最后竟剥去了他的指甲。在敌人的淫威面前，李大钊没有说一句有损党的荣誉和革命利益的供词。

他在狱中自述中回顾了自己从事革命斗争的经历，表达了自己的信仰和抱负，宣传了反对帝国主义、改造国家的革命主张。在自述中，他把一切责任都承担起来，尽力掩护同时被捕的青年同志。

后来有人访问当时的狱卒，据他说:“执行官吏受上峰指使，以种种方法，“诱导’先生(指李大钊)，使其供出同党人之行止，先生至终不说，只道我李大钊是共产党，其他同志的踪迹，概不知情。”

当时一些资产阶级报纸也记载着:“李大钊受审时......态度极从容，毫不惊慌”，他“着灰布棉袍、青布马褂，俨然一共产党领袖之气概。”在法庭上，他“自谓平素信仰共产主义，侃侃而谈，不愧为革命志士本色。

敌人见硬的不行，又施展利诱的招术。张作霖的参谋长杨宇霆利用同乡关系来劝降，妄图用高官厚禄收买李大钊。

李大钊毫不空情地道:“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安步以当车，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民族的气节;绝不能为了锦衣玉食，就去向卖国军阀讨残羹剩饭，做无耻的帮凶和奴才!”

李大钊话中带刺，杨宇霆岂能听不出来，他羞愧得无言以对，狼狈而去。

李大钊在狱中也没有停止过革命宣传。他不仅鼓舞难友的革命斗志连看守的士兵和警官都成了他的宣传对象。

有的士兵自愿为他传送消息，成了他的“交通员”。有的警官私下说“上边的命令，我们也没法子想，像李先生这样的人，我们是十分信仰尊敬的。”

李大钊被捕后，铁路工人组织了劫狱队，准备营救李大钊。李大钊得知这个消息后，极力反对，他说:“我个人为革命为党牺牲，是光荣而应当，但已经是党的损失......我不能再要同志们来作冒险事业，而耗费革命力量，现在你们应当保存我们的力量......不要使革命力量再遭损失。”

英勇就义

在此期间，蒋介石打密电给张作霖，主张把李大钊等人立即处决，以免后患。一些军阀说李大钊是“赤党祸根”，认为“巨魁不除，北京终久危险。”反动分子对李大钊既恨又怕，急于杀害他。

1927年4月28日上午10时，敌人的特别法庭突然开庭判决:对李大钊等人立即处以绞刑。

军阀张作霖

当天下午，李大钊等人便被押解到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行刑。在押解过程中，马路断绝交通，警戒极严。

一个孤寂的院落里冷森森地矗立着绞刑架。即将行刑的革命者们被全副武装的军警押解进来。

面对死亡，李大钊是那样从容、镇定。他拖着被酷刑折磨过的身体，脸上带着凛然不可侵犯的尊严，第一个走上了绞刑台。

站在绞刑架下，李大钊挺直身躯，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说。

他嘲笑杀害革命者的反动分子“好像热锅里的游鱼一样，还想昏头昏脑地来演丑戏”。他慷慨激昂地说:“不能因为今天你们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李大钊奋斗一生，直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牺牲时，他年仅三十八岁。

李大钊塑像

缅怀革命先驱，纪念捐躯英烈；

珍惜当下岁月，百折不挠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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