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国近代史、党史中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也是唯一在广州召开的全国党代表会议。中共三大在国民革命与民众运动理论方面的建树，为国民革命运动之开局奠定了思想基石；它所制定的组织与制度建设之相关法规，有力地促进了中共自身的发展壮大。正因如此，我国党史学界将中共三大作为国民革命史的开端。

广州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周兴樑，多年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及教学工作。为纪念中共三大召开100周年，6月17日，周兴樑上线“文史广州”系列讲座直播，以丰富翔实的史料细节为线索，为观众们梳理中共三大会议召开的原因、会议内容及其成果的深远影响。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周兴樑上线“文史广州”系列讲座直播。

专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主要促成者

中共三大的召开离不开国际力量的推动。周兴樑在直播中表示，苏俄在十月革命取得成功以后，遭到了多个西方国家的联合干涉。1920年，共产国际二大会议通过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指出当前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各国共产党必须帮助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族解放运动，要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把各国各民族无产者和全体劳动群众联合起来。

于是，当时荷兰籍的共产党员斯内夫利特（Hendricus Josephus Franciscus Marie Sneevliet，1833-1942），化名为“马林”来到中国，负责协助中国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战略设计。他强调，为了帮助中国实现统一，必须立即着手把国民党——当时国内最大的政党，建设成一个群众性的革命党，并尽可能在中国实现反帝统一战线，把互相争斗的各个省以及广大民众联合起来。

马林的指导与帮助最终促成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1922年1-2月，共产国际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共产党人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立场，以及同民族革命政党进行合作的问题。

这次会议对两党认清中国国情、规划合作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年5月23日，陈独秀首先在《广东群报》上刊登了题为《共产党在目前劳动运动中应取的态度》的文章，表明应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

中共三大上的争论：如何进行党内合作

自陈独秀表明建立联合革命战线的重要性之后，蔡和森、李大钊、毛泽东等早期中共领导人也先后发表文章支持这一观点。至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运动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对国共合作的态度已基本达成统一。他们意识到，要壮大工人运动、发展无产阶级和党的力量，就必须联合国内的革命民主派。在中国共产党大力宣传联合战线的同时，国民党也在同年4月成立了大元帅府大本营的宣传委员会，专门负责改组国民党的宣传工作。

万里征程风正劲，两党的宣传工作都为中共三大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1923年4月，中共中央总部迁至广州；同年5月，中央开始向下设四区（即北方区、两湖区、江浙区和广东区）发出通知，要求各地选派出席大会的代表，并附有条件：一是以产业工人为主体，二是要有一定数量的区委书记。

经过认真筹备之后，中共三大于1923年6月12日-20日在广州召开，有40名代表参会。会间，出席的代表先后听取了陈独秀所作的中央工作报告、各地的工作报告，以及马林所报告的国际形势和国际工人革命斗争情况。其中，众人最关注的就是关于国民运动与国民党问题的争论。

围绕着如何以党内合作方式与国民党合作，会上形成了两派意见：一派认为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全体共产党员都应该加入国民党；另外一派对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表示怀疑，认为有责任或者有必要在国民党内开展工作的共产党员可以加入国民党，不必全体加入，尤其是工人出身的党员。这一派还认为应该保持党的独立性，对陈独秀提出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也持反对意见，但经过表决，该派提出的修正案最终以“8票赞成、9票反对”的结果被否决。

中共三大确定以国民革命运动为党的中心工作

在为期8天的会议结束后，代表们经过认真的讨论，最终通过了13份文件，其中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以及《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等文件，对国民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和前途都进行了清晰的论述。

此次会议提出将国民革命作为党的中心工作，为国民革命运动在广东乃至全国的兴起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也为其指明了发展方向。随着中共三大成果的发布，国共两党都掀起了国民革命的热潮，一时间，广东成为了农民运动的中心和辐射地，同时也是全国工人运动的中心，北伐战争的根据地和大后方。总的来看，这次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取得了圆满成功，它以彪炳史册的丰硕成果和不朽勋业，影响和推动着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