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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宴请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常德人郑洞国

毛泽东宴请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常德人郑洞国为了民族解放、人民解放和新中国建设事业,毛泽东以领袖魅力、战略眼光和宽广胸怀,广泛团结积极争取国民党各方面人士做出了不懈努力。

毛泽东宴请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常德人郑洞国

为了民族解放、人民解放和新中国建设事业,毛泽东以领袖魅力、战略眼光和宽广胸怀,广泛团结积极争取国民党各方面人士做出了不懈努力。湖南常德石门人郑洞国是投诚的国民党高级将领,1954年9月,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亲自提议他为国防委员会委员,并在丰泽园宴请他,还为之点烟,以切身体会卸下了郑洞国思想包袱,让他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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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洞国,两岸同时追悼的两位黄埔系将领之一

1991年 2月26日,郑洞国遗华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礼堂举行。李先念、邓颖超、聂荣臻、王首道、刘澜涛、肖克、程子华、习仲勋等老领导人送了花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国防部长秦基伟、中共政治局委员丁关根、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雷洁琼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民革中央、黄埔同学会、中央统战部、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等单位和死者生前好友千余人的举行虔诚告别。

与此同时,在海峡彼岸,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在数百名黄埔系的将领中,郑洞国是仅有的和杜聿明两个同被两岸追悼的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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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缅指挥作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郑洞国(后排中)、杜聿明(前排右)等

郑洞国(1903—1991),字桂庭,汉族,湖南常德石门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曾参加东征和北伐,是最早参加抗日战争的国民党将领之一,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被公认为抗日英雄。1933年率部参加了长城古北口抗战,“七七事变”后,相继率部参加保定保卫战、台儿庄大捷、武汉会战、昆仑关大捷、鄂西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等战役,屡创敌顽,战功卓著。1943年调任中国驻印军新一军军长,率部会同盟军收复缅北,扬威国外。1945年回国,历任第三方面军副司令、东北保安副总司令、代总司令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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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开罗会议后,蒋介石视察驻印中国远征军。前排右起:郑洞国、蒋纬国、蒋介石、宋美龄、蒙巴顿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辽沈战役时,郑洞国3月25日任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副主任,兼任吉林省政府主席,率部困守,10月 20日投诚。毛泽东在为中央军委起草致东北局的电文中指出:“郑洞国为黄埔高级军官,此次又率部投降,应给以礼遇。”

解放后,萧劲光和萧华两位将军劝郑洞国出来工作,被他以不愿与故旧兵戎相见为由拒绝。1952年春节后,郑洞国前往北京,向周恩来汇报愿意参加新中国建设。6月举家迁往北京,任水利部参事和全国政协文史专员。1954年9月,毛泽东主席亲自提议郑洞国为国防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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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0月,郑洞国(中)率部投诚,抵达哈尔滨

此后,郑洞国历任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委员,第五、六、七届常委,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自 1979年起,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晚年他以各种方式向在台湾和海外的黄埔校友宣传党和政府的对台方针政策,多次寄语台湾当局以民族大义为重,顺应历史潮流,共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进程。

郑洞国将军情系桑梓。抗日战争期间,他与友人肖忠贞等一道创建了九澧私立中学(即石门一中前身);抗战胜利后,他又委托亲人从上海购置一套共三千余册的《四部备要》捐赠九澧中学;上世纪八十年代,石门一中修葺校门,他应请欣然题写校名;县图书馆募资修建,他慷慨解囊。

1991年1月,郑洞国病逝。2006年4月5日清明节,郑洞国魂归故里,骨灰安葬在石门县夹山国家森林公园。

郑洞国回忆毛主席宴请他的幸福时刻

郑洞国晚年花费很大精力写成的回忆录《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以严肃、客观、求实的态度,总结和回顾了其前半生的人生历程。书中,详细追记了毛主席宴请他的幸福往事——

我突然接到一张套红的金字请帖。打开一看,原来是毛主席派人送来的请帖,要在中南海家中宴请我。当时我的心情既激动又不安,毛主席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日理万机,还想到我,甚至要设宴招待,这该是多么荣幸的事情呀!但是,想到自己曾负罪于人民,参加工作以来尚未给国家做出什么贡献,却身受种种优厚的待遇,现在又蒙毛主席亲自接见,心中甚觉愧疚。见了毛主席,我该说些什么呢?

我迟到了几分钟。贺龙元帅和叶剑英元帅,还有鹿钟麟将军等早已在座。我刚到,毛主席即迎了过来,同我握手、寒暄、让座。我本来真有些紧张、拘谨,然而毛主席开始一句话一个动作就打消了我的顾虑。坐定之后,毛主席诙谐地笑道:“郑洞国,郑洞国,你的名字好响亮哟!”引起大家一阵大笑。接着,他问我吸不吸烟,我应声说“吸”,顺手在茶几上取了一支香烟。没想到,毛主席十分敏捷地擦着一根火柴,站起身替我点燃了香烟。这位深受亿万人民敬仰和拥戴的革命领袖,竟是如此亲切随和、平易近人,一点没有旧社会达官贵人那种虚伪矫饰、盛气凌人的样子,使我的心情一下子就轻松多了。

毛主席操着浓重的湖南乡音,问起我全家的生活情况。我如实答道……毛主席听后说:家庭问题很重要,要妥善处理好。人对生活要有一种达观的态度,不能为一时的波折而灰心。只要进取向上,是不难重新获得个人幸福的。

我听了毛主席这些体贴入微的话,感动得不禁连连点头。接着他又笑着说:“你的家庭生活安排好了,还得多为人民做点工作嘛!你今年才51岁,还很年轻哟!”我很惊讶,想不到毛主席这么了解我,连我的年龄都知道,激动地表示今后要好好为人民服务。

郑洞国还说,宴席上,聊到兴致处,他突然冒出一个问题,问毛主席的马列主义为什么学得那么好。毛主席一怔后爽朗地笑了笑,说:“我当年接受马列主义后,总认为自己已经是个革命者了。哪知道一去煤矿,和工人打交道,工人不买账。因为我还是一副学生脸,先生样,也不知道怎样做工人的工作。……想了很长时间,才有些明白,自己的思想立场还没有真正转变过来嘛!……我是在向群众学习的过程中逐步走上革命道路的。一个人的思想总是发展的,立场是可以转变的。只要立场转变了,自觉地放下架子,拜人民为师,这就灵了,学马列主义也就容易学好了。

就这样,毛泽东以切身体会卸下了郑洞国思想上的包袱。郑洞国深切地感受到,毛泽东的确是待人以诚,共产党的确是不记前仇,化敌为友。从那以后,郑洞国一直牢记着毛主席的谆谆教诲,自觉地放下架子,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做出了贡献。

郑洞国长孙郑建邦如是评说祖父

郑洞国长孙郑建邦是民革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他在祖父身边生活了很长时间,祖父晚年的心路历程及回忆文章,都是由他整理撰写的。2013年3月15日,《环球人物》记者独家采访了郑建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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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洞国晚年与长孙郑建邦故地重游

谈起祖父,郑建邦感慨良多,“祖父也可以说是一代人的一个缩影。如果把他放在那个时代去看,很多事情就清楚了。他早年投考黄埔军校,为的是救国救民;跟随蒋介石在国民党阵营里干了20多年,不能说不努力,可还是惨败;最后,当年的对手把自己的理想实现了,他觉得挺好。祖父晚年曾说‘我这后半生幸亏跟着共产党’……

“任何一个人的思想转变都有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尤其是祖父,他不像有些国民党的老前辈,早期就跟共产党同舟共济。祖父是在共产党的对立面,蒋介石又非常地信赖他,而祖父从小就受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熏陶,比如忠臣不事二主,这对他影响很大。蒋介石打内战时,祖父并不同意,他跟杜聿明等人都说,我们好好和平建国不好吗,干吗还要再打仗,再说在江西时共产党只有几万人,我们费了那么大劲还剿不了,现在他们已经是百万大军了,怎么个剿法?但当时蒋介石及很多国民党将领都信心满满。

“祖父被任命为‘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和吉林省主席。他当这个省主席的时候,他的政令出不了长春的城门,外面全都是解放军,守了7个月,这7个月是祖父最难熬的日子,而且越来越难熬,解放军后来越围越死,城里粮食也没了,燃料也没了,十万军队还有几十万老百姓,怎么办?那真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到最后,祖父的部属们都动摇了,觉得犯不着给蒋介石卖命,纷纷起义或投诚。

“祖父在黄埔军校期间,正值大革命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在军校十分活跃。祖父比较亲近的同学,有很多在中共党史上赫赫有名,比如井冈山时期的参谋长王尔琢,就跟我祖父是中学同学。因为祖父在校期间,一直跟共产党员走得很近,所以到现在一些党史材料还说,祖父当时是共产党员。我专门问过祖父,他说不是,但思想是很接近的。

“我追寻祖父的足迹,前往他出生和成长的山村,从县城乘车,行进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一路上我都在想,祖父是怎么从偏僻的山村走出来革命的?我们的爱国力量和民族大义有如此强大的感召力,能深入到最偏僻的山村,影响一个人的一生。我希望这种爱国精神代代相传,不断激励中国人奋发拼搏,开创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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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郑洞国与长孙郑建邦

2008年郑建邦创建“郑洞国教育基金会”,2015年11月正式注册为“湖南省郑洞国教育基金会”,从2008年开始,每年在石门县颁发一次园丁奖和助学金,奖励品学兼优的中小学生和教学成果显著的教师,扶助学习勤奋、有发展潜力的贫困学生。

参阅:

郑洞国《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

郑建邦《我的祖父郑洞国后半生幸亏跟着共产党》

刘畅《祖父是黄埔唯一的冒名顶替生》(环球人物 杂志(2013年第8期)

聚生,张冰《毛泽东与国民党人交往录》团结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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