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多年,写了不少名人轶事,且有幸在不少知名报刊发表,这与我喜读文史有很大关系。而这一爱好的启蒙者是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高崇民先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于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在北京召开。9月24日,东北解放区代表高崇民发言。
高老的次子高大庆,是我在海军工程大学的同学。大庆年长我两岁,他的专业是军械枪炮,我是无线雷达。
“文革”时期,军事院校停课搞运动,我们几个北京籍学员借此回家当起了逍遥派。我家和大庆家离得很近,我家在历史博物馆旁边,他家在北新华街翠花湾胡同(位于今北京市西城区,胡同已拆除),互相串门频繁。那段时间全国政协也停止办公,高老赋闲在家读书,翠花湾成了我经常光顾的好地方。
高老是副国级领导人,其居所幽雅安静,是典型的京城两进四合院,进大门迎面是影壁,大庆住在外院南房。高老在正堂屋,西厢房住着长子——原华北军区炮兵司令员、炮兵学院院长高存信将军的家人。东厢房是高老的书房,摆放大量全国政协文件、期刊等资料。
无事到翠花湾与大庆天天闲聊,也有嘴巴疲倦没话可说的时候。那日,大庆带我去书房品茶。这是第一次进高老书房。哇,眼前好多的书哟!各地的报纸、参考资料、内部参考等摞了半墙之高。其中有个大书架整齐地码放着近百本《文史资料选辑》。此书我早已耳闻,在周总理倡导下,1959年全国政协成立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门从事文史资料的征集、研究、出版工作。很多旧时名流与文史专家参与此项工作,很快出版了一批资料性的内部书籍,称为《文史资料选辑》。这些简装资料都是灰色书皮。作者来自方方面面。当年,周总理动员政协委员把自己亲历的故事记录下来。可惜那时《文史资料选辑》只在内部发行,读者多数为较高级别干部,政协委员和科研、教学人员可凭卡购买,外人难得一见。今日得见,不禁让我喜出望外。我随手抽取一本翻了几页,就被书中的文章深深吸引住了。大庆挺够朋友,见我那么爱看,搬了只藤椅让我坐着细读。
某天,我正聚精会神瞧一本介绍黄埔军校成立前后的选辑册子,至今还记得作者是覃异之将军。覃是黄埔第二期的学员,文章写得细腻生动,我正看得上瘾,听到有人低声说:“小尹,喜欢读史?”原来高老在悄悄欣赏我看书的着迷劲儿。我赶忙掩书站起来给高老鞠躬请安道:“高伯伯,您好。”高老个子不高,慈祥的面孔和智慧的眼神给我感觉他是个温和的长者。我说:“可喜欢这些故事呢,现在才知道原来黄埔军校是在苏联全力支持下建的。我的父亲说过,我二姑父也是黄埔学生。”高老问我:“几期的?”我说:“不知道,只知二姑父探亲时得暴病突然去世了,留下个遗腹子——我的表姐。”后来晓得,二姑父是黄埔五期的学生。
高老见我这么爱读文史,就让我说出秦朝以来的朝代。亏得上初中时历史老师把朝代编成顺口溜,我没费啥劲儿就背诵出来。高老特高兴,一手扇扇子一手拍着我肩膀夸我说:“现在你们军校停课没事干,你能静下心来看书,这很好啊。书架上这上百本的文史资料够你看一阵子了。”听他这么说,我高兴地拍手道:“谢大伯了。”有高老的支持,从此,我成了东厢房书斋的常客。大庆开玩笑说:“西林,你真行啊,蔫不叽叽把我老爹哄住了,在他书房里享受副国级看文件待遇了”……1967年夏天,外边热火朝天地搞着运动,我却常常泡在高老的书房静静地读书,真的特开窍,我从文史资料的书海里知道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清末和民国故事。有时,我在厅堂与高老促膝探讨一些书中趣事。眼下,有这么个爱看书的年轻军人陪高老爷子海阔天空地聊天,老人挺开心、挺解闷。
可以这么说,我是在高崇民高老爷子亲自指导下开始阅读近代史的。那段日子,令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高老建议我读史应先近后远,倒着读,先民国,再清、明、元、宋,这样读史,一则史料较全,二则离我们时代近、印象深。高老的亲口面授对我日后学习国史、党史、军史都起了指导作用。前些年,见某篇文章介绍了少帅张学良晚年读史事,也是本着先近后远的办法。抗战前高老曾做过张学良的高参和秘书。看来他们俩在读史上早有“先近后远”的共识了,这一方法也让我受益匪浅。
一次,我与高老聊起南北朝及五代十国,我说:“这两个历史朝代太乱,总是有一头雾水、难以理清的感觉。”高老说:“西林,这个问题提得好。这两个历史时代,是数国并存的缘故。”他说,东晋后的南北朝延续近200年的时间,盛唐后五代十国乱了50年。高老建议我花些功夫熟记每个朝代始末年代,这对理清南北朝和五代十国的关系是有好处的。那天讲到兴处,高老还随手用铅笔画了一张几个政权并存的交叉图给我看,我深深佩服高老的历史功底,不愧是留日高才生。现在回想起来,我特后悔那次“讲课”我没把高老那张五代史图要来珍藏起来。
几十年过去了,退休后,一位老同志与我交流读史感受时,也谈到南北朝、五代十国混乱的问题,那位老同志非常敬佩高老关于记忆王朝始末年代的办法。“文革”时期,我在高老的书房里粗读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一书,牢牢记住了公元前841年,是庚申猴年,乃是中国有确切纪年的开始,也为西周共和元年。高老还说,学史头脑里要牢记历朝始末年代及重大历史事件的时间。那段难忘的读史的日子,高老为我打下学习中国历史的基础。俗话说:文史不分家。高老的教导使我最终走上文学创作之路。
高老喜欢爱读书学习的年轻人,有好几次我看书着迷,快到中午了还赖在东厢房不走,高老就像家人一样催我与大家一起上桌共进午餐,在他家,我从“书虫儿”进步到“食客”。高老是多么慈祥、多么偏爱读书的人啊!享受美食之中,我发现高家厨师手艺特棒,大庆说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曾在沈钧儒先生家做过厨师,很得赏识。为答谢大厨,我曾专门去北京饭店买当时最时尚的熊猫牌香烟,请他大过其瘾。
改革开放后,我从海军转业回北京,在化工部办公厅上班,其中一项日常工作是负责办理每年全国“两会”(牵涉到我单位的)代表建议案和委员提案。1987年全国“两会”快闭幕时,我得到全国政协已重印“文革”时期中断的文史资料的消息。当时我兴奋极了,立马回部里请示机关领导,购买了一整套《文史资料选辑》。全国政协机关一位同志很惊讶,问我怎么对文史资料如此喜爱?我说当年是你们高副主席辅导我读这套丛书的,让我知道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这也是我常常怀念高副主席的情结所在。所以,极力“撺掇”单位采购一套文史资料,以读史学习。该同志闻之,默然微笑,良久无语……
本文选自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办、中国政协文史馆编《文史资料选辑》177辑,2023年12月出版。尹西林,国务院国资委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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