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众所周知，时代是思想形成的基础，而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又是时代发展的先驱动力。同时艺术创作来源于生活，不同时期的时代背景能够孕育出不同风格且又与其时代背景相适宜的艺术主题。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涌现出大量以驱逐日寇、恢复中华的文学创作，在清末腐败无能时期，又相继涌现出驱逐鞑虏、创立民国的民主共和思想，其它艺术创作来源亦是如此。

现在我们将视野转换到北宋时期，北宋一朝始终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国防形势，无时无刻不受到北方、西北地区游牧政权的侵扰。北方的辽国一直是北宋的劲敌，太祖、太宗时期一直以收复五代失去的燕云十六州为终极目标，但是由于形势所逼，雍熙北伐失败后，失地的收复变得遥遥无期，北宋继任的统治者也就逐渐放弃了。

雍熙北伐

北宋没能战胜辽国情有可原，毕竟辽国在当时也是幅员辽阔，整个长城以南部分地区和以北大部分地区皆是其势力范围，就连后来灭辽的女真部落也是在其统辖范围内。但是我们再看北宋西北方还有一个劲敌就是西夏国，从历史记载来看，西夏国土非常狭小，人口也不多，但是民风彪悍，军队作战能力强，尤其是骑兵作战冲锋能力不逊于辽。但西夏终归是一个小国，就是这样，北宋仍旧频频吃败仗，甚至只能以议和收场。

《宋史》载："銀州，銀川郡。五代以來爲西夏所有，熙寧三年收復，尋棄不守。元豐四年收復。五年，即永樂小川築新城，前據銀州大川，賜名銀川砦，旋被西人陷沒。"

正是由于北宋正处于战争频频的时代背景，北宋一朝的文学创作也深受此影响，甚至是受其决定性影响。北宋词风、诗风大部分以战争为主题，同时由于北宋积贫积弱，总是以软弱求和收场，更使得北宋的文学创作风格带有无奈、凄凉之意，相信我们在阅读北宋诗词的时候都能感受到。本文主要从北宋与西夏的战争角度来分析其对北宋文学创作的影响。

西夏疆域

宋夏战争对于北宋战争主体诗风形成的影响

现实性与议论化是北宋诗歌的总体特点，这一诗学风貌的形成与特殊的政治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复杂的民族关系则占主导因素。在167年的历史进程中，北宋始终处在与辽、金、西夏这三个少数民族政权相互对峙的政治格局中。在此过程中，北宋与西夏的并立时间最为长久，宋夏战争持续的时间之久、规模之大、情况之复杂、斗争之惨烈，是以往战争中颇为少见的。

严重的边患危机激发了士大夫文人浓郁的忧患意识，他们积极上书谈论军事得失，寻求救弊之策，从而掀起了一股救弊时政、富国强兵的爱国热潮，饱读经书的儒学之士由此正式走向北宋的政治舞台。北宋文人或娓娓叙说、或慷慨陈词、或滔滔雄辩、或精细剖析，将宋夏战争过程中的种种实况予以真实记录，从而形成了完整的战事诗。

苏轼

所谓的战事诗，是专指对特定作战双方战况的再现与持续描写，它具有双向性与延续性的特点，因此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边塞诗。自《诗经》开始，历代都有记录战争情况的诗歌，并形成了强大的边塞题材，但却没有任何一个时代的诗歌能够像宋夏战事诗那样，既全面系统，又真实动情地记录延续百余年的战争情况，因而较之前代的战争诗可谓有集大成之意义。

通过检阅《全宋诗》，可知和宋夏战事相关的诗歌近千首，内容涉及战争场面、百姓疾苦、文人忧患、边塞风光等各个方面，作品集中展现了历经百余年的宋夏战争给北宋社会带来的种种影响，具有以诗存史的现实价值。北宋文人开始将创作视野投向广阔的社会现实，宋夏战争所带来的冗官冗费、苟安积弱等困扰北宋社会的重大诗社会问题，都成为文人所关注的焦点。

石介《寄赵庶明推官》："四十年来赞太平，君王耳畔管箫声。定襄地域俄连震，莱牧男儿忽议兵。明日边烽高百尺，同时御府出三旌。将军请用多多算，能向当初见未萌。"

石介

宋夏战争对于北宋豪放词风形成的奠定

词体在晚唐成熟，至北宋达到繁荣阶段，其间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历程，表现男女恋情、离愁别绪的婉约词一直居于主流风格。然而随着宋夏战争的频繁爆发，士大夫文人创作视野和人生体验都因之而发生了改变，并拓展了新的创作视域—边塞战争与军旅生活。于是关心国家安危、慨叹国耻国难的豪放之作开始不断涌现。其中，不论是浅斟低唱的沉吟，还是雄肆粗厉的高唱，都与历经百年的宋夏战争有着密切关系。

北宋豪放词的作者多是经历宋夏战争，且关注现实政治、忧国忧民、积极有为的仁人志士，他们将忧国忧民的士大夫精神注入词体，以原本应歌娱乐的小词反映时代的风云变化，抒发振兴家国、维护民族尊严的英雄主义豪情，从而打破词体的娇娆柔媚之态，大大加强了词体的现实功能。

范仲淹

作为北宋豪放词的先驱，范仲淹一生正值宋夏关系最为紧张的时期，他不仅走上战场，亲历战争，同时用诗文记录了他们在国家危亡时期的所闻、所见、所感。《渔家傲》、《苏幕遮》两首作品就是他在西北军中的感怀之作，真切展现了边防将士们忧国怀乡的深情，以及词人对离乡久戍将士们的深切同情，可谓在剪红刻翠的软媚词风之外另辟一隅。

范仲淹《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继范仲淹之后，引时事入词逐渐成为一个时期普遍的创作倾向，并在其他词人笔下也有广泛的表现。北宋中后期是豪放词的确立和深化期，同时也是宋夏战争进入白热化的阶段。在经历了三川口、好水川、定川砦战役的惨败后，北宋闻人逐渐从宋初承平的温柔乡中清醒过来，并开始通过变革寻求出路，王安石、苏轼就是这一时期最具改革精神的文人，这种精神也必然会反映在词体创作中。

王安石

宋夏战争对于北宋政治散文发展的推动

宋代散文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顶峰，这已经是古今学界所公允的定论。宋代散文数量繁富，佳作纷呈，风格流派众多，可谓集前代之大成。宋代散文之所以有着如此之高的成就和地位，除了以上数量和风格上的成就以外，还体现出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时代特点，这依然与宋夏战事有着密切关系。

宋夏战争所引发的社会矛盾积弊激发了北宋文人关注社会现实、积极参政的热情。将道德精神的建构与政治理想的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文，一方面致力于探求政教根本，另一方面则担负起经国救世的社会责任，造就了经学、史学、文学的相互渗透、彼此影响的繁盛局面。北宋文人士大夫开始将深沉的忧患思想与高昂的士人风貌融合在一起，经世致用的文学观念由此得到空前强化。

韩琦

由此，北宋文人对宋夏战事给予了高度关注，并以策论、奏议的形式发表和宋夏战事相关的各种见解，从而将政论性文体的创作推向高峰。在强烈的忧患意识与爱国情感的激励下，一些重臣兼文士，如范仲淹、韩琦、富弼等都直接或间接参与边事，他们积极进言献策，发表对战争的见解与救国方略。司马光不仅有《论北边事宜》、《远谋》等陈述自己对边事意见的政论奏疏，而且明确对士大夫们高扬自我的社会责任感提出了要求。

《全宋文》载欧阳修言："从来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恶者盗贼，今盗贼起矣；所忧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赖者民力，今民困矣；所需者财用，今财用乏矣。"

富弼

评价

不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北宋文人始终把国家兴衰、民族忧患、民生疾苦作为关注的重心问题，从而展现他们的济世情怀与忧患精神。通过聚焦于宋夏战争的方方面面，北宋文人充分贯彻了要求文学反映现实，革除社会弊病的诗文革新主张，完全摒弃了宋初诗坛总体上内容空洞、言之无物的虚浮风气，从而为北宋文学开辟了全新的理论视野与创作格局。

历史上不乏战争，历朝历代都曾有过边关动荡的时期，但像宋代士人这样以如此饱满的激情和深沉的理性来凝视和思考战争事件的，可谓是一道独特的景观。当我们把审视历史的眼光定格在宋夏对峙百余年，就会发现北宋文人的创作热情与文学的现实指向，是随着宋夏战争的发生发展而彼此消长，而且北宋重要的文人几乎人人都写过反映宋夏战争的文学作品，从而深刻影响着文学格局的分布与审美风貌的形成。

自始至终都没有摆脱过宋夏战争的困扰，文人也因此深受这场持久战争的影响。文学创作因之有了更加广阔的现实内容和丰富的时代内涵。

对国家社稷安危的强烈关注使得北宋词人打破诗尊词卑的狭小观念，从而将创作目光投向风起云涌的广阔社会，与战争相关的边塞风光、登临伤别、怀古咏史、报国志向等内容开始涌现词坛，由此掀起了豪放词的创作高潮。

文学与政治有着紧密的亲缘关系，但绝对不是直线型、简单化的，而是以创作主体为核心中介，以文化思潮与审美风尚为依托，从而在一个立体化、复杂化的历史空间中相互影响，彼此制约，宋夏战争对北宋文学格局与审美风貌的影响就是最好的说明。

参考文献：《全宋诗》、《全宋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