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研究领域中，一直依赖于传世文献，将分朝代的作家作品研究作为学术研究的主流。而随着考古发现的成果不断增多，古代文学研究也不断产生新的学术生长点。

首先，早期简帛和中古石刻文献的不断出土与公布，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很多古代甚至连司马迁都没有见过的史料，以这样的史料与传世文献相印证，还原了很多历史事实，订正了许多传世文献的讹误。

就先秦两汉时期而言，郭店楚简、上博楚简、里耶秦简、尹湾汉简、马王堆帛书的发现，有力地推进了古代文学研究。这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孔子诗论》的发现引起人们探讨以前没有注意过甚至隐藏在传世文献背后的一些研究断层，如诗与志的关系、诗与情的关系、诗与乐的关系等，使得《诗经》的阐释与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境界。二是众多新出简帛的发现扩充和拓展了“二重证据法”的研究方法，自从20世纪初期王国维提出“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以后，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传世文献记载相互印证，成为文史研究切实可行的方法，盛行了一个多世纪。进入21世纪之后，考古发现较20世纪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新资料不断涌现，研究方法也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不断多元化。三是运用考古文献研究文学的重要成果也不断涌现，除了对于《孔子诗论》的研究催生出众多学术论文之外，专题研究著作有黄灵庚的《楚辞与简帛文献》，综合研究著作有廖群的《先秦两汉文学考古学研究》等。

就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的中古时期而言，考古发现集中于石刻碑志。这些新材料对于文学研究极为有用，即以碑志而言，不仅是历史材料，同时也是一种文体，广义地说从史料到文体都具有文学上的价值。21世纪利用这些材料进行文学研究，也有三个方面的推进。一是填补了北朝文学的空白，在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一直呈现着不平衡的局面，长期以来，重视南朝而忽略北朝，谈到北朝文学，也仅仅注意南朝归北的庾信、王褒等人的诗赋和《水经注》《洛阳伽蓝记》《颜氏家训》等为数不多的散文。随着出土文献的大量公布，出现了与中国文学史研究常规反差较大的现象，墓志的出土与研究，改变了北朝文学研究的薄弱局面，在应用文学领域填补了北朝文学史的空白。二是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逐渐由时间梳理的线性研究向多元化、多层面发展。比如以前的研究着重于作家作品，对于文学发展集中于时期特征的概括。而根据新出土的石刻文学，就可以突破时段，溢出经典文学的研究范畴，在文学的社会性、文学的家族性、文学的民族性、文学的地理学等多方面有所发展。比如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陈尚君先生利用考古发展取得很大的创获，写出了《贞石诠唐》（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唐诗求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等重要论著。笔者近年来立足于考古发现，写出了《出土文献与唐代诗学研究》（中华书局2012年版）、《考古发现与唐代文学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学家族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三部著作，进行考古发现与唐代文学研究的尝试。三是唐代诗人墓志的集中发现对于唐诗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据本人搜集，迄今发现的唐代诗人墓志已经有180多方，其中不乏大诗人薛元超、张九龄、王之涣、韦应物、李益、耿湋、姚合等人的墓志，以及女诗人上官婉儿、李澄霞、宋若昭墓志，这些都是唐诗研究的原始材料和核心材料。前些时间，西安碑林博物馆还策划了“桃花依旧：唐代诗人墓志特展”，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别样的文学时空，通过诗人个体的精神轨迹与生活沉浮，带给我们无限的遐想与追思。

其次，我们要着力处理好考古学、历史学与文学研究的关系，融合考古发现、历史叙述与文学描绘，打破三个学科之间的隔阂以探寻学术生长点，这可以成为今后学者努力的方向。

考古旨在发掘中国古代的历史遗迹，考古发现并不完全是历史，只能是历史的碎片，更不可能是完整的社会生活材料。真正要了解历史、了解社会、了解文学，就必须将考古发现还原到当时的社会，还原于历史，还原于文学。对于考古发现，进行史学和文学的双重梳理，揭示古代社会真实面貌的某些侧面，从而建构新的学术系统与学术范式，这才是我们研究者的使命。当前学术界在考古发现的研究当中，还原于历史的研究较为充分，而还原于文学的研究较为薄弱。具体表现在运用考古文献研究历史的学者很多，考古发现几乎成为历史学研究者必用的史料，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学者较为充分地利用考古发现者很少。这大概是长期以来的研究惯性所决定的，也受到文学与考古两个学科的分界所影响。从实际情况看，不仅考古发现的资料能够催生文学研究的生长点，文学研究也能够推进考古学研究的进展。就先秦两汉的考古学而言，利用新发现的简帛文献产生了不少研究文学和学术的论著。这些论著对于还原简帛所产生的环境，还原历史面貌，释读简帛文字作用都很大，而对于新的考古发掘也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就中古而言，新出土诗人墓志的研究、新出墓志与诗学研究、新出石刻与家族文学研究也增添了考古学研究的文化内涵与文学品位。即如“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是杜甫的名句，出于《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学界以往一般认为，这首诗写于天宝七载。但随着《韦济墓志》的出土，证知韦济天宝九载始迁尚书左丞，则该诗应作于天宝九载冬天以后，即杜甫应制举不第的第三年，杜甫在极为困顿、窘迫的处境中写下了这首诗。再如新出墓志与杜甫、杜牧关联者多达30余方，这为研究京兆杜氏的家族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原始材料。

最后，古代文学研究可以利用的考古发现主要有石刻、写本、遗址和实物四个方面。

就石刻而言，大宗是碑志，这是学术研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饶宗颐先生在《远东学院藏唐宋墓志目引言》中说：“向来谈文献学者，辄举甲骨、简牍、敦煌写卷、档案四者为新出史料之渊薮。余谓宜增入碑志为五大类。碑志之文，多与史传相表里，阐幽表微，补阙正误。”考古发现的石刻文献，经过整理和汇集，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原石，二是拓片，三是释文。碑志本身既是历史遗存的再现，也是文学艺术的表现，碑志的解读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中古历史和文学研究的界限。同时，墓志碑也是很重要的文学体裁，不仅能够提供第一手文学文本，而且是研究文学生态和文学演变的原典文献。就写本而言，其是纸张发明以后迄今为止一直使用的书写工具和文字载体，而在简帛文献之后和印刷术发明之前的中古时期，更是一个无可替代的时代。考古发现中的中古文学写本以敦煌写本和吐鲁番写本为多。这些写本不仅提供了文学研究的文本材料，而且涉及文学传播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问题。就实物而言，考古的对象主要是实物，用以研究文学的途径也非常广泛。比如我们可以利用考古发现的琵琶实物与白居易的《琵琶行》诗相印证，通过考古发现的金银饰品与唐宋诗词中表现的首饰与名物印证，通过考古发现的古代乐器与文学作品中的音乐描写相印证。就遗址而言，考古发现数量最多。众多的唐诗篇章，不仅可以在传世文献中得到证实，而且可以通过考古遗址的方位和规模相互印证。诸如唐代宫殿遗址以大明宫与华清宫最有代表性，唐诗中表现这两个宫殿的作品也最为集中。文学、文献、实物三者结合，为长安宫殿的动态研究及其文学表现提供了可资对比的立体空间。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考古发现与中古文学研究”首席专家，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