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先秦文学

绪论

第一节·中国文学的源头

（一）传说时期的文学

（二）早期文字与书面文学的产生

（三）诗乐舞紧密结合

中国文学的产生可以一直上溯到文字产生以前的远古时期。原始的神话传说和歌谣经人们口口相传，历经漫长岁月，才用文字记下了少许。这些远古歌谣和神话，我们称之为传说时期的文学。这些内容可见于古籍中，如《蜡辞》（见于《礼记·郊特牲》）、《吴越春秋》卷九的《弹歌》等。

文字的出现是社会文明的标志之一。甲骨文字和部分青铜器上的铭文是我国现在所知最古的文字。

诗歌是最古老的文学形式之一。中国最初的诗歌是和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的，这在我国古籍中有明确的记载。见《吕氏春秋·古乐》：“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这八阕可能是现在所知最古的一套乐曲。诗、乐、舞三者紧密结合，是中国诗歌发生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

第二节·先秦文学的作者和形态

（一）由巫到史

（二）贵族文学的兴起

（三）士阶层的出现及其文学活动

（四）文献的综合性特征

（五）成熟的文学作品的出现

（六）作者和时代难以确定

夏商时代和西周初期，以原始宗教文化为主，文化的主要承担者是巫觋。巫觋在商代地位尤高，超过周代。春秋以后，巫术祭祀歌谣逐渐失去原来的重要地位，然未灭绝。

上古巫史不分，史的职务起初也是宗教性的。随着商周之际鬼神地位的下降，人事受到重视，史官发展了人事方面的职能，并从原始宗教中脱离出来，成为新兴文化的代表。

春秋时期，史官的文化活动达到了一个高潮，各国都有自己的史书，其中鲁国的《春秋》留存至今。鲁国史官左丘明采集各国史记，作《春秋左氏传》，文质并胜，把史家散文推上了一个高峰，成为后世散文创作的典范。

西周时期，学在官府，只有贵族才有受教育的权利，文化为贵族所垄断。这类官学之后逐渐演变为私人传授，即父子代代相传。贵族是西周、春秋时期文学的主要创造者。周朝同时也有许多民间歌谣，作者大都为平民。这部分诗歌就是《诗经》中的十五国风。

春秋战国之际，分封制度的解题，导致上层贵族地位的下降和下层庶民地位的上升。贵族与庶民之间兴起了一个士阶层，士的人数迅速增加，他们的社会作用也日益重要。随着贵族的衰落，官学或私家传授出现了危机，于是民间聚众讲学之风应运而起，文化知识也由贵族转移到士的手里。代表：孔子——儒家，墨子——墨家。

士的礼贤下士之风大盛，各国有权势的大臣多养士为食客，这些食客或为主人出谋划策、奔走游说；或代主人著书立说，如信陵君的《魏公子兵法》、吕不韦的《吕氏春秋》等。士的地位空前提高，推动了学术文化的发展，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盛况。

先秦诗歌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发展过程，由宗教颂赞祷祝诗演进到政治叙事诗，再到言志抒情诗。

宗教颂赞诗——甲骨卜辞的韵文、《易》卦爻辞、钟鼎铭文中的韵文；

政治叙事诗——《大雅》的大部分、《小雅》的小部分、《颂》；

言志抒情诗——《小雅》的大部分、《国风》的全部。

楚地文化（铁器的出现间接促进了楚文化发展、漆器上的图案、丝织品上的刺绣花纹及帛画，其精美的制作工艺和艺术造型，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孕育了“楚辞”。

先秦文学集体创作的特征。

第三节·先秦文化与先秦文学发展的轨迹

（一）原始文化与夏商文学

（二）礼乐文化与西周春秋文学

（三）百家争鸣与战国文学

（四）楚地文化与楚辞

先秦文学可大致分为夏商、西周春秋、战国三个时期。

夏商文学与那时的宗教文化形态紧密相关。巫史文化的昌盛，同时也促进了散文的发展。夏的《尚书·禹贡》、《尚书·甘誓》、商的《商书·盘庚》，这些文献说明，巫史在政治、历史等领域的作用很大。

周初分封制的推行，使得巫术宗教文化逐渐被礼乐文化取代。周代的历史意识空前发展，所谓的“史官文化”也因此成熟。《周书》的“诰”、“誓”记录了西周初年征商的历史。春秋时期各国都有史书，鲁国的《春秋》是其中代表。春秋末年的《左传》和《国语》继承并发扬了《春秋》的现实精神和表现手法，倡导儒家思想。《左传》是先秦史传散文的巅峰，开《战国策》、《史记》等著作之先河。《国语》以记言为主。

说理散文：《论语》、《墨子》、《老子》。

《论语》——文约旨博，言简意赅，极有韵味；

《墨子》——倡导一种平等、简朴、和平、宗教型的社会生活方式；

《老子》——“无为而治”的社会政治理想，表达对现实的反省和批判。该书散韵相间，自然变化，不拘一格。

《诗经》以“比兴”为主要的艺术手段，再加以复沓叠唱的结构形式，造成一种含而不露、回环往复的效果。

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又一个重大的变革时代，“百家争鸣”，道家的庄周、儒家的孟轲、荀卿、法家的韩非以及纵横家等最为重要，他们虽主张各异，但都秉有战国时代特有的文化气质。首先，他们立足于现实，着眼于现实，很少提及春秋时流行的“天命”、“鬼神”等思想。其次，士人的文化和政治地位空前提高，他们不再盲目认同某种既定的秩序，自主意识和自觉创作精神大为增强。

就文学风格而言，此时是百花齐放的。

《庄子》——运用“寓言”、“重言”、“卮言”等文学手法，使文章充满奇思异想；

《孟子》——纵横捭阖，凌厉逼人，加上生动比喻，使文风至大至刚，又饶有韵文；

《荀子》——文风与《孟子》相近，有辩才，而述理更密，善于譬喻，长于铺排，总体风格“浑厚”（郭沫若语）。

《战国策》——奇谲恣肆、雄隽华赡、姿态万方；

《韩非子》——蔑视传统的礼乐德治思想，并对现实政治有深刻的认识。所论“势”、“法”、“术”，显示了赤裸裸的功利主义倾向。其文章无所顾忌，峻峭犀利，入木三分，酣畅淋漓；

屈原——照灼古今，大放异彩。

第四节·先秦时期的文学思想

（一）文学的目的和功用

（二）尚质的文学倾向

（三）“兴观群怨”的文学主张

（四）自然朴素的文学追求

文学的目的和功用问题，是文学的基本问题。春秋以前的诗人们有了借文学抒情的思想，有了较为明确的创作动机。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蜂起。墨家、儒家、道家等都有着自己的文学观念和思想。其中儒、道两家对后世影响最大。

墨家尚质，不仅在生活层面主张简朴，在文学上也极力推崇简约、实用的表达方式。

《墨子》——“三表法”——“征引”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奠基人。孔子以“仁”、“礼”构成了一整套的社会思想体系。孔子将文艺看作是一种道德实践。孔子特别强调文学的政治道德功能。

“兴观群怨”的文学主张，可以看做是儒家的文学纲领，它虽然也注意到文学在满足社会个体情感等方面的作用，但它显然更加强调文学的感悟功用、认识功用、教育功用和批判功用。

儒家认为，文学的内容和形式应当并重，要求文艺作品做到“尽善尽美”。儒家推崇温润和谐、端庄朴素的文风，尤其是在讽谏时，常常自觉采用一种委婉俯顺的文学手法，或是借用典故来表达对现实的态度。这就是所谓的“中和之美”。

道家认为天地自然不但隐含着至上的真理，同时也显现了“大美”。文学的目的就应该是通过对自然的领悟和回归以达成对现实人生的超越，充分享受生命的快乐。道家推崇人的自然性情，认为只有真性情才有价值。

“平淡”——自然性情的极致

儒家鼓励文学走向社会，强调文学的政治、教化功能；道家主张文学从现实生活中超脱出来，在宇宙自然中寻求个体精神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