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冻

1976年“四人帮”倒台之后，新时期文学开始，散文理论从70年代末期开始逐步摆脱政治化散文批评的束缚，走上了多元蜕变的道路。尽管和小说等其他文学样式相比，散文批评的蜕变要相对缓慢一些，但“变”中不可抗拒的。

乐秀良《日记何罪》

1979年8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乐秀良的《日记何罪》一文，这是20世纪散文批评史上开拓意义的一篇文章。作者认为，日记是散文中“最真实地记录着自己的学习、工作和思想，也记录着个人生活 中一些最秘密、最深沉、最亲切感情”的一种体裁，但许多人因日记获罪，作者大声疾呼：“日记应该受法律保护。”“日记无罪！”

《日记何罪》真正的价值在于要求对散文中的日记的批评进行规范，文章对此用了最简练的语文加以表达：“分清罪与非罪的界限，是保护日记的关键。”新丰县引用法律，提出“日记无罪”！这是对日记批评的最高规范。规范实质上是对政治化散文批评最有效的消解和反抗。

《日记何罪》还毫不犹豫地把昔日的政治化散文批评者推到了“背时的婆婆”的席位上，它是一种先兆：散文作家们在召唤“自我”中苏醒，他们坚决要求索回自己在散文创作中“不会成为思想犯”的权利。提醒人们用法律在日记及其理论批评中捍卫“自我”，它呼唤健全法制，要求文明，反对愚味。对作家和批评家都产生不可估量的意义。散文批评屈从权力意志并沦为工具的现象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日记何罪》是对政治化散文批评的一次爆破！

巴金：把散文“当作我的遗嘱写”

巴金（1904-2005），四川成都人。散文理论批评代表作有《总序》、《把心交给读者》、《“豪言壮语”》、《后记》、《十年一梦》等等。

巴金的散文批评最主要的观点，就是把散文“当作我的遗嘱写。”（《随想录-把心交给读者》）。其主要内容有两点：一是散文创作的态度，把写散文视为“遗嘱”一样来写；二是对他的散文的评价，《随想录》是“留给后人的”遗嘱“。归纳起来是：讲”真话“；召回”自我“，作者应”想起自己是一个'人'“；对自己要敢讲”真话“。

一、皈依”真话“，以”自焚“颠覆政治化散文批评。巴金皈依”真话“是无条件的，他完全借助人格力量，以把散文”当作我的遗嘱写“来和当时盛行的政治化散文批评相抗衡，在”真话“面前，政治化散文批评立即显出原形。

二、以”我是我自己“重铸散文批评的精神支柱。”我是我自己“这是”人“的觉醒，也是历史上人本主义的回应。我是”人“，我只能是”人",我只应该是“人”，这是《随想录》中反复阐明的主题。“人”的觉醒从根本上改造了散文批评的主体，这种改变是全方位的。首先保证了散文批评的相对独立性，改变文学批评“没有一点个人看法”状况。其次“我是我自己”并不仅仅是对散文批评主体而言，还对整个读者起着根本改变的意义。

巴金把散文“当作我的遗嘱写”既是“自焚”式的自省，也是历史的回声。评价它的意义时，我们自然会联想到鲁迅和周作人兄弟。鲁迅在半个世纪前就提出了警告：“一般的幻灭的悲哀，我以为不在假，而在以假为真。”他又明确地提出散文的幻灰“多不在假中见真，而在真中见假”。把”真“视为散文的生命。周作人在对散文定位时，也毫不犹豫地把”须用自己的文句和思想“作为至关重要的一条。巴金把散文”当作遗嘱写“”说真话“的办法，搅动了散文批评界，巴金的召唤对散文的起死回生来说，是一帖最有刺激的灵丹妙药。

巴金先生的作品，除了几部小说，少量散文，我读的并不多。

我承认我的急功近利，当年读《家》三部曲，完全是迫于作业的压力。

那个时候，巴金的作品不敌三毛更不敌琼瑶，还有那个什么丰某某臂。

直到101岁的老先生过世，才突然意识到，我们失去不仅仅是个世纪老人，失去的还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

北京朝阳区文学馆路45号，中国第一座、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文学博物馆坐落于此。

文学馆的大门，有巴金的手印，手印是一个把手，与手印五指相合推开现代文学馆，犹如巴金先生的亲手引领，跨入文学殿堂。

门是进来了，但修行完全靠自己。

一直认为写“遗嘱”是病床上干的事，离活蹦乱跳的年轻人很遥远，那时候的我们，无愁强说愁，更愿意“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所以，“像写遗嘱一样”写文，把自己交待个明明白白，实在不可思议。

那个时候还喜欢读书，乱七八糟地读，有从父亲书架上摸的《彭公案》、《我的前半生》、《七剑下天山》，也有同学之间传阅的《窗外》，再后来自己买《三言二拍》、《基督山伯爵》、《写在人生边上》、《穆斯林人的葬礼》等塞满柜子。

读书，只是读个热闹，并不走心。

常常听别人说“年少不懂+++，读懂已是++人”。

如今作为“++人”的我，依然不能够体会巴金先生自焚式的内省，包括他说的“真”，我只愿向阳，有意无意地忽略掉阴，看天下光明灿灿。

不是不想去写“真”，一则难，二则没有那个勇气。

把头埋进沙子里，等再次探出头来，或许又是半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