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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汉奇

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我不由得想起曾经访问过的辛亥老人朱峙三。

朱峙三原名鼎元，又名继昌，湖北鄂城人。青年时代接受新思想影响，考入省城武昌的新式学堂，是董必武在两湖总师范学堂联络的革命同志。1906—1911这几年，朱峙三一面在学校学习，一面在汉口出版的《汉口中西报》、《公论新报》两报兼任主笔，并和同学张肖鹄、刘菊坡等人一道，投入革命运动。武昌起义后，他一度出任鄂军政府内务部的书记官和黄安县的书记官，并参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权的机关报《“中华民国”公报》的编辑和撰稿活动。以后，他长期在教育、行政部门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委员、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1967年因病逝世。

我对他的那次访问，时间在1962年的3月24日，地点在武昌保安街他的寓所，目的是为了了解辛亥革命时期武汉地区革命报纸出版的情况。因为他是这一时期武汉地区办报活动的参加者，他这样的辛亥老人，那时已经不多了。

接受访问时，他已经77岁，颇有一点老态龙钟的样子，但仍十分健谈。听说我想了解那一时期武汉革命报刊的情况，就详细地为我作了介绍。记得谈得最多的是《大江报》和那篇著名的评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当时，这篇评论的原文尚未查到，一般都以为它是一篇洋洋洒洒千字开外的鸿篇巨制，承他告诉我，那只不过是一篇200字左右的短评，是詹大悲写出的初稿，经黄侃修改后编发的。后者当时刚从河南来到武昌，在《大江报》社小住，一时兴起，率尔操觚云云。他还谈到了《大江报》的一些情况：它原名《大江白话报》，是一份小型报纸，后去掉“白话”两个字，径称《大江报》，篇幅也加大为对开一张。改版后仅14天，就因发表了那篇著名的评论，遭到查封。这些情况，在当时都是闻所未闻的，对了解辛亥时期革命报刊的历史，很有帮助。后来，从1911年的上海《申报》上查出了转载的那篇著名评论的原文，证明他说的字数不多这一点完全符合事实。有关《大江报》的其他情况，虽然因原报已经失藏，主办人又相继谢世，无从核对，相信他的说法还是有根据的，因为他毕竟是《大江报》被封事件的目击者，看过当时的报纸，了解当时的情况，至于短评的原作者是詹大悲，黄侃只是修改者一节，和目前流行的“黄作詹改”的说1955年，朱峙三（第二排左三）与新中国文史界同事合影法稍有不同，则不妨备为一说，供史家参考。总之，作为辛亥革命时期的老报人，他所提供的有关武昌地区革命报刊编辑出版的一些情况，还是很有价值的。

朱峙三留给后人的最宝贵的遗产，还是他的那部记了68年的日记。那次访问期间，我曾经饶有兴趣地翻阅过其中的一小部分。这位辛亥老人从1893年即他7岁时起，就开始记日记，终生不辍。保存下来的日记仅1955年经他自行整理汇集的部分，就有104册，数百万字之多。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既有关于当时时事的大量见闻，也有由此发生的种种感想和议论。其中从1893年开笔到1919年约27年的这一部分，在他去世后，其子胡香生择要辑录，约得40余万字，详细地记录了他在辛亥革命前后的经历和见闻，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一个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怎样由“只希冀科举进身，并无革命仇清心理”，到逐渐接受革命书报的影响，投入革命洪流的全过程，也反映了他的同时代人的思想风貌，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老人生前对他的这部日记是十分珍视的，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倘蒙当道采集，认为予此记具有历史意义，列为稗官野乘而代为印行，则朝章国故，民间文艺，或赖以知。历史沿革，社会发展真相，于各学校授近代史者与社会文艺作家，不无小补也。”老人的这一愿望已经成为现实。他的那部经过整理的辛亥时期的日记，已为新版《辛亥革命史丛刊》（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连载。（此篇为胡香生先生协助组稿，转自《湖北文史》总第九十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