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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三”事件虽然已经过去30多个年头了，但年龄稍大一点的人都不会忘记，1971年9月13日凌晨，林彪乘坐三叉戟256号飞机仓惶出逃，两个小时之后坠毁在蒙古国的大草原上，机上9人无一生还。林彪及其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死党刘沛丰等背叛祖国，死有余辜，但同在机上的专机机长潘景寅、机械师李平、邰起良、张延奎等4位机组人员又该如何定性呢？凡是关心“九一三”事件的人，都会自然联想到这件事。笔者作为原256号飞机机组的9名成员之一，自然更加关心这一问题。

一

1971年9月13日零时32分，林彪一伙乘坐256号飞机仓惶出逃后，我们5位未登机的机组成员不知飞机去向，突发事件给我们带来一片惊慌。大家回到3位机械师睡过的床边，瞪着惊恐的双眼，死盯着腕上的手表，计算着飞机上的油量所允许空中飞行的时间，猜想着飞机着陆的地方。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听到自己心脏与秒针跳动的声音。但怎么也不会想到机长潘景寅与3名机械师连同他们所驾驶的256号飞机会一同坠毁在异国他乡，不会想到两个小时之前的不告而别竟会成为人生的永诀，不会想到三叉戟256专机组的9名战友，作为全国等级最高、地位最重要的专机机组成员，会像一场噩梦被命运隔离在生与死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

9月14日下午，我们5人还未从迷茫中醒来，就被山海关机场的海军人员以2比1的比例押解到开往北京的火车上，当晚被关进位于公主坟的海军司令部大院西侧的平房里。一个星期后，被送到北京军区所在地的中央专案组。在那里，中央领导人之一的纪登奎对我们说：“林彪抢班夺权不成，叛逃出国，自取灭亡，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大家听后，无不愕然……在中央专案组，我们将256号飞机从北京飞往山海关的经过及此前在山海关机场的所见所闻交代清楚并形成文字材料上报之后，于1972年春节前被放回空军专机师继续审查。机组5人经所在部队专案组一年半到两年时间的隔离审查后，又以参加劳动和办读书班的形式继续接受了3年多的审查。最后，除机组服务员外，审查结论均是“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1976年初，我们被解除飞行资格，转业离开北京到外地安置。从此，我们机组5人就各奔东西，寻觅安身立命之所。

1971年10月，党中央57号文件公布了林彪叛党叛国的罪行，世人为之一惊，接着便是在一片大批判声中清算林彪反党集团的叛国罪行。机组5人作为“九一三”事件的直接受牵连者，在专机师这个重灾区里开始了漫长的隔离审查生活。在这期间，其家属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机组领航员的爱人是专机师的一名杰出领航员(也是我国少有的第二批女飞行员之一)，被暂时停止飞行，原是工厂车间小组长的我爱人，也被撤换……机组4位死者的家庭所承受的压力就可想而知了——

20多岁的机械师张延奎遇难时刚结婚不久，爱人正怀着未出生的孩子——一个永远见不到亲生父亲的孩子。

特技师邰起良的爱人常年病重在身，致命的打击更使她雪上加霜，不能自己。

专机师副政治委员、机长潘景寅，1929年生，河北丰润县人。我国空军航校7期学员，执行过很多重要的专机任务。像人所共知的武汉“七二○”事件中，就是他驾驶“依尔—18”飞机将毛泽东主席从武汉送到上海的。“九一三”事件当晚他接到任务时，全家正围在饭桌前吃饺子。“九一三”事件爆发后不久，潘景寅的爱人在其工作单位接受隔离审查。当时，她和老潘的大女儿刚10岁，二女儿9岁，最小的儿子还不足2岁，因无人照料，做母亲的只好把三个儿女寄养远在昌平县的娘家……

二

“九一三”事件后许多年来悬而未决的问题之一，就是给机组中死去的4名人员定性。

别看当时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罪行时把潘景寅等人也当做“叛徒”，但一旦真正涉及到依据死亡性质处理问题时，就没有人敢出来“拍板”了。是啊，在当时极左思潮漫延的情况下，又有哪一级党组织和哪一位领导人敢为林彪座机的死难人员进行实事求是地定性呢？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九一三”事件中死难的专机机组人员之所以迟迟不能定性是因为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九一三”事件是林彪及其妻子、儿子和少数死党发动的叛党、叛国行为，是重大的政治事件。中央在为林彪事件定性时，无论从哪个方面考虑，都不会提到同在一架飞机上的机组人员。既然中央文件没有提到飞机机组人员的问题，“九一三”事件之后，就自然会长时间搁置下来。

其二，“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未能从256号飞机的黑匣子中获取有关证明林彪一伙与机组人员在空中进行劫持与反劫持的资料；况且，飞机的黑匣子（包括事故记录器及语音记录器）至今仍无下落。这里应补充说明的是，256号飞机坠毁后，其黑匣子一直是中、苏、蒙三国都在寻找的重要目标：在256号飞机坠毁不久，蒙古与苏联的军事专家即去了坠机现场(我驻蒙使馆人员9月15日下午在坠机现场就发现有许多东西被动过)；15日上午，还有一架苏联军用直升飞机从赤塔飞到坠机现场，从256号飞机的残骸上拆下一台发动机运走了。毫无疑问，飞机黑匣子是他们搜寻的重点对象。

其三，“九一三”事件中林彪是利用职权调用专机外逃，而机组人员是为了履行本岗位的职责去执行专机任务的，他们事前根本不可能知道林彪一伙的叛逃阴谋。“九一三”事件后，机组活着的5人曾写过大量的有关这方面的旁证材料，但我们人微言轻，没有人敢用我们的话为死者争取一个说法。

其四，“九一三”事件是以飞机的活动为主要特征的。从专机飞行的角度，用飞行技术专业的观点分析飞机活动的某些现象，就可以发现256号飞机在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之后，从第一转弯开始就出现一系列很不正常的现象，平时用一两分钟就可以完成的转弯动作，这次却用了十几分钟；飞行的高度、速度也很不正常，飞机的无线电通话设备从开始就没有打开，空地之间没有任何信息沟通……这一切都说明机组的同志在飞机强行起飞后，才得知林彪一伙的叛逃意图。于是，他们以上述形式同林彪一伙进行了斗争。按说，这些是可以成为死难者行为佐证的，但当时却没有人从分析飞机航行的非正常技术动作入手为死难的专机机组人员说话。

三

1980年11月15日，邓小平同志在接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尔·费尔时，正面回答了费尔关于三叉戟256号飞机失事的原因。邓小平说：“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因为有同样一架飞机带了大量党和国家机密材料准备飞到苏联去，就是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发现问题后，经过搏斗，飞机被迫降，但这个飞行员被打死了。”

邓小平同志的这段重要讲话发表在1980年11月24日《人民日报》上。邓小平在讲话中引证的另外一架飞机，就是1971年9月14日凌晨2点52分被林彪死党周宇驰拿着林彪手令从沙河机场骗走的3586号国产直升机。两名飞行员在空中与周宇驰等人迂回周旋，使飞机丧失了叛逃时间。就在飞机迫降离地面只有20多米的时候，副驾驶员陈修文扭身夺枪，壮烈牺牲；机长陈士印操纵飞机紧急着陆。陈士印是我同一个航校毕业的同学，事后，他也被隔离审查10余年。

我是在一个偏僻的塞外小城的工厂单身宿舍里借着昏暗的灯光阅读这张《人民日报》的。当时，我手捧报纸，热泪盈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因为这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对“九一三”事件中死难机组人员的公开讲话啊!多少年来，我们不正是盼望这个讲话吗?小平同志讲话直接指出林彪座机飞行员“是个好人”，这就说明他们不是坏人，更不是叛徒。“九一三”事件后，除了我们256号专机活下来的5名机组人员在交代材料中，说机组死去的4位人员与我们一样，与林彪反党集团纯属工作关系外，还一直没有听到有哪一级领导在公开的讲话中像小平同志那样指出他们的死难性质，也一直没有看到有关类似的文字报道。以致死者的抚恤金等问题都没有解决的依据。“九一三”事件后，虽然谁也没有把机组死难人员成当叛徒，可也没有把他们当作正常死亡，更没有当作因工牺牲来对待。

四

潘景寅的爱人手捧这份载有邓小平同志讲话的《人民日报》，踏上了为夫正名的艰难之路。

她首先找的是国务院信访局，因为这种问题一般的主管部门是不敢问津的。开始，国务院信访局的同志说，这个问题不是早已解决了吗？当潘景寅的爱人再次找他们的时候，回答说这样的问题应该到死者生前所在单位寻求解决……潘景寅的家人多次上访，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国务院信访局与潘景寅生前所在的专机师联系，商请他们出面向上级有关部门请示处理。

经过多方努力，1982年初，潘景寅的家人收到了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签发的《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证明书全文如下：

潘景寅同志于1971年9月13日在蒙古温都尔汗飞机坠毁死亡，特向各位亲属表示亲切的慰问。望化悲痛为力量，为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而努力奋斗。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1981年12月23日

这份沉甸甸的《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终于使“九一三”事件中林彪座机4名死难机组人员(机长潘景寅、机械师李平、机械师张延奎、特设师邰起良)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死亡10年之后，在小平同志的相关讲话发表后，有了一个明确的说法。

还应附带说明的是，也是根据邓小平讲话的精神，我们这些已经远在外地多年的5名机组人员以及相当一部分受“九一三”事件牵连人员的审查结论，不久亦被撤消，个人档案中也不见了“九一三”事件的痕迹，就像当年没有发生过这件事一样。（转载《湖北文史》第七十五辑，本文作者康庭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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