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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上世纪50年代踏入社会时起，就一直在湖北省委统战部工作，四十多年没有离开这个岗位。岁月的流逝，我经历的许多事情已慢慢淡出了记忆，但对于中共湖北省委关怀民主党派，关心党外朋友的鲜活往事依然清晰如昨。现摘要叙述如下。

一

1949年5月20日，中共湖北省委成立，李先念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省委一成立，就决定成立湖北省委统战部。9月，省委统战部正式挂牌办公。10月，省委正式成立统战工作委员会，李先念亲任书记，并决定与省委统战部合署办公。1950年10月，湖北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湖北省协商委员会，李先念被选举为主席。李先念对统战工作十分关心，很多问题都亲自过问。记得在一次地委书记联席会与党的代表会上，他专门为与会同志讲解《统战工作问题》，要求中共党员团结民主党派、党外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工商界人士，发挥他们的作用，为湖北的经济工作服务。

1954年李先念调北京工作后，王任重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兼任湖北省政协主席，张体学任省长。他们都非常重视统战工作，尤其注重对民主党派负责人的政治安排。1950年10月，湖北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时，代表总数678人，其中各民主党派、各界爱国民主人士414人，占61.1%；1951年11月召开第二届全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时，代表632人，其中各民主党派、各界爱国人士449人，占69.6%。1954年8月召开湖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时，因同时要召开的政协会上，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有较大的安排比例，民主党派人士的安排也还是不少，占全体代表的44.1%。

在与非党人士合作共事方面，湖北在全国亦是做得比较好的。1954年8月，湖北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正副省长8人，其中党外人士3人；政府委员45人，其中党外人士19人，占42.2%；省政府委员会有相当数量的民主党派负责人担任委员；厅局长如民政、卫生、教育、水利、交通、商业、外贸等，都有民主党派担任厅长或副厅长。各市、县，如武汉、宜昌、沙市、沔阳、潜江、钟祥、恩施、黄陂等，也都有党外人士任副市、县长。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省委对原工商业者的工作想得比较周到、安排得也比较好，给1500多名工商业界的代表人物安排了各种社会职务；15名有一定专长和工作能力的工商界代表人物担任了副局长以上的职务，118人担任公司科股长职务，180人担任了企业的正副经理或厂长职务。这些安排加强了对工商业者的争取、团结、教育工作，促使他们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省委对于知识分子的工作亦十分关心。建国后，由于各方面工作在重建、恢复之中，许多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没有工作，生活比较困难。湖北省委统战部、武汉市委统战部共同组织调查组实地调查各地知识分子的工作生活情况，在各部门的支持下，解决了部分党外知识分子的工作问题和生活待遇问题。这些知识分子在文教、经济工作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湖北省委很注重发挥政协这一统战平台的作用，密切联系广大党外人士。20世纪50年代，省政协有一个“双周座谈会”，每两周民主党派负责人、党外厅局长、人民政府委员、参事、文史馆员举行一个例会，主要内容是座谈、学习有关政策理论，讨论工作中的问题，有时是党政部门就政府有关事项与民主党派负责人通气、协商、座谈。张体学省长经常参加双周座谈会，与党外朋友交心谈心。张体学要求统战部干部要在各方面尊重和照顾民主人士。

有一次省委统战部组织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张体学走进会议室大门时看到党外人士已到，而参加会议的统战干部坐在一旁自顾聊天，若无其事。他马上批评道：“你们这些统战部的老爷就不能给党外同志倒倒茶吗？”当时在场的统战部的干部赶快站了起来，给党外同志端水倒茶，会场气氛马上活跃起来。此事，在湖北统战系统被传为佳话，对统战干部教育很深。此后，统战部干部在待人接物中都十分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

二

1957年因为反右派扩大化，民主党派有些负责人被错划为右派；在接着开展的“大跃进”中，又在知识分子中开展了“拔白旗，插红旗”运动；再加上工商界与民主党派又举行所谓“交黑心，交白心”运动，宗教、民族工作出现“左”的倾向，致使中共与民主党派和非党人士的关系一度紧张。再者，60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也造成一些民主党派负责人发些怨气、说些怨言。面对着复杂困难的局面，湖北省委采取了“驰”的方针，对党内外关系的调整作了许多重要的规定。

如，坚决执行定息、高薪、政治安排、学衔、根本改造五不变的政策；坚决执行“贯彻政策，调整关系，调动服务，改造思想”的方针，对党外人士进行和风细雨的教育；在民主党派党外人士中不开展反“右倾”斗争；为活跃社会主义民主空气，在党外人士中采取“神仙会”方式进行学习和其他活动；进行甄别工作，摘掉3831人的“右派”帽子；召开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肯定知识分子的进步。为改善知识分子的生活、工作条件，中共湖北省委作出了《关于高级知识分子问题的四个规定》，即生活照顾的规定，改善工作条件的规定，医疗保健工作的规定，政治学习问题的规定。省委统战部在实施规定过程中，仔细甄别情况，搞了一套名单：一是万人名单，二是千人名单，三是二百人名单；每个名单都有进行照顾的规定。记得在生活待遇方面，上万人名单的每个人每月补贴二斤粮票、半斤油票；千人名单里的还另外发给一些购买食品的优惠券。二百人名单的除发给优惠券外，每个礼拜还可到武昌饭店买一次荤菜。东西虽然不多，但影响很好，广大知识分子从中体会到党对他们的关怀，心里都暖和和的。

对民主党派负责人的政治安排，省委也很关心，作了周到的安排。60年代三届省人大期间，省委对各界人士的安置、安排又进了一步，有4位党外人士任副省长，22位党外人士任省直厅局正副职务，占11.1%，其中正厅局长4人，副职18人。在政协中党外人士始终占有60%以上的比例。1962年4月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后，我省提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统战工作，改善党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关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了7条原则，即：一视同仁，有所不同；统筹兼顾，分类安排；加强领导，放手使用，积极帮助；充分发扬民主，广泛运用“神仙会”的方法；继续帮助党外人士，通过学习与实践，逐步进行改造；严格掌握政策界限，分清不同性质矛盾；关心党外人士生活。中共湖北省委关心党外人士的工作得到中央的肯定，当时的《光明日报》还专门发表了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政协秘书长谢威关于改善党与非党合作共事关系的文章。

三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民主党派人士被扣上了“牛鬼蛇神”的帽子，统战系统则被扣上“投降主义”、“牛鬼蛇神保护伞”的帽子，通通打倒。于是，统战部机关被解散，干部被集中开展“斗批改”，这在当时被称做“拆庙赶和尚”。这期间，统战部门一直处在瘫痪状态，直到1972年张体学重新出来工作后，省委统战工作机构才得以恢复——我省是全国恢复统战部最早的省份之一。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消息，像一声春雷震撼神州大地，一场冰天雪地的严寒之后，大江南北终于迎来了明媚的春天。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的人们重见天日，看到了希望。他们纷纷要求从历史冤屈中解脱出来，因而落实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各项政策的重要任务提到了中共湖北省委的议事日程。根据省委的意见，其时省委统战部、省政协机关工作的重要方面是落实各项统战政策。湖北省委统战部是湖北落实各项统战政策的综合部门，负责此项工作的是部长胡金魁、副部长张彦明、秘书长蔡捷等，这些人都是红军时期或延安时期的老同志，都在“文革”中受过冲击。

在那动乱的年月，他们戴着“走资派”的帽子，背着“修正主义部”、“投降主义黑司令”的包袱，听尽了污蔑、不实之词，因此他们对冤假错案的受害者极其同情。他们出来工作后，最关心的事是如何落实各项统战政策。1978年春天，国家专为解决“右派”问题的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等五大部会议在烟台召开，湖北省委统战部张彦明副部长出席。会议强调“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并解决他们摘帽后的生活问题。会后经中央同意，五大部再次议定，并以中组部、中宣部、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的名义拟定了《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中央于1978年9月17日转发了这个方案，即当年的55号文件。文件对摘了“右派”帽子的人在安置、使用等方面作了进一步的规定，并强调在“提职、提级、调资、奖励、授予职称等问题上与其他职工一样对待”。消息传开，到省委统战部上访和给省委统战部来信的人员与日俱增。湖北被错划而需要改正的“右派”竟达三万多人，比原来知道的二万七千人多出三四千人。

1979年开春，中央批转的几个落实各项统战政策的重要文件为落实各项统战政策拓开了宽广的背景，扫除了障碍。这时，湖北省委主持工作的是陈丕显，陈丕显对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工作十分关心。记得省政协四届四、五次全会时，他对会议主题、内容、提案、会场布置都亲自安排、检查；开会时还亲自到会代表省委讲话。省委统战部也加强了领导，将老资格的何定华调到省委统战部任常务副部长、省政协常务副主席。这期间，湖北落实各项统战政策的工作更加扎实。省委组织部、省人事厅、省公安厅、湖北省军区、省台办都各派一名工作能力强的干部集中在省委统战部落实各项统战政策，各地、市、县也同样组成落实各项统战政策办公室，专司此事。这就使很多问题随时都可以集体研究、综合解决。

比如“右派”或起义、投诚人员平反后的工作安置、劳动指标、工资级别、补发工资等一系列问题，经五家单位领导集体讨论后，很快就确定了一个先安置后算账的办法，即安置指标不下拨各地和部门，实报实销，不需要安置一个报批一个指标，操作起来更为简便。因此，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大量“右派”、起义、投诚人员的改正和安置问题得以解决。3万多“右派”有90%以上的问题得到了改正。记得在解决湖北最出名的“马（哲民）戴（今生）项（粹安）集团”问题时，省委、武汉市委很快给戴今生、项粹安二人平反改正，戴今生被安排为省参事室副主任。马哲民是原湖北省民盟主委，1957年定为“极右”分子，撤销了一切职务，省委实事求是地作出了有关改正决定，并将拟改正的决定上报了中央。

1979年8月，中央召开第14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即“文革”后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何定华副部长利用出席会议的机会就有关马哲民“右派”问题向中央统战部作了汇报，指出马哲民虽然在1957年提出了一些意见，但出发点不是“反党”，是在组织上反复动员帮助党整风的情况下提出来的；再就是既然“章罗联盟”在组织上“没有发现章、罗二人有在组织上共同策划、进行阴谋活动的事实”，那么“马戴项”的所谓“湖北分店”也不复存在。这个报告直截了当，言词恳切，说理充分，很快得到中央批准。马哲民的问题得以平反改正。

中央有关落实政策的文件一个接着一个下发，落实统战政策的工作，已成为统战部门工作的重中之重。1981年12月21日至1982年1月6日第15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召开时，党中央主席胡耀邦同志借韩愈的《祭鳄鱼文》发表了中央落实政策工作决心后，湖北落实各项统战政策出现了新的特点，新的形势。主要表现在：

各级党委十分重视，组织落实政策大检查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李贵、全国政协常委刘宁一分别带队，两次到湖北检查工作。全省地市县也组织了落实统战政策检查组，全面检查落实政策情况。调查组由省政协、省委统战部会同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及省委信访办公室派员组成。调查组成员82人，分成7个小组，其中有省政协主席、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副部长，各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调查组还邀请当地政协、统战部负责人、全国政协委员30多人参加。调查组深入6个市、7个地区、54个县调查、座谈、走访，花了近一个月时间，召开座谈会80次，参加座谈人员250人，受理个别访问的63人。在这次调查活动中，调查组在我省的全国政协委员23人中，调查了20人，占98％；在364名省政协委员中，调查了325人，占90％。所了解的面之宽，情况之具体，是前所未有的。

省委批转了落实各方面政策的文件，促进了政策落实工作1984年，省委批转省委落实各项统战政策领导小组《关于抓紧落实各项统战政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8月，省委办公厅转发省委统战部《关于贯彻中办发（1984）12号文件有关问题的请示》的通知；11月，省委办公厅转发省委落实各项统战政策领导小组《关于进一步做好我省落实各项统战政策工作的意见》的通知；10月，制定《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若干问题的规定》，等等。总之，1984年是落实政策工作以来，省委转发有关文件最多的时期。

省委领导亲自抓落实统战政策工作的机构1984年初，省委把几个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合并成立了省委落实各项统战政策领导小组，由省委副书记王全国任组长，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陶扬和省政协副主席史子荣任副组长，省委组织部、宣传部、人事厅、公安厅、司法厅、民政厅、侨联、宗教局各一位领导同志为成员，这是领导小组成员最多、工作人员最多、最精干的一个领导和工作班子。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委统战部，省政协也相应成立了落实政策办公室。1984年9月，省政协五届九次常委会提出《关于处理省政协委员在“文化大革命”中查抄财物遗留问题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对96名全国政协委员、省政协委员的错案全部平反、改正，对他们的政治结论中的不实之词全部推倒；对他们在“文革”中被占的房屋、查抄财物，均作了妥善的处理。全省各地市县（区）政协为2164名委员落实了政策。

落实政策工作抓得更紧更扎实1984年，全省一年开了两次落实统战政策工作会议，王全国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落实统战政策要按小平同志的指示“干脆利落地解决，不要拖泥带水”，要把结论上的“尾巴”去掉；要查“有没有隐瞒实情，顶住不办的？”“现在中央又宽限一年，也就是今年，再不完成落实政策任务，就不好向中央交待了”。省委书记关广富在省委常委会上多次反复强调，要尽快扎实地解决落实政策问题。他与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多次召集座谈会，亲自谈心，亲自拍板解决民主党派、工商联的办公用房问题，为落实政策作出了示范。在省委的直接领导下，湖北落实各项统战政策全面迅速，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到1984年上半年，全省被划“右派”的36879人，已改正36214人，占98.2％；因划为“右派”失去工作的17635人，已安置工作17605人，占99.83％。受株连的家属及子女失去工作的已基本上安置；原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4849人，已全部改正；因错划而失去工作的2359人已全部安置；原被划为“中右”的人已全部改正，其中失去工作的668人，也已全部安置。1979年到1984年，省委认真贯彻有关落实起义投诚人员政策问题。已认定身份的有15705人，其中需要复查改正的3590人，已改正3234人、占90％；需要安置工作的2366人，已安置2322人，占97％。

在原工商业者35608人中，按中央文件区别出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28463人，占71％；原工商业者“文革”中被查抄存款和财物的8709户，金额463万元，已分别退还8502户，429万元，分别占98.4％和92.7％；被扣发工资和被冻结定息的，已基本补发和补领；被挤占的住房已有一半退还。台湾同胞因“台湾关系”在“文革”中受株连的已全部复查改正；去台人员亲属，“文革”中因“台湾关系”受株连的已解决97.7%。全省中高级知识分子“文革”中被审查的已结案。民主党派、工商联的办公用房，省、市委已决定退还和调整。少数民族中的错案，已全部改正。宗教人士因错划为“右派”的已改正，“文革”中被错误处理的已全部平反，被批斗审查的已全部恢复名誉，上层人士被扣发的生活费已基本恢复；有宗教活动的寺庙、教堂151处被有关单位占用，已退出14处。各级政协党外委员存在落实政策问题的，也得到基本的解决。

至1986年底，全省妥善解决了11.1万多名受错误处理的统战对象和受株连的家属子女的历史遗留问题，冤假错案全部平反；错划“右派”的问题全部改正；知识分子、台胞、起义投诚人员、侨眷、侨属、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原工商业者的问题基本落实；原为劳动者的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已从原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文革”中被查抄的财物基本上已退还或补偿；被占用的私房和民主党派、有关团体的办公用房，绝大部分已落实。

这对各方面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就党派、团体办公用房而言，落实政策前有人提意见：“现在办公连个窝也没有，怎么长期共存呢？”“你们讲长期共存、荣辱与共，怎么体现呢？”办公用房、人员编制解决后，各党派、团体呈现出了生动活泼的局面。他们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中重大问题的协商，对四化建设、祖国统一、改革开放、民主与法制建设，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被党和政府所采纳；在工作上，他们自觉地把重点纳入为四化建设服务的轨道，充分发挥了综合人才库的整体功能，努力为四化建设开展经济、科技、法律等咨询服务，智力支边、支农、支援小城镇和办学等活动，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获得社会各界的好评。

落实了政策后，社会各界人士的积极性得到了极大发挥，其中大多数人都在各自岗位上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贡献。

（转载《湖北文史》总第八十六辑，本文作者陈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