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是“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中华经典承载了古圣先贤的志向、智慧与才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渊薮。而经典的产生有其特定的语境和所指，但亦有其超越时空的传世性和普适性。

诞生于齐梁之际的《文心雕龙》是中国文论元典，中国文章学巨著，中华文化宝典。这条精雕细刻的“文龙”距今已一千五百多年，依然优美耐看，“灵动多姿”。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古典诚然是过去的东西，但是我们的兴趣和研究是现代的，不但承认过去东西的存在并且认识到过去东西里的现实意义。”（钱锺书语）

大体上说，《文心雕龙》的现代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为新文论建设树立“经典范式”。海通以来，“西学东渐”。传统的“诗文评”被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文学理论”所替代，范畴、术语、命题以及表述方式都发生了质的转换。这种转换更新了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催生了“文学理论”学科的独立，具有正面意义；但伴随而来的是“以西律中”的“强制阐释”，文学与文论的民族特点被遮蔽，以至于某些研究者对中国文论产生了隔膜，一味地“竞新逐奇”，自觉或不自觉地切割与中国传统文论的联系。尽管通行的文学理论教材也吸纳了“意境”等个别中国文论范畴，并引述“诗文评”的只言片语；其实不过是给西式文论做注脚，“虽轩翥出辙，而终入笼内”。建设新文论，固然要“别求新声于异邦”，望今以制奇；亦须“资于故实”，参古以定法。而《文心雕龙》为新文论建设树立了“经典范式”。《文心雕龙》由“文之枢纽”“论文叙笔”“剖情析采”和《序志》等四个部分组成。其中“文之枢纽”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这五篇可视为“文原论”；“论文叙笔”自《明诗》至《书记》，先“文”后“笔”，这二十篇可视为“文体论”（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体论”，下文详谈）；“剖情析采”从《神思》至《程器》，先“情”后“采”，这二十四篇可视为“文术论”。上述三个部分所包含的篇章是“其为文用”的四十九篇。《序志》主要说明写作动因、理论框架、研究方法等问题，而贯穿全书的理论脉络（内在理路）是“道→圣→文（经）→体→术”。这种“内义脉注”“首尾一体”的严谨与绵密彰显了中国文论的系统性和自洽性，《文心雕龙》的示范意义由是可见。

二、给“实际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提供“学理支撑”。与理论研究一样，“实际批评”也是“以西为师”。西方的各种批评主义、思潮涌入中国，令人目不暇接。平心而论，这些主义、思潮开阔了我们的批评视野，丰富了我们的批评理论宝库；但也存在“以艰涩文饰浅陋”“以艰深包装谬误”的问题，不可不辨也。

须知批评者要有博观、圆照的慧眼，切不可“西”向而望，不见“东”墙。中国有可供“实际批评”鉴用的本土批评理论资源：《毛诗序》《典论·论文》《文赋》《文心雕龙》《诗品》《戏为六绝句》《诗式》《六一诗话》《岁寒堂诗话》《沧浪诗话》《词源》《姜斋诗话》《原诗》《论文偶记》《闲情偶寄·词曲部》《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艺概》等，不胜枚举。或许有人会怀疑本土的批评理论能否用于阐释今天的作品，端看在“实际批评”中如何操作。以《文心雕龙》为例：黄维樑教授独具只眼，借用《文心雕龙》“六观”说等相关理论解析古今中外佳作，尤其是他评析余光中《听听那冷雨》、白先勇《骨灰》、莎士比亚《铸情》（《罗密欧与朱丽叶》）、韩剧《大长今》，援古以证今，居中以释外，为“实际批评”开拓了通衢，彰显了《文心雕龙》令人击节的阐释力。这表明《文心雕龙》给今日的“实际批评”提供了“学理支撑”。遗憾的是，自觉运用《文心雕龙》理论于批评实践中的学者还不多，真诚盼望爱“龙”、研“龙”之人能以黄维樑教授为榜样，居今探古，活古化今，在“实际批评”中发出“凤鸣龙吟”。

当然，如果从更广阔的学术视野来看，中国的批评理论与西方的各种主义、思潮不是截然对立的。二者既有差异，也有相同、相通之处。在文明交流互鉴的前提下，彼此可以兼容。

三、向“才童”“后生”传授“作文金针”。钱锺书在审读H论文时指出：“另一弱点，则今之文史家通病，每不知‘诗人为时代之触须（antenna）’（庞特语），故哲学思想往往先露头角于文艺作品，形象思维导逻辑思维之先路。而仅知文艺承受哲学思想，推波助澜。盖文艺与哲学思想交煽互发，转辗因果，而今之文史家常忽略此一点。”钱锺书所说“仅知文艺承受哲学思想，推波助澜”的“弱点”在《文心雕龙》研究中也是存在的。一些学者过多地关注儒、道、释、玄对《文心雕龙》的影响，却忽视《文心雕龙》产生的创作基础，忘记刘勰的“为文之用心”，在一定程度上远离了《文心雕龙》的根底。从《序志》篇可知，刘勰撰写《文心雕龙》，除了追求“腾声飞实”（立言不朽）外，主要是针砭“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的文坛时弊，不满“各照隅隙，鲜观衢路”“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的“近代之论文者”。他试图通过宗法经书来纠正讹滥的文风，并示“才童”以“雅制”，进而达成有益“后生之虑”的写作目标。因此，“文心雕龙”四个字当解读为“文章精义”或“要把文章写得美”。弄清了刘勰的写作意图和目的，就会发现，《文心雕龙》的“文之枢纽”“论文叙笔”“剖情析采”均以“写好文章”为旨归：“文之枢纽”论述文章写作的根本——“道→圣→文（经）”，确立“倚雅颂，驭楚篇”的作文基本准则；“论文叙笔”不是通常的文体论，或文体史论，其结穴是“敷理以举统”，即陈述各体写作之理，确定各体写作“大体”（“大要”“大略”），“论文叙笔”实际是“各体文章写作指导”；“剖情析采”通论写作之术，兼及时代、自然、作家才能、文章阅读与赏评、文人品德等相关问题。

刘勰兼综儒、道、释、玄等诸家，是以助谈文之用，非为阐发各家义理。正如禅家所谓“以手指月，指并非月”也。或许有人质疑：“《文心雕龙》的骈文写作理论能用来指导今天的白话文写作吗？”窃以为完全可以。理由是：尽管白话与骈文的语体不同，但古今作者所面临的问题与困惑是相同和相近的，且“序志述时，其揆一也”。也正因为如此，《论说》的“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师心独见，锋颖精密”“义贵圆通，辞忌枝碎”“论如析薪，贵能破理”等精论要语，是论文写作之津梁；《章表》的“章以造阙，风矩应明”“使要而非略，明而不浅”“表以致禁，骨采宜耀”“必雅义以扇其风，清文以驰其丽”等行文法则，是公文写作之大要；《神思》的“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博而能一”“杼轴献功”等构思理论，是理郁“才童”的馈贫之粮；《情采》的“文质附乎性情”“为情而造文”“文不灭质，博不灭心”“正彩耀乎朱蓝，间色屏于红紫”等立文原理，是辞溺“后生”的拯乱之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心雕龙》向古今“才童”“后生”传授“作文金针”。

《文心雕龙》这部“艺苑之秘宝”，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虽然古今中外许多学者研究它，还不能说研究尽了。其精义妙理还有待深入挖掘，重新阐释。正如刘勰所说：“后进追取而非晚，前修文用而未先。”愿这条“灵动多姿”的“文龙”化作藻耀高翔的“飞龙”。

（作者：万奇，系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万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