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近现代国学运动的历史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的一个新的开拓性课题。20世纪30年代抗战爆发后，因为时局的变化，大学和研究机构大批内迁，国学运动思潮向西南各地转移。新观念的涌入打破了当时较为封闭的四川学术环境，极大地促进了四川国学的繁荣，推动了四川国学的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蜀中文化的研究方向。学者们在动荡的时代具有保存中华学术命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体现了国学与时代精神的契合。研究这次学术运动可以展现其在中华文化发展历史上的重要意义。

在这次规模较大、影响深远的学术活动中，出现了一批优秀的期刊杂志，它们承载了学者们的殷殷期望和思想之光，开创了四川近代国学话语的启蒙空间、批评空间。

四川国学运动的背景和发展

晚清时期西学东渐之风愈甚，西方近代哲学、社会科学著作被翻译传入中国。这些新学科和新思想的引入，使一些保守主义的文化学者深感不安，于是他们努力发扬传统文化的精华—“国粹”，试图改变世道民心，拯救中国。在这种文化危机的冲击下，邓实等人率先于1903年明确提出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在上海成立了国学保存会，拉开了国学运动的序幕。在国学运动发起初期，学者们是将国粹、爱国和革命联系在一起，大力宣传研究国学以保护传统文化，从而体现出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并身体力行用学术研究来支持革命。此后研究国学的机构在各地成立，民间社团亦纷纷出现。可以说，国学是一种在清末特定历史文化条件下兴起的学术思潮。四川虽偏于一隅，也感受到了时代即将巨变的气息。而四川国学运动的兴起正是川内学者们面对民族危机作出的思考和实际行动。

四川得风气之先，首先于1912年创建了国学院。聘请四川尊经书院的山长吴之英为院长，入川的著名学者刘师培为副院长。同时兴办了国学学校和出版《四川国学杂志》，成为四川国学发展的重镇。两年后废除国学院，集中力量办国学学校，由国学大师廖平任校长。1918年又改为四川省立国学专门学校。直到1928年教育部在全国进行学制改革，国学学校才被合并入公立四川大学。这所国学的专门学校存在长达十六年，荟集了蜀中著名的学者，培养了大批的青年学子，在四川国学运动史上影响巨大而深远。

此外私立的尚友书塾亦是属于国学学校性质，其塾长和主讲人是蜀学名儒刘咸炘。1918年～1932年是尚友书塾的兴盛时期，后来断断续续办学，前后共计24年，创办了国学杂志《尚友书塾季报》。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全国的高校、学术机构内迁西南，对四川的文化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使四川的国学运动走上了新的学术道路。其中尤以顾颉刚在重庆创办的《文史杂志》影响最大。

细读几种国学杂志和期刊

对四川国学运动的研究，应该注重考查这期间出版的刊物。由于战争时期史料保存不易，在资料匮乏的情况下，从当时的期刊杂志入手可以直接触及彼时的学术原生态，直观的呈现文化发展的轨迹。本文研究其中影响较大的三种文学刊物，希望可以以另一种途径触摸历史，考察当时的文化生态。这三种刊物是《四川国学杂志》、《尚友书塾季报》和《文史杂志》。

四川国学院创建之初，刘师培、谢无量、廖平等学者发起成立四川国学会，定期举办学术讲演，并创办了《四川国学杂志》。此杂志从1912年发刊，共出版十二期。1914年后改名为《国学萃编》。《四川国学杂志》的宗旨是“发挥精深国粹，考证文献”。学者们有感于时局的紧张，寄希望于传统文化中寻求治国良方。在创刊词中提到：“负国家之责，于兹隐忧，而垂情国学，怀我旧德，用迪新机，盖所以深探致治之本欤。”杂志设置了包括通论、经术、理学、子评、史学、政鉴、校录、技术等栏目。从中可以看到所谓“发挥国粹”得到了详细的体现。“国粹”的意义指向仍然是基于儒家的经典，“以孔学为正宗”。尽管这样，国学杂志在学者们的努力下依然保存了学术的特色。

《四川国学杂志》的主要撰稿人有廖平、刘师培、谢无量、吴之英，此外还有楼藜然、李尧勋、曾学传等人。其中廖平、刘师培、吴之英发表文章数量最多。在共12期的《国学杂志》上廖平发表了大概三十篇文章，刘师培有二十四篇，吴之英则有十三篇。重要的学术文章有廖平的《庄子经说叙意》、《周礼凡例》、《尚书周礼皇帝疆域图表》、《子书出于寓言论上》、《经学改良表》、《世界进化退化总表》、《山海经为诗经旧传考》、《伦理约编》。刘师培文章有《春秋繁露爵国篇校补》、《白虎通义源流考》、《西汉周官经说考卷上并序》等，吴之英的《阴历阳历校谊》、《仪礼训故叙》、《西蒙渔夫集》等，还有李尧勋的《中国文字问题》，谢无量的《蜀学原始论》，楼藜然的《修身教科书》等。此刊物由成都青石桥存古书局发行，由成都各书肆及各府厅州县劝学所教育会代销，因为有政府的支持所以发行渠道畅通，在四川和全国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大大推动了四川国学运动的发展。

《尚友书塾季报》是继四川国学院《国学杂志》、宋育仁主办的《国学月刊》之后的成都早期的国学杂志。《尚友书塾季报》创刊号的《略例》开篇明义说得很清楚：“本塾专究国学”，对国学进行专门的教学和研究，并且对待国学研究不拘囿于一家一派，“本塾同人，深知学术乃天下公器，止问是非，不分东、西、新、旧，凡所论究，与各公私学术团体，有范围之异，无主义之殊”。在创刊号中规定了本杂志的栏目，分为“甲录特撰，乙录课文，丙录日札，丁录杂作”。特撰即是专论，就某一学术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课文是学生的作文、作业、论文习作;日札是读书札记;杂作是普通文学作品，包括诗词。

季报共办了八期，对外发行，时间从1925年到1932年，基本上每年一期，1932年刘咸炘先生去世后，季报停刊。这八期共发表文章两百余篇。其中特撰有八十篇左右，课文有三十五篇，日札有五十九篇，杂作部分有二十六篇。作者计有六十二人。季报的分售处不仅在成都，还有北京、上海等地，相当广泛，不局限于蜀中。

在季报发表的文章中最具有学术性的是刘咸炘的文章。他的文章有《学纲》、《太史公书知意总论》、《蜀土俗备考》、《增广贤文叙》、《认经论》、《全真教论》、《重修宋史述意》等。刘咸炘是蜀中近现代史上的大师，治学范围涉及哲学、史学、校雠学等，他的宏论主要在他的著作《推十书》中。季报刊登了其中的三篇《学纲》《认经论》《道家史观说》，提升了季报的学术高度。考察季报的文章，主要还是偏重于史学研究，这显然是受到刘咸炘的治学思想影响。

1927年6月由国学学校国文和哲学两系在校同学组织创办了《四川公立国学专门学校学生会季刊》。它的办刊宗旨为“讲明学术、研精文艺，阐发国学”。值得注意的是在投稿简章里申明欢迎翻译稿件，“不拘文言白话”，“须加新式标点符号”，并且已出现白话的新式标点符号的国学论文。这表明新思潮已传至四川，并且有所突破。可惜的是。此刊仅出了一期，四川公立国学专门学校便合并为四川大学了。

《文史杂志》于1941年在重庆创刊，创刊时由卢逮曾主编，从第九期开始由顾颉刚主编，社长为叶楚伧。先后由独立出版社、重庆商务印书馆、重庆中华书局出版。这是抗日战争最为艰苦年代创办的文史刊物。《文史杂志》的创办过程非常艰难，但是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文史杂志》依然出版了五卷，每卷十二期，总近六十期，成为当时出版时间最长的刊物之一。在创刊号上，《文史杂志》登录了投稿简则，其中一条就提出“欢迎自然、社会等科学之研究性著述及文艺创作稿件”，对于来稿的体裁不限，非常自由，提出“无论论文、译述、传记、小说、诗歌、戏本、散文”均可以，而且为了方便普通读者的阅读，刊物要求“来稿需加新式标点符号”。

顾颉刚提及创刊的宗旨时曾说：“历史的传统是不能一天中断的，如果中断了就会前后衔接不起来。”提出了中华文化传统对于国家的未来具有根本性的作用，“这传统是什么，便是我们的民族精神，立国根本。”(《文史杂志》六卷一期《复刊词》)顾颉刚还认为“文与史是民族文化的结晶，是唤起民族意识的利器。”因此，《文史杂志》虽是纯学术刊物，但内容却力求通俗，研究的问题也能和当时的时局相联系，因此它具有强烈的时代特色。

在创刊号上由叶楚伧的《文史与兴亡》一文代替发刊词，强调“一代的文化，可以看到一代的兴亡。”明确指出了文史研究要关注国家、社会和民族，关注现实，并且应该从民族文化的高度来理解，它甚至会影响民族的兴亡。因此文史研究就是国学研究，这是一个新的学术方向。为此顾颉刚与许多国学家们都作了努力。五年中《文史杂志》发表了大量有价值的文章，对文史知识的普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顾颉刚不仅全力负责杂志的工作，并且亲自撰写了很多精彩的文章，如《黄河流域与中国古代文明》、《齐桓公的霸业》、《左丘失明》、《我们为什么编〈中国名人传〉》等。从1941年到1948年，顾颉刚共计在《文史杂志》上发表文章28篇。其他学者也撰写了很多关于文学、历史方面的文章，比如有朱东润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述论》、唐兰的《论骑术入中国始于周末》、罗常培的《现代方言中的古音遗迹》、韩儒林的《汉代西域屯田与车师伊吾的争夺》、李源澄的《霍光辅政与霍氏族诛考实》、张荫麟的《宋太祖誓碑及政事堂石刻考》、朱希祖的《屈大均著述考》、杨志玖的《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龚俊的《两汉与罗马的丝贸易考》、方毫的《明季西书七千部流入中国考》等文。这些论文旨在以细密的考证去解决中国文献与历史上的狭小的学术问题，学术视野广阔，极富创见，用文史的笔调介绍科学的知识。在顾颉刚的主持和召集下，《文史杂志》集中了当时国内一大批优秀的学者，倡导科学研究的风气，充分体现了国学的新思潮和新方法。

《文史杂志》还有一个特殊现象，那就是由于稿源丰富，当时出了很多专号，有古代史专号、社会史专号、文学专号等等，影响很大。比如第三卷第五六期合刊就是四川专号，共有八篇文章。

国学话语空间的开拓和文化辐射

研究报刊杂志成为最近二十年文学史研究的新方向，北大学者陈平原认为“阅读报刊，可使研究者对那一代的文化氛围有更为直接的了解”，可以借此取得“第一手材料”，并“尽可能进入当时的规定情境与历史氛围”。1912～1949年，从国学院设立到私立尊经国学专科学校解散，三十八年的时间，四川国学运动形成了一条在战火中依然坚持学术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出版了很多的刊物，本文论及的三种期刊大致展现了四川国学运动的发展轨迹，呈现的四川近现代学人的思想、学术的变化是很有代表性的，回到这个“场域”可以看到四川学者为传承传统、开拓新学的努力和奋进，发现其中学术发展的脉络和国学话语的空间开拓。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在考察17、18世纪欧洲社会发展时提出，报纸和杂志等新闻出版物以及由此衍生而成的咖啡馆、沙龙等文化讨论的“机构”承载了公众的表达空间。这个表达空间虽然是自发形成的，但已初具公共批判的雏形。同时在阅读日报或周报、月刊评论的私人当中，形成了一个松散但开放和弹性的交往网络。虽然不是有意识的建立交往空间，但是因为现代媒介的介入，已经具有了一些现代意义的公共平台。这些早期的公共领域在话题方面也越来越无所不包：聚焦点由艺术和文学转到了政治。那么在国学运动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学意识“公共空间”的出现和建构，逐步从学者圈子向普罗大众扩大，展现了文化的辐射作用。在四川国学院创建初期，学者们会定期举办学术讲演，院内学生与校外学人皆可入会，参加学术活动，自由讨论。这非常接近哈马贝斯说的“文学公共领域”，他指出文学公共领域是公开批判的练习场所，这种批判的演习主要是对具有批判力的公众舆论或者公众观念的提升。

虽说不是有了社交聚会，公众观念就一定会产生，但有了学术讲演、报刊杂志等平台，公众观念才能称其为观念，进而成为客观要求。刘师培当时写了一篇《四川国学会序》，尖锐地指出学术界存在几种困惑，所以为消除惑乱要打破学术疆界，自由讨论。这种指导思想使四川的学术活跃起来。在国学院，谢无量也是具有新视野的学者。他四岁就随父出川，后来考入上海南洋公学，并结识章太炎、邹容、章士钊等人，是深受新思想影响的研究者。回川后被聘为国学院院副。学者们的视野开拓和自由讨论的学术讲演形成了一定的合力，四川国学的兴起与全国学术的发展是一致的。

但是由于僻处西南特殊的历史与自然条件，四川国学运动的初期保守色彩依然浓烈，实质仍然是经学和儒学的学习和研究。从《国学杂志》的文章内容和编辑格局来看，展现了较为强烈的经学色彩，尤其是今文经学思想特甚。国学院里的教师们大都是经师，也培养了许多固守儒学的弟子。比如院员之一的曾学传在国学学校教授经学，以弘扬儒家之道为己任，是四川国粹主义的代表人物，将中国社会的一切积弊和祸乱的原因归结为儒学不明所致，提出只有国粹才能救中国。彼时学术界对“国学”的定义及研究方法始终存在争议，傅斯年说过：“国故本来即是国粹，不过说来客气一点，”甚至尖锐地指出所谓的国学院恐怕只是一个改良的存古学堂。存古学堂由张之洞在武昌首创，后在四川成都也创立，是一所“以维国学”的旧式学校。而国学院恰恰是在存古学堂基础上改建为国学学校的，所以傅斯年指出的国学与国粹的联系现象是以四川为典型的。这表明四川国学运动早期并未脱离旧学、经学的轨道，革新的局面还未真正形成。但是新的思潮、新的意识、新的方法已初露端倪。当然提出“国学”的概念就是要和“西学”的全面进入进行抗衡，维护本土文化的延续，所以也不能忽视传统学者的研究。

廖平在四川国学院任教最久，同时影响最大，是近代蜀中最著名的学者，是中国今文经学的终结者，以尊儒尊孔为其学术信念。他认为国学就是国粹，而国粹就是儒学。在《四川国学杂志》上文章数量较其他学者为多，建构了其治学框架，形成了尊孔尊儒的国学倾向，对学生影响很大。但是廖平治学无法摆脱今文经学的局限。而当时刘师培的入蜀改变了蜀中今文经学独盛的局面。刘师培在四川讲学的时候也正是这位学者学术思想成熟的阶段。他在国学校讲学的时候在《四川国学杂志》及后来的《国学萃编》上发表了很多文章。他与廖平等人拒绝新学的保守态度大为不同，在入蜀前就对廖平的思想提出过批评，对国粹是否即是国学也提出质疑。刘师培的见解表现了理性的思考，在教学上产生的影响很深远。在《国学杂志》上就可以看到这两种思想的交锋。两位学者的观念相左使得当时的学生有时无所适从，甚至疑惑。但却启发了他们的学术思考和学术批判。而这种良性的学术争锋对随后的刘咸炘也产生了影响。

《尚友书塾季报》主编刘咸炘，这是近代蜀中的另一位国学大师。在任教尚友书塾之后，注重培养学生的伦理道德。而这个“道德”与当时全国各地书院提倡的礼仪廉耻、孝悌忠信不太一样，更接近于现代西方的观念。他认为“道德之义，先圣先贤之所用心，顾遗训仅存，散无统纪，不若西方道德学书之明整。”他的德育思想有助于学生打破传统伦理道德思想的禁锢，培养自己的个性发展。刘咸炘治学不再重蹈经学家的旧辙，超然于古文和今文的偏见。他认为“吾国学，则四部相连，多不可划疆而治。”他理解的国学是以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书为对象的传统文化，因而主张从广博入手。刘咸炘为学生开列了九十余种中国经典原籍，同时新编了《新书举要》供学生选读，包括日本厨川白村的《近代文学十讲》、美国杜威的《实验主义伦理学》、德国米尔的《社会进化史》等五十余种。这在当时的旧式学校中很罕见的。他在国学研究中力图开创一条不同以往的道路，在旧学范畴内作出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此时四川本土学者对新思潮采取的仍是较为保守的态度，或者说试图突破，但因为环境的封闭和条件的有限，这种突破也还是在旧学的范围之内。迎来根本性的变化是抗战爆发之后，国学运动的中心转移至西南。

当时全国高校和研究机构迁入西南，学者们带来了新颖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对川内学者的视野开拓是前所未有的，四川学术的造血机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文史杂志》从办刊宗旨到编辑水准都带来了四川国学的新气象，实现了层级的飞跃，站上了一个更高的平台。而且它展现了学者们在抗战中的学术使命感和民族爱国情感，学术与现实紧紧相连，这本刊物可以说具有强烈的时代特色。《文史杂志》所发表的文章，甚少文艺作品，多为国学亦即文史的专业论文。

《文史杂志》鲜明的提出文史工作者要关注国家、社会和民族的命运。顾颉刚在《创刊号》的《编辑后记》里针对性的做了具体的说明，“我们极愿意用文史的笔调多介绍些科学的知识，并希望藉此倡导些研究科学的兴趣”，“我们想藉此提倡些有俾实际的学问和建设性的言论，不多作那空疏的评议”。这是表明研究要走出封闭与旧学，提倡研究实际的学问，提倡科学研究的方向，尤其对青年学子有更大期望。考察《文史杂志》的文章，具有很强的学术性，但又贯彻了“文史与兴亡”的使命，关注文献和历史存在的学术问题，又从文化中折射出民族的兴与亡。

《文史杂志》与前两种刊物相比显然进入了新的阶段。这种变化不仅影响了学术界，而且在普通读者那里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普及传统文化的时候也催生了公众的公众意识及批判意识。在逐步出现和形成的文学公共领域之内，每一个人都被赋予了多重身份，就文化市场的问题展开讨论，这种讨论同时孕育着批判。在国学运动中，这样的公共领域除了研究会、演讲会，可能发挥更大作用的就是当时的期刊杂志，它不仅传递学者的思想，还为学者和读者营造了一个表达和阅读的平台，启迪了大众的国学意识，建构了批判的空间。作为缘起于阅读群体的场所，公共领域也理所当然成为捍卫理性的场所，而理性构成现代性的根本精神与主要机理。国学运动正是在这样理性的思考和科学的研究中愈益壮大。

文化记忆与历史不同。它是关于过去的一种独立形式。标准的文化文本表达了群体的自我形象。随着书刊印刷的出现，出现了新的知识形式和交际形式，出现了文学的公众网络。而这种“公众网络”推动了文化的发展。在20世纪初期的这场国学运动中，这些优秀的学者为四川的学术文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艰难环境中坚持创办的各种刊物成为最好的记忆文本，不应随历史的翻页而被人们遗忘。除了探讨它们的学术价值外，笔者认为更应重视在动荡的岁月中学者们始终不曾减弱的学术热情和社会责任感，而文化辐射的效果不容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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