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引言
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成书于1905至1906年间。这时正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涨的年代。《中国历史教科书》计三册，第一册为原始社会至殷周时的历史；第二、三册皆论西周时历史。本想继续写下去，因政治形势变化剧烈和他政治思想转变，使之未能完成这部贯通古今的历史教科书。尽管如此，但这部书的问世，在近代史学史上是有一定影响的。
为什么要编写《中国历史教科书》呢？刘师培认为；“读中国史。书有二难，上古之史多荒渺，而记事互相歧；后世之史咸浩繁，而记事多相袭。中国廿四史既不合于教科，《通鉴》、《通典》、《通考》亦卷帙繁多，而近日所出各教科书，复简略而不适于用。欲治中史，非编一繁简适当之中国历史莫由。”
这段话，还表明他编写《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原因和需要达到的目的。另方面，他又认为旧中国史书之叙事，“详于君臣，而略于人民；详于事迹，而略于典制；详于后代，而略于古代。”为改变这种状况，他强调编《中国历史教科书》“咸以时代之先后，即偶涉制度文物于分类之中，亦隐寓分时之意。庶观者易于瞭然。”
又明确提出，编该书时，“不专赖中国史籍，西人作中国史者详述太古事迹，颇足补中史之遗，今所编各课，于征引中国典籍外，复参考西籍兼及宗教社会之书，庶人群进化之理可以稍明。”为了阐明中国历史进化之理，将《教科书》的论述重点集中在政体之异同，种族分合之始末，制度改革之大纲，社会进化之阶段，学术进退之大势等等，而贯穿其间的核心观点是庸俗历史进化论。
严复在《社会通诠》序中说：“夷考进化之阶段，莫不始于图腾，继之以宗法，而成于国家。方其为图腾也，其民渔猎，至于宗法，其民耕稼。”在耕稼社会阶段时，“井田宗法世禄封建之制生焉。”刘师培完全接受了严译《社会通诠》这套庸俗历史进化观点，并按其模式来论述中国古代社会历史。
他和同时的夏曾佑所编的《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一样，承认中国上古之时也是“由渔猎时代进而至游牧时代”。他说：“伏羲之世作网以渔，教民以猎，而田猎所余留以供食，由野畜易为家畜，而游牧制度以兴，亦号包羲。”到了神农时代，“神农教民播谷，与民并耕，由游牧易为耕稼。”然后又进至“游牧耕稼并行之制”的社会历史阶段。这时“至新畴力竭，复辟旧畴，而休田之制易为越田，即爱土易居之义也。”
如果说，夏曾佑在其所《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已提出了从只“知有母，不知有父”，进而演变成家族，是社会“进化必历之阶段”，开始接触到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转变问题，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这一命题，是资产阶级社会学观点在中国历史学上的首次应用，那么，刘师培在所撰《中国历史教科书》里则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他明确认为：“上古之时男女相处，夏聚冬散，以女子为一国所共有，而处于妇人语亦弗区”，致使“古代之人知有母不知有父，血胤相续，咸以女而不男”，实际上是处于母系氏族社会阶段。
刘师培将宗法看成是维系人伦的根本，所谓“中国伦理之起源，无一不起于宗法”，“凡一切政体宗教典礼咸与宗法相关。”把宗法置于中国历史的重要地位，其理论观点完全依据《社会通诠》一书。《社会通诠》中提出过：“顾东方社会，以宗法为命脉，一切现象必由此而后其义可以明。上述问题，是中国过去封建旧史家所没有涉及的问题。宗法问题虽然史籍有所记载，但从没有将其提到如此重要的地位。尤为可贵的是，他比夏曾佑更进一步用历史进化观点论述了原始社会历史中的许多问题，虽有偏颇之处，但总的来说是值得肯定的。历史进化论观点还表现在刘师培用以分析中国君主制的起源及其权力的演变问题上。
他说：“上古之时君主即为教主，故上古社会有巫无酋。洪流以降，易巫为酋，酋训绎酒，盖发明制酒之人，则人民报本原始，尊之为君，此即君长之权舆也。”当时各地皆有酋长，君主是由部落酋长发展而来，“酋长即为封建之起源，天子者即诸侯中之强武有力者也。”他说当汉人从西方刚入中原时，有一族长或家长带领，大家尊称他为部酋长，由他管理整个部落。“积威既久，遂成世袭，各私其土，各子其民”，各部落之间必然产生矛盾纷争。
他依据唐代柳宗元《封建论》所说：“生民之初，与万物俱生，不能自奉自卫，必将假物以为用，假物争，则必求能断曲直者以听命。故利出于群，君道以立。”君主制建立以后，就进入了王政时代，称为“皇帝”或“天子”、“天王”。他认为君权大小在不断演变，而且天子的权力各个时期是不相同的。如唐虞时期，诸侯对于天子，咸行朝觐之礼，敷奏以言。发展至商代时，“为天子者，遂操黜陟诸侯之权，山川神祇不举者削以地，宗庙不顺者绌之以爵，变礼易乐者流其君，革制度衣服者讨其国。”
依据史实，确认夏殷是确定天子一尊的时期，而诸侯中之强武知兵者，则群奉之为盟主，犹之周代之齐桓、晋文也。演变至周代时，天子权力虽然轻于秦汉，而和夏殷时期相较则权力又稍重。”发展到后来，君主以天神居，“帝王即以神道设教，凡施行赏罚，皆自言受命于天，使人民自尊天子故而莫不尊君，观颛顼之世，绝地天通，使神民异业，所以夺人民神祀之权，归之君主，君主所以握有此权者，则以受历数于天之故。
既受天历数，则君位不可复更，此古代臣民所由以君权为神授也，惟其君权为神授，故君权自崇，而人民之迷信亦愈深，岂不深可叹哉！刘师培对君权神授的批判是有力的，对当时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反对清朝君主政权的斗争是有利的。正因为君主政体的产生与宗教有关，“上古之时，君主即为教主”。所以，他主张兴教育，废宗教，为实行民主共和铺平道路。
由于他以历史进化论观点看待历史的演变，故认为古无历久不变之法，如有周一代之各种制度，虽然是折衷唐虞夏商各代之法，但是周代多更古制，如封建之法，殷合伯子男为一，而周则侯伯为一等，子男为一等矣。什一取民，夏以贡，殷以助，周以彻，则世变为之也。即所行典礼亦然，《小戴礼》所记虞夏商周异礼，以“明堂位”为最多，其余如《檀弓》言“所尚之色，周与夏殷不同，所用丧器，所行丧礼，周与虞夏殷不同”等等。
他分析其所以不同的原因，是由于“周代的制度多因时因地而变通，如周初之官名渐变，此因时变通者也，井田之法，不必尽行于天下。推之鲁礼与周礼殊，晋用夏正，宋用殷礼，此因地变通者也。”在刘师培看来，周初之时代，是文明大启的时代，提出“《礼记》所说夏尚忠，殷尚质，周尚文，由忠质变为尚文，非循进化之公例乎！”其原因是由于“西周之时，由野朴之风，浸而至于文明之俗。”
如果我们将夏曾佑《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和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相比较，虽然两本书各有千秋，但前者以文化史观考察问题为特点，在将近三十万字的篇幅中，谈及各时代的经济者绝少，其绝大部分的内容，都是以文化为主体的上层建筑，其中尤其突出学术思想的作用。而刘师培则自觉或不自觉地克服了夏书之不足。他在第一册原始社会至殷代历史中，叙述了古代田制的进化，农器的改进外，对古代的商业、古代的工艺、古代宫室、古代衣服、古代饮食等均列为专课，进行论述。尤为有趣的是在《古代饮食述略》一课中，叙述了食物进化过程。
他说：“太古之人饮霜露之精，食草木之实，或茹草饮水，此仰给天然之食物也。及民稍进化，山居之民则食鸟兽，饮血茹毛，近水之民，则食鱼鳖螺蛤。盖田渔之制兴，则万物咸制于人，然未有火化，多疾病毒伤之害。及燧人钻木出火，教民熟食，以炮以燔，而民无腹疾。及伏羲结绳作网罟，而田渔之法益趋简易，田猎所余，复择兽畜之驯优者，储为刍豢，是为游牧之始。······及神农求可食之物····教民食谷，自是以降，民咸食谷，夏之八政，食为首列，而伊尹亦以滋味说汤，则夏殷二代咸崇饮食矣。”
结语
不仅以此说明食物之进化，而重要的是通过食物之进化，来说明各个历史阶段社会经济的发展。在第二、三册西周历史部分，对西周之财政、田制、商业、工艺、宫室、衣服等制度，都列有专课论述。这不仅说明刘师培比较重视人们的经济生活，而且体现了近代资产阶级史学对历史教科书的要求，和封建旧史家比较，不仅增添了新的内容，而且取得了划时代的进步，为封建史学所无法做到和达到的。
就是和夏曾佑的《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相比，他也。取得了显著进步，完全以崭新的面貌展现在读者面前，这种创新精神也是值得肯定的。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