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著名史学家陈寅恪曾有过这样的论断：“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宋乃是巍巍高峰。宋史专家邓广铭也这样说：“宋代文化发展所达到的高度，在从十世纪后半期到十三世纪中叶这一历史时期内，是居于全世界的领先地位的。”

宋代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政治清明与科技进步有力地推进了文化的发展。在长久较为宽松的环境下，文学、绘画、音乐、哲学、史学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丰硕的成果。印刷新技术的推广大大降低了书籍的成本，同时也大大刺激了时代的写作热情，形形色色的书籍在数量上要远远超越过去任何一个年代。

我们若说宋开启中国文化史的新纪元，并不为过。那么，与之前的历朝历代相比，宋朝文化有什么殊胜之处呢？

宋太祖赵匡胤坐像(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1.政治文明化

宋朝与历史上的其他中原王朝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首先体现在政治领域，也就是“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宋代政治清明，以此为标志。宋以前的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最黑暗的时代，而紧接其后的宋朝却能开拓出三百年的人道主义政治，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这个奇迹的奠基者便是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

大宋开国后第三年，即公元962年，宋太祖在太庙寝殿的夹室中秘密立一块石碑，称为“誓碑”，其中有三条誓文：其一是对后周柴氏家族不得加刑；其二是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其三是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太祖皇帝立下规矩，以后皇帝即位时，必须到太庙恭读誓词，这份誓词的重要性，远在其他法律之上。

立于太庙寝殿的“誓碑”

政治文明的另一个体现是科举制度。虽然科举制度是产生于隋唐，却在宋代达到顶峰。这项古代公务员考试制度，绝对可以称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文明，其意义在于打破等级，以公平的考试选拔官吏，使下层的寒门庶族有出人头地的机会。与之前几个朝代注重门第不同，宋朝官场是注重“出身”。这里“出身”不是出身于某某富贵人家，而是指科举登科。凡是考科举上来的，这就是有出身，凡是其他途径当官的，统统都属于没出身。大宋三百年的历史，绝大多数的宰相、执政都是有出身的，也就是通过科举考试入仕。在选拔的官员中，超过三分之一是来自平民阶层。美国史学家墨菲评论道：“如此高的社会地位升迁比例，对于任何前近代甚至近代社会来讲，都是惊人的。”

宋代文化之灿烂，源自其相对人道与公平的政治文明，没有这一前提，很难想象宋代文化会臻于鼎盛。

2.儒学的兴起

说到宋代的文化复兴，首先便是儒学的复兴。

自汉代后，儒学虽有兴衰，但是作为官方正统意识形态这一点基本没有多大改变。宋代的儒学并非对孔孟之道的简单继承，而是一次革命性的突破。这种新的儒学，就是理学，理学新在哪里呢？

首先，为传统儒学构建起庞大的哲学系统。

相较于佛、道两家，哲学研究一直是儒学的短板，这种情况在宋代出现了转折，在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等人的努力下，援道、释入儒，结合《易》之思想，重构儒学本体论基础，由此开创中国哲学的新纪元。

其次，推动儒学的宗教化。

儒学本是修身之道与政治学说，重在伦常，没有什么神秘色彩。宋代理学的“理”字就是天理，程颢曾颇为自得地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天理概念的引入，便成为类似宗教中“神”或“上帝”这类的最高信仰，“存天理去人欲”的说法放在宗教语境下考量，非但理学如此主张，多数宗教也是持这种观念的。

其三，赋予儒学新时代的特色。

宋代政治清明，经济繁荣，但也存在国势衰微、贵族奢靡成风、下层百姓生活艰辛之现象。理学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周敦颐之《爱莲说》有“出淤泥而不染”之情操，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有吞吐天地之胸襟，有壁立千仞之气节。无论是二程的“去人欲”或是朱熹的“灭人欲”，亦可视为是对物欲横流、奢华淫侈的反动与纠偏。

3.思想的自由化

陈寅恪先生认为六朝与宋之“思想最为自由”，宋代由于政治清明，没有明清时大规模的“文字狱”与禁钳思想的严刑峻法，故而充满勃勃生机。

宋代的文化多元且兼容并蓄，从大的领域来看，儒、释、道三足而立，其中儒学是主流，释、道两家为辅翼，尤为可贵的是，三家并行不悖，而且都积极吸收他家之所长以补自己之所短。儒家融合佛道，完善自身的本体论及认识论系统，同样，佛教融合儒道、道家融合儒佛，思想的相互渗透愈发明显。

自由的思想也向文学艺术领域渗透，比如宋代绘画中成就最高的山水画，画的是山光水色，体现的却是艺术家的幽情美趣、与大自然和谐相处、自由恬静而悠然自得的心境。文学形式也更多自由多样，诗歌形式转向更灵活的词，骈体文被自由文体取代，白话文学兴起等等。

米芾的山水画

宋代文化成就，除了理学之外，最重要便是文学了。

唐诗、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两座高峰，词的普及，与宋代社会生活相对休闲有关系。用今天的话说，宋词原本就是流行歌曲，以前叫“曲子词”，是配乐演唱的，故而很快就风靡一时。两宋杰出的词人非常多，作品也非常好，许多词作流传千古，经久不衰，举其重要者，有张先、柳永、晏殊、晏几道、欧阳修、苏轼、秦观、周邦彦、李清照、张孝祥、辛弃疾、陈亮等等，可谓是群星闪耀。

4.走出贵族化的文艺

在宋代之前，中国文化艺术的贵族化色彩浓厚。比如在绘画领域，宋之前的名画作，如顾恺之的《洛神赋图》、阎立本的《步辇图》、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张昉的《簪花仕女图》、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等，多是贵族式的绘画，而宋代在绘画领域上则大大突破，内容倾向于山水、花鸟，更为平易近人，而千古名画《清明上河图》更是一幅世俗生活的写真。艺术更贴近于生活，视野更加平民化，如王居正的《纺车图》、李嵩的《货郎图》、朱锐的《盘车图》等等，都取材于民间市井生活。

文学同样如此。除了诗词之外，宋代文学的另一成就是散文。自唐代韩愈柳宗元文起八代之衰后，宋代散文取得惊人的成就。唐宋八大家中，有六大家出自宋代，其中苏氏一家独占三席，分别是苏洵、苏轼与苏辙，再加上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一扫前朝华而不实的文风，把古文运动推向高潮。我们必须说，卖弄文字的骈体文自然有其审美的价值，作为艺术看待自然有存在的理由，但倘若成为一种风尚甚至行文的标准，不免沦为空洞的语藻堆砌。回归先秦散文之路，非但是形式上的复古，更重要的是回到“文以载道”的传统，文章的生命力，在于文字背后的思想光芒，而不是文字本身。

宋代的文学革命，是从“高大上”走向平民化、通俗化。宋词较唐诗，形式更为灵活自由，约束更少，特别在大师辛弃疾手中，一物一景，可信手拈来入诗，读来平易近人。散文的革命，也是如此，我们读先秦诸子散文，虽然不一定能全看懂，但大致内容是看得明白的，反观后来魏晋南北朝的诗文（骈文），读之如坠云雾之中，不知所云。文学通俗化的革命，产生了新的、更通俗化的体裁，话本小说出现了，为文学发展开辟出一条新路，同时戏曲文学也在民间发展起来，为后来的元曲、明清小说的兴盛开了先河。

5.文化的创新

宋代政治的文明化、儒学的革命、文学的革命、绘画的平民化倾向，都充满创新的精神。不止于此，宋代在史学、音乐、金石、考古等文化领域，同样实现许多历史性的突破。

以史学为例，《资治通鉴》是中国史学最伟大的著作之一，全书总计294卷，以编年史体例写成的跨度达1300年之长的中国通史。直到今天来看，它仍然是古代最好的一部史书。

宋代还出现大量宋人写宋史的著作，重要的有《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等等，大量的宋朝史料，也彰显出宋代著书事业的繁荣发达。毫不夸张地说，宋代的史学著作，比以往各朝各代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

宋代学术还有一大成就便是金石学，也就是研究古代器物，并由此发展出考古学。女词人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就是著名的金石学家，撰有《金石录》三十卷。宋代金石学的研究，对后世考据学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赵佶摹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

正是文化中创新精神的存在，刺激着宋代在科技、经济、军事技术等诸多方面的创新与发展，开创出一个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繁荣时代。

6.城中月湖多归“史”

宋元以来，明州（今宁波）月湖是浙东学术中心，是文人墨客憩息荟萃之地。

唐代大诗人贺知章、北宋名臣王安石、南宋宰相史浩、宋代著名学者杨简、明末清初大史学家万斯同等等。这些风流人物，或隐居，或讲学，或为官，或著书，都在月湖留下不可磨灭的印痕。

宁波城中之月湖旧称西湖。清全祖望《西湖十洲志》云：“鄞西湖之胜，至宋元佑间（1086—1094）而极盛。”他在《甬上望族表》中叹道：“城中西湖之十洲，归史氏者，皆十七焉。”

南宋鄞州史氏家族，一般也被称作“南宋四明史氏”，在南宋短短的百余年间从一个普通人家发展成名门望族、冠簪门第。四明史氏发祥于五代天福四年（939年），浙西溧阳史惟则迁居慈溪，不久再迁明州城内洗马桥，是为四明史氏第一代。后来史惟则之孙史简任明州小吏，因陪母亲观看月湖龙舟竞渡，遭县吏责辱，郁郁而死，年仅21岁。遗腹子史诏成人后，携母迁居鄞东大田山，后又迁居东钱湖下水村。城内洗马桥仅留下史诏三子史才居住，政和八年（1118）史才中进士，官至枢密，四明史氏开始发迹。

月湖景区

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年），史诏的孙子史浩考中进士。隆兴二年（1162年）宋孝宗登基后，史浩拜为右丞相、太师，封越王，把家眷从东钱湖迁还明州城内月湖东岸的菊花洲，并建世禄坊，筑宝奎阁，藏宋孝宗御赐的书画至宝，其地即今湖东宝奎巷，当时是明州城内最显赫的丞相府，又称太师府、越王第。

史浩五个儿子都有官职，其中长子史弥大一直跟随父亲左右，官至少傅侍郎，封为少师，于是太师府前又新建了少师府，简称前府。其第三子史弥远则住在与太师府隔湖相望的湖西芙蓉洲。

史弥远官至右丞相相枢密使，历任宋宁宗、理宗两朝丞相达26年之久，封会稽郡王，赠太师、太傅、魏公等。他的相府原是能仁观音寺，一场火灾后化为废墟。嘉定年间宋宁宗赐地建“大观文府”，北为衮绣桥，南为虹桥，背靠城墙，门对月湖。史弥远权倾朝野，只在逢年过节才回府第祭祖省亲。其原配夫人病故后，由黎氏夫人操持家务、教育子女，其三个儿子都官三至六品。绍定六年（1233年）史弥远死后，曾立下遗嘱要将丞相府归还朝廷。但由于史弥远的两个儿子史宅之、史宇之都任职枢密和尚书，所以没有归还。南宋亡国（1279年）后，史宇之杜门在府中读书教子。到元代中期，丞相府复建寺院，明代又改为广盈仓，后又成为藏书家丰坊“万卷楼”一部分。丰氏产业归范氏天一阁后，仍保留一部分相府的遗迹。而城外的马园，原为丞相府的养马场，至今“马园”地名仍存。

在月湖之北，与史浩丞相府隔平桥河相望的是其小儿子史弥坚的尚书第。史弥坚聪慧过人，深受皇室器重，娶赵氏郡主为妻。他官至临安府尹、兵部尚书、资政殿大学士，晚年归隐鄞东东吴，建“沧洲堂”读书终老。而他的儿子宾之和隽之官至朝议大夫和奉直大夫，一直住在月湖之北尚书第内，当时史氏三个府第笙歌车马昼夜不绝。入元之后，尚书府内一直沉寂，至明代万历年间（1573—1620），史起钦任宁国府知县，才稍有起色。后裔史雪汀，诗文出众，长于书篆，贫病老死后，这座尚书府也销声匿迹了。且说在南宋晚期与喧闹辉煌的东西丞相府、尚书府一水之隔的小岛芳草洲上，默默地蛰居着一位不争名利、嗜书如命的书呆子——史守之。他是史浩丞相得意的长孙、少师史弥大的独子，号九六，官至朝奉大夫。史守之藏书至万卷，与月湖之南的楼钥藏书楼称“南楼北史”。

宋宁宗听到史守之事迹后，赐御书“碧沚”，这碧沚就成为史守之晚年的归宿，著名文土杨简、袁洁斋、楼钥等都曾会集在此舞文弄墨。史守之死后，藏书万卷的碧沚楼由侄子史文卿继承，文卿号“石窗山樵”，书楼更名“山泽居”。到了明代，碧沚万卷楼归丰坊所有，后又易主天一阁范钦，曾成为范钦的祠堂家庙。

史浩以“真隐”为号，改松岛为“竹洲”，在其上建“真隐馆”，宋孝钦赐御书，这竹洲遂成为甬上名士楼郁、沈焕、杨简、袁燮、舒遴等学者的讲学之所。史浩又将四明山名胜尽缩园中，筹建“四明洞天”，宋孝宗闻知，下诏临安府拨银万金。淳熙十八年（1186年），“洞天”建成之后，宋光宗赐“四明洞天”额。著名诗人陆游来访，写下《游四明洞天诗》，史浩也有诗唱和。

据记载，史浩在“四明洞天”旁又增建“宝奎阁”，藏两位皇帝墨宝。不久又大兴土木，建谢遗尘祠及供四明山王；为供乡人游乐，又造精丽龙舟。史浩还以真隐观为核心，建“月湖诗社”，创“四明尊老会”，竹洲顿时成为甬上文士聚会中心。

又据《四明史氏家谱》等记载，月湖东南岸与竹洲一水相隔的竹屿和月岛，原是史氏菜园果圃，据说后来供祀护送康王南渡的名将杜恺，如今重修后的庙门口还保留两副对联：“南渡神威著，西湖庙貌崇”；“地邻忠定宅，址近秘监祠”。

在月湖西南岸的烟屿，史浩又为他崇敬的学者沈宪端建精舍学馆，因此，湖南、湖北香车宝马往返不绝。全祖望在《真隐观洞天古迹记》中说：“湖上之胜，遂尽归史氏。”

直到南宋晚期，史氏望族失势，月湖之南逐渐冷落，真隐观破败。元代时，史浩裔孙史朝甫欲重修真隐观，袁桷为之作募疏，但终于不了了之。后来真隐观改作道院，入明后又改晏公庙、陆尚书祠，最后由全氏购得，成为全氏望族的一处别业。

“三岛烟霞，十洲风月”，曾是明州人士游赏寄情之所，南宋一代百五十年中之月湖，四明史氏在这里建府第、造园林，曾经有过的辉煌，流风余韵至今挥之不去。

浙江社科联社科普及课题成果

课题编号：20KPW16M

课题名称：浙江宋代名门四明史氏家风家训的推广研究

负责人：叶朱枫

单位：宁波幼儿师范专科学校（宁波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