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美国的学生想要出人头地，非得去欧洲深造不可。

如果学的是医学，他们可以去爱丁堡，如果学的是文学/哲学，可以去剑桥或牛津，如果学的是神学，那多半要去海德堡或哥廷根。那时候美国本土的哲学家、历史学家还引不起欧洲的关注。

“西方文明史”这门课程诞生在文化落后的美国，而不是思想资源更加丰富的欧洲。

19世纪末，银行业富商之子詹姆斯·鲁滨逊从德国弗莱堡学成归来，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欧洲史课程，当时一个理所当然的观念就是，西方文明处于人类文明的最高点，而在美国讲授欧洲史课程的教授也理所当然地把欧洲当作历史教学的中心。

然后一战爆发了。

对美国而言，一战后的欧洲已经凋零，“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欧洲史学家承担起了一项特殊任务，即书写超越困扰欧洲自身民族主义局限性的西方演进史”。撰写和教授西方文明史课程成为“保持文明活力”的一种方式。

北美生来带着的天命观念和全世界最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结合在一起，连美国军队战争导向教育也把西方文明课程当作必修课，“以用于告诉美国士兵其敌人所持文明价值观的各种起源”。

▲一战

此后的欧洲继续混乱不堪，“是美国避免了法西斯主义，继续奉行着富有竞争力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并真正意义上诠释了最完美的西方精神。解决20世纪更混乱局面的方式之一便是去质疑：当美国继续沿着真正的西方道路前行的时候，西方其他地区错在哪里。”

总之，西方文明史课程成了美国塑造自身身份的一套信念。

60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

先是在斯坦福大学，后来在大部分主流大学，西方文明史课程成了民权运动的重点讨伐对象，取而代之的是多元主义的世界史或全球史。

尽管有不少保守派的教育家倡导恢复西方文明课程，以巩固某些文明特质免受这个多元世界的侵蚀，但是潮流已经无法阻挡。

耶鲁大学不久前将具有悠久传统的“艺术史概论：从文艺复兴到当代”课程取消，因为这门课程过于“以西方为中心”，不适应当今文化多样性。

这是美国学者彼得·斯特恩斯在《世界历史上的西方文明》（李月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开篇讨论的问题。“西方文明史”如何从塑造信念的通识课程变成人人喊打的冷门课程，这个问题和考察西方文明到底是什么同样有意思。

▲六十年代

西方文明的源头

任何文明在建构的过程中都倾向于把自身的历史追溯到久远的过去，这样可以显得更加正统，有说服力。

一种观点把西方文明追溯到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因为这些地方的遗产，比如城邦、科学、医学、法律、宗教在很多方面都为西方所继承。但是伊斯兰世界从这里继承的东西更多，所以不能作为西方文明独特性的源头。

更为主流所接受的看法是西方文明的源头是古希腊和古罗马。不过斯特恩斯列举了大量理由说明西方文明不应该把古希腊古罗马作为西方文明的源头，也很有说服力。

大致意见就是，古希罗的大量遗产并没有在西方得到继承，以及，西方文明继承了的古希罗遗产在西方文明以外也有其他文明继承。

比如有一个关键的问题，西方文明最为强调的核心之一，民主，是否来自古希腊？在西方文明课程中，一种简化的处理方式，也就是目前全世界最流行的关于民主的论述：古希腊是最早实行民主的地方，西方世界和现代世界的民主普及就来自那星星之火。这种把民主神圣化的处理也遭到严肃学者的批评。

古典民主不同于现代民主，而且它转瞬即逝，在西欧消失且无迹可寻。现代西欧的民主制度更多来自基督教、日耳曼传统、自治城市等资源。简化处理会把民主作为西方的根深蒂固的传统，实际上直到法国大革命以后，民主才在欧洲渐渐赢得主导地位。

此前欧洲人，包括许多启蒙思想家，信奉的是开明专制或绝对主义的统治方式，这也难怪彼得大帝进行改革时，完全照搬西欧的政体，不是民主政体，而是专制政体。

所以，第三种观点认为，中世纪才是西方文明的源头，主要从连续性的角度来考量。中世纪以后西方文明的很多变化与中世纪模式有直接关系，这一点要比西方文明与古罗马之间的连续性强得多。

西方文明的独特特征都是孕育在中世纪，比如小中央政府的官僚体系建立，科学的思想和实践直接通过经院哲学传承到17世纪的科学革命，自治城市和自由独立的商业传统，基督教信仰体系下关于理性与信仰的讨论形成了活跃的文化张力一直延续至今，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制衡，议会的形成，这些特质在历史上都有过发展变化，可还没有到不能认同的地步。

而过去历史研究中常常伴随的对“中世纪”的偏见是不会承认西方文明的诸多特质皆根植于中世纪遗产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历史叙述的方式是，现代欧洲是古代希腊罗马世界的重生，而中间的这一段历史完全属于多余。

▲中世纪城市

西方文明的发展

中世纪的西方文明，主要就是指西欧。那时候的西欧，有两个反常的特征，一方面他们极为落后，无法与东边的拜占庭、阿拉伯、波斯相提并论；另一方面，他们极为自信，他们斥责东正教的教义，蔑视伊斯兰教，对古罗马的辉煌传统一无所知。

但是他们不停地学习，他们在穆斯林的眼中是野蛮人，他们学习的对象最多的就是穆斯林，比如穆斯林在欧洲的重要据点，西班牙的托莱多。

古希腊语、亚里士多德、阿维森那医学、会计方式、建筑、国际法，都是从伊斯兰世界引进的。同样，西方文明额课程在讲述这一段时选择性地忽视伊斯兰世界对西欧的重要影响，更多强调的是中世纪的西欧“复兴了古典文明”。

这种模仿其他文明的过程一直到工业革命才基本停止，从那以后的欧洲基本上是观念、制度和技术的输出地了。

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四五百年的进程中，教科书倾向于把西方文明抬高到整个世界中心的地位，并非因为西方在实力上超过了东方，而是，东方历史真的没有什么好写的，东方那些叛乱、战争、帝国内部腐败、庞大的官僚体系本质上并没有什么改变，而且也未造成全球性的影响。

而西方的一举一动都会在将来给世界带来深刻的变化，比如哥伦布发现美洲，比如佛罗伦萨的银行，比如莎士比亚的戏剧，比如伦勃朗的绘画，比如一艘开往北美的船。

那么，在这四五百年里，欧洲发生了什么？

15世纪文艺复兴，16世纪宗教改革，17世纪科学革命，18世纪启蒙运动，19世纪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在这过程中，有些领域进展神速，比如科学、商业、城市。也有很多方面几乎没什么动静，比如农民、村庄、贵族阶层、封建制度。

▲洪堡的自然志笔记

那些已经变化的领域，一位重要的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总结了四个大的方面：

一、商业的变化最明显。商品经济比传统的自然经济更加有利可图，商人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从而过去农业社会地主—农民为主的社会组织形式变成了有产者—无产者为主的社会关系。紧接着，商业化向所有的领域渗透：关税、贸易保护、剥削、消费观念、商店、广告、时尚、自我认可，等等。有人一定会想起来《鲁宾逊漂流记》的描述，而且，小说作为休闲读物也是在这个时候兴起的。

二、政治领域的巨变。中央政权的权力增大，逐渐摆脱教会的约束，官僚体系日渐形成。以往国王的权力仅限于自己所拥有土地的微薄收入以及自己直接管辖的若干人员，但现在，官僚体系进入了监狱、法庭、警察、军队、医院，干预经济和贸易事务，官员任免等。以前的老百姓大多数不需要和国家机器打交道，他们一辈子所接触的圈子可能就是邻近的村庄，附近的领主和贵族，田地和牛羊，但现在，他们成为了国家的一个成员。这是西方文明带给世界的一项创举——民族国家（nation-state）。

有一个极好的例子说明这个过程：

一名历史学家兼人类学家对一座跨西班牙和法国边界的村庄进行了研究。在16世纪，那里的居民并不在意居住在边界的哪一边，他们可以在边界线上自由穿越，最开始也只对他们所住的村庄表示忠诚。但到了17世纪，西班牙和法国开始有所区别，边防戍卫增加了越界难度。两国有着不同的法律和经济规则。伴随着诸如此类的变化，像英国、法国、西班牙等有着全国性统一政府的地区，民族国家观念开始形成。（第80—81页）

三、欧式家庭结构。特征是晚婚、注重小家庭，大量少数族裔不结婚。家庭子女数量减少，女性经济地位提升。新教世界鼓励结婚，并且歌颂爱情的美好，整个社会氛围因此改变，这也是西方文明的独特现象，现在几乎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固有观念。

四、大众文化的变化。比如利己主义，阅读普及，理性思考，这一点不仅发生在精英阶层，也发生在大众阶层。简·奥斯丁和勃朗特姐妹的小说，很能代表这种趋向，贵族和平民百姓对遗产的关注，远远超过他们对其他事物的渴望，也有少数人把爱情当作最高的追求，但是结局往往是沮丧的，最后还是财产说了算。

还有一些有趣的细节，一个渴望浪漫的的女人会更喜欢购买时装，而不是使用魔力药剂；人们丢失了东西不再失去寻求巫师帮助，而是在报纸上刊登寻物启事。“人们甚至对某种情绪的界定也开始发生变化。在16、17世纪，许多欧洲人赞美某种程度的忧郁，因为它显示出与尘世的分离和宗教的谦卑。但到了18世纪，许多人开始追求愉悦开朗。微笑开始受到赞美，这部分是因为从那时开始，较好的牙科产品已能使牙齿更加洁白。”（第83页）

而这一系列变化带来的影响就不仅仅是西方的，而是普世的。上述特征在21世纪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也都是能对号入座的。

▲凡戴克画笔下的儿童是缩小版的成人

西方文明的扩张

工业革命以后，鲜少有西方文明效法其他文明的案例。仅仅两三代人之前，西方还把波斯、印度和中国的一些事物奉为上宾，并且认为东方的政体、风俗和道德都是有史以来最佳的。学者们已经考察出，那时候的学者在论述东方时，往往都是想象的异域，实际上是针砭自己所处的现实环境。对西方道德的忧虑，对政府的腐败无能，对贵族的浮夸浪荡，启蒙思想家引用异域故事来表达其愤慨。

但是，真正进入了现代世界，古老的帝国都要接受西方的冲击。科学技术、民主制度、全球贸易、资本主义、基督教、司法系统、现代公务员制度……现代世界诞生的各种各样的新奇玩意儿，无一不来自西方世界，也无一不影响到古老的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伊朗帝国、莫卧儿帝国、清帝国。古老的帝国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原封不动地统治，因为新的思想进来了，防不住，更廉价的布匹和更丰富的商品进来了，防不住。只能改变，问题就在于多大程度上改变。

事实上，这也是我们理解亚非拉现代历史的立足点之一：面对西方，你作何反应？这是一个现今仍未解决的问题，在本土和西化之间，全盘西化、部分西化、中体西用、固守本土、基要主义路线皆有。即便伊朗、巴基斯坦和中国等渐渐退回到保守的本土路线的地区，他仍然不得不接受资本主义、全球贸易、现代科技和人权观念等的洗礼，而印度、土耳其、沙特、菲律宾等地区依然要在自身传统和西方特质之间摇摆权衡。

▲19世纪的亚洲

除了必须接受冲击的古老世界，西方文明也在新世界开疆拓土，最明显的就是北美和澳洲。他们几乎就是西方文明从欧洲本土延伸过去的样板，他们挑战的对手不像土耳其、印度和中国这样拥有深厚的传统而难以替代，他们往往是直接取代原住民而开发一个新世界。

这些新开辟的世界延续了过去西方文明的种种特质。刚到北美的清教徒和移民首先做的事情就是建立教堂，然后开设大学，其模板来自欧洲。常春藤大学起初的样式都是牛津、剑桥的翻版，而后来的新式大学如约翰霍普金斯、斯坦福、加州大学则是欧洲第一所现代大学柏林大学的后代。

美国拥有更加自由的市场，更多对人的权利的强调，更优越的使命感，更迫切的传道精神。同时它也有一些欧洲最糟糕的事物的囤积，比如奴隶制，欧洲人把不齿的事情都安排在新开拓土地上，同时新移民也把欧洲的痼疾带到这里——黑帮、反犹、种族主义等。

新的移民也有创举，比如不要国王，没有贵族和农民阶层，不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他们的共和政体实验比欧洲大陆更稳定，经历了四年大规模内战的国家很快就能从灰烬中死灰复燃，并且内战的遗产最终演化成民权运动的旗帜，给更多的人带来更大的权利，这种自我修复能力，远远超过欧洲。

北美的多元化、流动性、活力，让它顺利接过了西方文明的旗帜，至少他们自己是这么认为的，成为捍卫西方文明的坚固堡垒。这一点在20世纪的世界史尤为明显。美国就如同顺应天命一样，登上了再造世界的舞台。

▲托马斯·科尔笔下的北美原始风光

西方文明的危机

霍布斯鲍姆的“年代四部曲”描述了从法国大革命到苏联解体之间两百年的现代世界史，其中第三本《帝国的年代：1975—1914》讲的是鼎盛时期的西方如何主宰全世界，也讲到了西方文明内部的危机。

一战以前的世界，西方文明有一些特征延续了过去，比如城市，英国在1850年成为第一个城市化比例超过50%的国家，紧接着欧洲各国都达到了这个水平，而发展中国家也常把这个标准作为现代化的衡量指标之一。另一个强化是科学观念延伸到更多领域，比如关于人的本质、起源和心理层面的问题，比如其他文明的生活方式、言谈举止也必须拿到科学的标准下来检验以判断其进步与否。面对任何问题，人们都想获得科学的解释，以至于“科学”这个词渐渐取代了过去的“神意”成为新的上帝，新的意识形态。商业化和消费主义更加扩张，娱乐方式越来越多，反过来影响科技、商业等。

不同时代的人总结西方的崛起会使用不同的参照体系，其中有一项，西方的崛起与西方特质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西方的崛起因素是否包括某些西方文明独有的特质，或者某些独有的特质促进了西方的崛起。二战以后亚洲经济腾飞，某段时间拉美经济爆发，都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体系，现今中国崛起也似乎要挑战过去的西方特质因素。这个问题完全取决于视角，而非论证。

明显的危机来自一战。没有一个国家事先想到过一场战争怎么可以打四年多，英国征兵设定的目标是这场战争三个月之后就能结束，一如以往的欧洲战争，大战、和谈、重新分配势力范围，很贵族，很节制。

▲马克沁老爷爷

在艺术家那里，早就可以嗅到新时代的危机气息。对新生代的艺术家比如梵高、塞上等人来说，严谨、典雅的古典绘画在表现力上已经远远不够，整个时代太复杂，人的心灵太丰富，过去那种供贵族消遣的艺术品太过狭隘，于是出现了新的技法、新的色彩、新的构图。卡夫卡、乔伊斯、普鲁斯特、伍尔夫所使用的艺术手法放在以往的年代都会被看作平淡无奇的发神经，可是传达出来的焦虑、混沌和人性阴暗等方面，确实是先知先觉。

二十年代的繁荣被大萧条冲垮，西方文明引以为傲的自由市场突然失灵，反倒是德式和苏式的极权主义、计划经济模式成了最受瞩目的明星，而且在绝望的西方知识分子眼中似乎可以掩盖它的一切弊端。二战更加树立了这种观念，很少能有知识分子保持长远的目光，纷纷左转，为苏联辩护，支持工党，同情东欧阵营。

二战和冷战的胜利方付出的不仅仅是生命的代价，更多的是所赖以存在的核心特质被侵蚀，在为了取得胜利的不折手段中奄奄一息。纳粹的兴起带给西方文明的反思则是，这到底是西方文明本身内部的肿瘤爆发还是外来入侵。现在学者对于这个问题已经没有什么争议，并非德国的“特殊道路”带来了纳粹，而是西方文明本身拥有的一些特质被扭曲了就自然而然地发展成一套扭曲的意识形态。比如，民族国家带来的民族主义认同，既可以带来祖国统一和一致对外，但是很容易流于军国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主义。另外，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很容易形成国家政权与资本家和民族主义者相勾结的局面，不计代价地实行殖民扩张和军备竞赛。

▲穆斯林在欧洲各国的比例

二战以后殖民地解放运动，所利用的武器正好是西方国家大力提倡的“民族国家”观念，独立的国家此后所走的道路也是西方曾经走过的市场经济、全球贸易、重视科技和教育、理性政府和官僚体系等道路。这些新兴的国家对西方主宰的世界产生了挑战。

不仅是挑战，新兴的发展共同体对西方的改变才是当今西方最大的危机。比如欧洲的移民危机和恐怖袭击，已经远非过去的理论家所阐述过的社会现象和恐怖主义了。最终带来的结果可能是西方会消失。西方赖以存在和向世界输送的那些特质，自由市场、民主制度、科学、理性、全球贸易、民族国家、基督教信仰、消费主义，要么变成并非西方独享的特质，要么慢慢淡化，要么被植入新的信仰观念，最后，西方人会惊奇地发现：我们到底算哪门子的西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