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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研的时候结识了一位韩国留学生。在与他聊天的过程中，我发现他时常会脱口而出中国先贤的经典名言，比如“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等等。由此可见，老子的《道德经》等传统思想在海外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2019年，华东师范大学设立了重大跨学科研究专项“历史跨度全球视野中的老子学说——老子思想的源头、内涵、未来和域外影响的考证与解析”，我和我的团队负责其中一个课题——“老子著作与思想的域外传播研究”。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性典籍，《道德经》进入西方世界，与西方传教士来华密切相关。据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考证，《道德经》最早的西方文字译本是17世纪末比利时传教士卫方济的拉丁文译本。此后，翻译、研究《道德经》的外语语种与文献数量逐渐增多，在西方社会的传播广度和深度也逐渐加大。

对于不同语种的《道德经》译本的搜集工作，我们课题组邀请了英国剑桥大学、美国艾奥瓦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国新索邦大学、德国汉堡大学等学校的学者一起参与。截至2020年5月，我们共搜集到《道德经》英语译本553种、法语译本91种、俄语译本69种、德语译本298种、西班牙语译本95种。在此基础上，我们梳理了老子思想在西方世界传播的历史。

《道德经》的三次英译高潮

《道德经》自1868年被翻译成英语，距今已有150多年。一个半世纪里，《道德经》的英译版本种类非常多，流传也十分广泛。

《道德经》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有过三次高潮，由此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868年—20世纪初。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西方国家纷纷派传教士入华。刚开始，这些传教士一心想把《圣经》介绍给中国，而没有重视中国文化的底色和特性，传教并不顺利。为了更好地履行在中国传教的使命，传教士开始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熟悉中国文化，进而了解中国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的精神世界。在研读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过程中，他们发现老子的思想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在某些方面与基督教思想是契合的。所以，传教士就把《道德经》和《圣经》相比较，有选择地对《道德经》进行解读，以求找到“类同性的话语支持”，也就是找到文化的共同点。

1868年到1905年的37年间，有14版《道德经》英文译本问世，它们基本上都是站在基督教立场上来进行解读的。比如，1868年，英国布道会传教士湛约翰出版的第一本《道德经》英译本《老子玄学、政治与道德律之思辨》中，直接将《道德经》中的“帝”翻译为基督教的“God”，将“神”翻译为基督教的众神“Spirit”，用基督教词汇对译《道德经》。这样一来，《道德经》被翻译成了与基督教教义相关联的文本，语言更为通俗易懂，深受西方国家读者的欢迎。

第二阶段，1919年—1972年。“一战”“二战”的爆发和冷战时代的到来，让西方文化与价值观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从尼采的“上帝死了”到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西方学者开始反思西方文明的缺陷，不少学者希望从东方的老子思想中汲取自身需要的文明养料。《道德经》强调直观地把握世界，知益守损，见素抱朴，以此来把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关注个人的生存境遇，这些正是西方学者想要寻求的东西。“万物和谐”“无为而治”“不争之争”“以德治国”的思想也与西方的反战情绪产生了共鸣。

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思潮复杂多变，社会思想趋于多元化，这为老子学说的传播提供了契机。于是，第二次《道德经》的英译高潮出现了。这一时期，《道德经》英译本的数量达到54种。1934年，亚瑟·韦利出版了《道德经》的英译本《道与德：〈道德经〉及其在中国思潮中的地位研究》，与之前用基督教教义翻译《道德经》完全不同，它注重对《道德经》原文、原意的探讨，致力于传递原文的思想内核。

这个时期，中国学者开始了《道德经》的英译工作，这是《道德经》西传的一个很大的进步。1936年，胡子霖英译的《道德经》出版。这是中国人英译的第一个《道德经》译本。之后陆续出版了初大告、林语堂的译本。中国学者在翻译中尽可能地保留了中国特有的文化特性、语言特征和表达方式，以我们的文化为基础，向英语读者呈现了中国古代的智慧和哲学。

第三阶段，1973年至今。为什么要以1973年为界呢？原因是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了汉墓帛书《道德经》，掀起了全世界对老子文化的研究热潮。从此，《道德经》进入第三次英译高潮，并一直延续至今。这一时期，《道德经》英译本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显著提升，译本的数量高达485本。美国汉学家韩禄伯的《老子道德经：新出马王堆本的注译与评论》、香港汉学家刘殿爵的《老子：〈道德经〉》以及美国汉学家梅维恒的《〈道德经〉：德与道之经典》，都是这一时期马王堆出土的汉墓帛书《道德经》的重要英译本。

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出于学术研究的目的，深入探析《道德经》的哲学智慧。研究方法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是文献考证、文本解读，而是用西方哲学的概念、范畴和方法来解析《道德经》。这个阶段，英语世界研究老子思想的著作不断涌现。1985年，约瑟夫在《老子哲学中“无”的作用》中论述了老子“无名”“无为”“无欲”的思想。1989年，英国汉学家葛瑞汉在《道家之争：中国古代的哲学论证》中以“天人关系”为主线，把“道”视为中国哲学的中心范畴，对老子思想进行了评述。汉学大师安乐哲的译本《道不远人——比较哲学视域中的〈老子〉》，在比较哲学的视域下来解释老子思想，用中国思想文化原有的框架来理解中国哲学，其研究成果在英语世界老子学说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东学西渐”，《道德经》在法国

法国对《道德经》的翻译和研究起步较早。1838年，由耶稣会传教士波迪翻译的《道德经》法译本出版。这是法语世界首个《道德经》法文全译本，也是《道德经》在欧洲的第一个译本。

19世纪—20世纪的“东学西渐”浪潮，使《道德经》在法国广泛传播。17世纪，法国传教士进入中国，接触到了儒家文化。在西方宗教与儒家文化的交流过程中，以《论语》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开启了“东学西渐”的道路。1814年，法兰西学院创建汉语与满语语言文学教席，学院制汉学诞生。雷慕沙是法兰西学院汉语与满语语言文学教席的首任教授，1823年，他在论文《论老子生平及其观点》中翻译了《道德经》的部分章节，开启了法语世界对《道德经》的翻译和研读工作。1842年，法国汉学家儒莲的《老子道德经：道路与道德之书》出版，该版本是目前为止在法国影响最广、再版次数最多的译本。

这一时期，法国一批著名学人和作家也受到老子思想的影响。比如，法国作家谢阁兰在学习老子思想的过程中发现了一种“醉态视觉”，也就是与物相溶的原始本质目光，这个说法还是很新颖的。他在《致克娄岱尔书》中提到，“透过沉重和繁杂，它使人看到事物的正反面，在稍纵即逝的表象中妙不可言地品美”。诗人亨利·米修十分崇拜老子，他的诗歌中经常会引用或转译《道德经》中的诗句。

20世纪中叶，法国在外交上推行戴高乐主义，重视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关系。这一外交政策为法国汉学的发展带来了蓬勃生机，使法国汉学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在法国汉学家的努力下，《道德经》的译介和研究空前活跃。1967年，华裔学者刘家槐的译本《道家哲学，第一辑：老子、庄子、列子》出版。之后，他所译的《老子：道德经》分别于1985年、2010年、2015年多次出版。2016年，吉·马萨与亚瑟·席瓦斯合译《道德经》，对其中的核心概念进行了全新的翻译。学者克丽斯特娃则注重研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道家思想。1967年，图尔尼耶的长篇小说《礼拜五：太平洋的缥缈之境》发表，其中体现了老子“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的思想。帕梅拉·J·鲍尔的《“道”之本》、迈克尔·普埃特与克里斯蒂娜合著的《“道”：中国哲学如何帮助我们重新思考》等著作也相继出版。法语世界对《道德经》的翻译和研究，对法国的哲学和文学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托尔斯泰的书桌上一直摆着《道德经》

《道德经》是俄罗斯众多文化典籍中复译本最多的经典。

16世纪起，中西方交流逐渐频繁。俄国出于商业利益的考量，利用自身特殊的地缘优势积极与中国交流。1608年，沙皇下令寻找通往中国的道路。1618年，俄国向明王朝派遣使者，中俄两国进入交往的初级阶段。

俄国东正教布道团对《道德经》在俄语世界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东正教布道团的主要任务是传教，因此，沙俄的汉学家起初并不重视老子的著作与思想。直到亚历山大二世发出谕令，要求驳斥道家学说，《道德经》才开始受到重视。1823年，宗教使团的司祭西维洛夫完成了《道德经》首个俄译本《道中之德抑或老子之道德哲学》。

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在《道德经》的俄语起步阶段作出了很大贡献。1878年，托尔斯泰开始着手《道德经》的翻译工作。1913年，他从法语转译的《老子道德经或道德之书》出版。托尔斯泰深入研究道家哲学，以“道”和“无为”为探讨重点，写作了《中国圣贤老子撰写的道和真理之书》。据说托尔斯泰的书桌上一直摆着《道德经》，由此可见《道德经》对托尔斯泰的影响。

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使中苏两国站在社会主义同一阵营，两国的文化交流愈加广泛密切。1948年，学者杨顺兴完成了《道德经》的俄译本。他在《道德经》的俄译工作中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出发点，将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典籍中所包含的哲学思想传达给苏联读者。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俄两国的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更加深入，俄罗斯民众学习汉语的热情高涨，对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这个时期，俄罗斯汉学家对于老子《道德经》的翻译视角更加多元。1990年，俄国诗人佩列列申翻译的《道德经》发表在《远东问题》上。卢基扬诺夫撰写的《道之本源：中国古代世界》于1992年出版。2009年，俄罗斯汉学家马良文与中国学者李英男共同翻译的《大中华文库·老子》，让读者在最大程度上感受原文的语言特色与哲理内涵。还有一些译者如萨夫卢辛、鲍鲁什科等，则尝试采用诗歌体对《道德经》进行翻译。

《道德经》俄译本数量虽远不及英译本，但它对东欧国家影响深远，推动了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等国对《道德经》的翻译和研究。

《道德经》深度影响德语文学

《道德经》是德语世界传播最广和影响最大的中国典籍之一。

18世纪初，以白晋和马若瑟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入华。白晋等人运用《旧约》的索引式注释方法来研究包括《道德经》在内的中国典籍，《道德经》由此在德语世界显现。第一个《道德经》的德译本《〈道德经〉——美德之路》于1870年出版，译者为波莱恩克那教士。同年，神学家史陶斯的德译本《老子的道德经》出版。他认为，“道”与《约翰福音》中所说的“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神”十分接近。1910年，由朱利叶斯·葛理渥主笔的译本《最高本质和最善的老子之书〈道德经〉》出版。作者希望在《道德经》和《新约》之间，找到老子的哲学思想与耶稣的宗教思想之间的联系。

老子思想也深刻地影响了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他通过学习《道德经》中所阐述的阴阳学说，提出了二进制思想。后来，二进制思想对电子计算机的发展起到了一个基础性的推进作用。著名哲学家康德认为老子思想和学说堪称“自我意识下的哲学”。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肯定了《道德经》里的哲学内涵，并赞同老子所说的“三生万物”的观点。

20世纪上半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使德国社会出现剧烈动荡，浓重的悲伤与消极情绪蔓延，人民饱受战争折磨，精神上受到严重摧残。德国面临巨大的文化危机，一些德国学者希望从东方文化中找寻解决方法。《道德经》中“顺应天道与自然”等思想引起了德国学者的共鸣。此时期，《道德经》的德译本数量多达46本。其中，德国汉学家卫礼贤翻译的《老子，道德经——老子的“道”与“德”之书》一直被奉为《道德经》德译本的典范。

这一时期，《道德经》深度影响德语文学。1915年，德布林发表小说《王伦三跃》，成为第一位以文学方式诠释《道德经》的德国学者。这部小说讲的是王伦从追求宁静无为，到隐居深山体味无为，直到最后重新出山反抗暴力并践行无为的“三跃”。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将老子的“无为”“国家昏乱，有忠臣”的思想融入剧作《伽利略传》和《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中。德国作家黑塞的作品《在轮下》《荒原狼》也体现着老子的“两极”思想，通篇充满刚与柔、阴与阳、实与虚的张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面临更为严重的精神危机。东方的“道”和“禅宗”引发了“垮掉的一代”“披头士一代”和“后现代主义一代”的深切呼应。此时，汉学在德国重新发展。汉学杂志、书籍的增加和学术机构的建立，也带动了汉语典籍翻译和研究质量的提升。这一时期的译者立足源文本，开始关注“道”的内涵。1961年，施密特的《老子道德经：走向现实的道路指南》出版。他主张采用“零翻译”手法在译本中保留“道”，把释“道”的空间留给读者。君特·德博的《老子道德经》、扬·菲利普·雷姆茨玛的《道德经：智慧与美德之道》等译本也丰富了德语世界的老子学说研究。

哲学界与文学界有关老子思想的著作也日渐多样。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不仅在其著作中多次直接引用老子名言，而且还与中国学者萧师毅一起翻译和注释《道德经》。在他的《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一书中，他对于“无”的论述与老子思想不谋而合。文学性书籍《老子的思想世界》《给道德经的信》等的相继出版，进一步扩大了老子思想在德语世界的影响。

老子著作和思想传播的六个特点

近200年来，老子著作与思想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呈现出以下六个特点：

第一，具有强烈宗教热情和执着布道精神的传教士是中国传统文化典籍西传的重要传播媒介。西方各语种的最早《道德经》译本皆出于传教士之手。这些致力于传教的宗教人士，对于中国文化经典和思想向西方传播起着重要的启动和推进作用。

第二，西方民众的精神创痛或疑惑无法被西方宗教和哲学思想抚慰、指引时，具有道德价值、崇尚自然的中华文明就拥有了西传的良好历史窗口。西方的宗教思想、哲学思想没有阻止战争，让人民、社会陷于痛苦和动荡之中，于是西方学者就从其他文明中汲取养料，寻求解决之道。“一战”“二战”之后，老子著作和思想出现西传的高潮，就是一个明证。

第三，强势语种的译介，可以间接推动其他语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比如，早期西班牙语的老子著作，都是间接译自法语、英语文本。法语、英语文化对于西班牙语的影响，助力了中国文化在西班牙语世界的流传。

第四，中国学者的参与能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增添活力。在《道德经》的英译和俄译过程中，中国学者的贡献功不可没。因为中国学者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又精通其他语言，所以他们在翻译时能较好地把握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

第五，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向西方传播的重要纽带。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友好关系极大地促进了老子著作与思想在俄语世界的传播。在法国奉行戴高乐主义政策期间，《道德经》的译介和研究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第六，国家的强大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向西方传播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只有国家强大、民族强盛，中国文化才会更有魅力。改革开放以后，老子著作与思想在西方更受关注，这正是由于中国的开放、文明、繁荣、强盛所带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