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与概述

《文史通义》是清代学者章学诚耗费三十年时间编写的史学理论著作，写作于乾隆、嘉靖年间。该书对中国古代史学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并阐发了章学诚对史学理论的一些创新性观点，虽然在章学诚在世时其观点并未在中国社会产生较大影响，但其书在章学诚逝世后被中国人所发现和重视，《文史通义》与刘知几的《史通》成了中国史学理论的“双壁”。

章学诚编纂《文史通义》的时间，是公元1771年至公元1801年，也就是十八世纪中晚期到十九世纪初期，而这一时期，也是西方开启工业革命，逐步建立资本主义，推进全球霸权的时期。

而在此书成书三十九年后，英国作为西方列强中的代表对传统封建的清帝国发动了鸦片战争，敲开了尘封几个世纪的古老帝国的大门，西方的思潮开始涌入中华大地，对中国的传统思潮，当然也包括史学思想产生了剧烈的冲击，彻底打破了清朝试图独立于世界而发展的幻想。

可以说，章学诚编写《文史通义》的这段时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后一段时光，是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独立发展的最后一段时期，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无疑成了中国传统史学理论最后得以展现的重要材料。

在《文史通义》成书的这段时期，由于西方工业革命的影响，西方近代史学也开始萌芽和发展，新的史学思想和史观在欧美出现，这些思想在之后的日子里逐渐植根于全球不同国家人的思维意识中，对整个世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那与西方近代史学出现时间差不多的章学诚史学观念与西方史学观念有哪些不同呢？为什么《文史通义》中的思想与中国传统史学理论没有对抗住西方近代史学的冲击而不断衰微呢？这些问题是本篇文章想要讨论的问题。

由于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与中国传统史学理论内容浩繁，涉及理论分散，短时间内难以与西方近代史学进行系统全面的对比分析，笔者在本文中就《文史通义》中有关历史编纂记录与历史观的一部分内容——即内篇三中的“史德”、“史释”、“史注”三章，与书中所涉及的部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与史学思想的相关内容作为部分例子与西方近代史学进行一些对比讨论，以概要分析一下这两种不同史学理论的区别与联系。

“史德”、“史释”、“史注”所表达的观念

（一）、德才实学，尤重史德

我们知道，章学诚的很多史学思想深受刘知几的史学理论思想影响，其中，刘知几提出了“三长”，即“史才”、“史学”、“史实”，并将其作为史学家所必备的三种基本素养，此三者所述，“才”，可以指史学家的才智，也涵盖了史学家著史作、述己见的能力；“学”，可以指史学家的学养，也就是作史之基础；“识”，可以说是史学家的见识，笔者认为，“识”中，也包含着格局，对历史学者来讲，就是历史格局和历史观。

清代学者刘熙载曾说过：“才、学、识三长,识为尤重。”

刘熙载生活在十九世纪，亲身经历了大清帝国被西方列强侵略的这段历史，在这段时期中，中国传统的学者们凭借着古老帝国几千年的才学，远远无法预见和了解整个世界的瞬息万变，完全无法清楚中国应该怎么做，中国学者应该怎么做，这种尴尬的局面让大量中国人认识到了自己和中国传统学说的局限性和不足。

在这种环境下，才有了林则徐、魏源等人“开眼看世界”的主张，要求中国人放眼世界，而不是仅仅局限在黄河长江滋养的这篇土地，不只是局限在亚洲陆地东侧这一隅土地，要中国人了解世界、认识世界，树立新的格局，有更大更远的见识。

于是，他们编纂了《四洲志》、《海国图志》，根本目的还是让中国人增长见识，扩大视野。清代另一位学者袁枚也说过一句话：“学如弓弩，才如箭镞。识以领之，方能中鹄。”他将“才、学、识”三者用射箭加以类比，以说明三者之间的关系，学养和才智是学者的基础；在射箭中，他将其类比为弓弩和箭簇。

我们知道，弓弩和箭簇不过是工具，有了好工具，不一定能射的好，能不能射中靶心，关键还是看这个人，看这个人的射箭技巧，因此，袁枚也是由此说出了其个人的见解，也就是人在各种因素中是起决定作用的，是最关键的，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其他要素发挥作用的根本。

这，也就是刘知几所说的“识”之内涵，后人看到才晓得“识”之重要。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才、学、识”这一观点，作为中国传统史学的重要理论，在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中保留了下来，并得以发扬，说明其内涵是进步的，是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

刘知几的“三长”之理论历来被中国的史学者所重视，章学诚也不例外，在《文史通义》的史德篇中，他就写到刘知几的这“三长”，并认为如此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

但是，除了这“三长”，章学诚还另外提出了“史德”的概念，他说：“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认为学者即便具备了才、学、识，也称不上是优秀的史学家，说“文士之识，非史识也”，而“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这是为什么呢？

章学诚认为，除了刘知几所说的“三长”，史学家最重要的素质还是其“心术”，他说：

“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呼可哉？”

也就是说，史学家的基本素质——才、学、识，归根到底是要为史德服务，为史中之心术服务，而这种心术是什么呢？也就是章学诚在《史德》章中开篇所提到的——“史所重者，义也。”也就是以文表义，以史正德，这大大反映了章学诚重德用的史学思想，试图要让史学为“德”而服务。

（二）、为政所迫，隐而发义

我们知道，自从始皇帝在中国建立君主专制整体后，历代政治的重要发展趋势之一就是君权在不断地加强，尤其在明清时期达到了顶峰。

从司马迁作史记，就收到了汉武帝在政治上的影响，导致太史公也不得不服从于政治而隐于言政。从那以来，中国历代史学家为了这种史学上的“言论自由”，与封建统治者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斗争。

但是，史权终究敌不过君权，控制了军政经济大权的君权完全有能力将文化权争取过来，由而中国古代的史权不断衰弱。

但是，中国的史学家并没有完全成为统治者的喉舌，历代史学家都不甘愿作为简简单单的工具人为专制统治者玩弄，而这，也是章学诚所推崇的一大观念，认为史学家一定要通过各种途径发声，对不合理的压迫进行一些反抗。

章学诚生活在清朝，正值乾嘉年间，清朝的封建统治者如日中天，君权空前强化，清朝的“文字狱”迫害了无数无辜的文人，极大钳制了人们的思想。

尽管章学诚乃至整个史学家群体，以一己之力无法与统治者抗衡，但是他在《史德》中仍然表达了这种反抗精神，他说：

“今观迁所著书，如《封禅》之惑于鬼神，《平准》之算及商贩，孝武之秕政也。后世观于相如之文，桓宽之论，何尝待史迁而后著哉？《游侠》《货殖》诸篇，不能无所感慨，贤者好奇，亦洵有之。馀皆经纬古今，折衷六艺，何尝敢于讪上哉？朱子尝言，《离骚》不甚怨君，后人附会有过。吾则以谓史迁未敢谤主，读者之心自不平耳。夫以一身坎轲，怨诽及于君父，且欲以是邀千古之名，此乃愚不安分，名教中之罪人，天理所诛，又何著述之可传乎？”

他认为，即使受于政治所迫不能直白发声，屈原、司马迁照样能在文辞中表达褒贬，同样达到了表达己见，以正史德的效果。这也是章学诚史学著述观念中所提倡的，通过“三长”中的“才”，来表达出不能明白表达的意思，最终达到发义正德的效果。

因此，从《文史通义》中，我们能够读出封建社会下，政治因素对史学家和史学理论起到的重要影响。

（三）、注重史实，慎辨于天

我们一般以为，历史是由人创造，由人所书写的，历史理应服务于人，甚至很多史学家撰写历史著作都是受难发奋，以述己意。甚至司马迁也是“发愤穷愁”而作，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历史的功能，也是供人借鉴，为人所用的，好比唐太宗李世民所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宋朝的司马光作的《资治通鉴》，也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总而言之，历史，都是为人所用的。

但是，章学诚在这一点上表达了自己的一点异议，他觉得司马迁著书“发愤穷愁”不过是托词，史学家的真正目的还是正史德，他认为历史应“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然他没有明确说出反对将历史作为工具，当然他的思想也并不能说服自己历史不能作为工具，但他还是提出了这种要求作史应该主要“尽其天”的观念，也可以理解成注重史实，而少掺加史学家的个人情感，最终得到阐发“天”的思想，也就是正心术的目的。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章学诚在《史德》篇中尤为注重史德，注重德用，对将历史作为一种工具抱有怀疑的态度。

但是，历史确实是能为人所用的一门学问，除了阐发心术外，总结历史经验的目的也是为了提供借鉴，有助于以后的发展，这是历代乃至于现代人们的共识，是经得住时代考验的。章学诚并没有否认这一点，但他把重点放在了“德用”上，然而，正心术明德性又是为了什么呢？还是为了治世！所以说，这种史学理论延续下来，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而章学诚提出的重“天”思想，也是着眼于客观史实，反对过分掺加个人感情的思想也是正确的。

（四）、中国史著发展存在着门槛的提升趋势

在《史释》章中，章学诚讲述了中国古代史学注释学的发展。由于中国语言整体发展趋势是由言简意赅到语言详尽发展，中国古代作文逐渐形成了书面用语与口语用语的分离，而大部分人需要通过学习相关的文言知识才能阅读古书。

由此，中国古代发展出了为了让人明白、读懂古文的一套系统的理论，包括训诂学等小学。

同时，中国古书的内容也往往是通过注释的形式对其内容进行解释说明，人们只有通过学习了这一套弄懂古书的理论才能够读懂古书。然而，中国的史学或各种文学著作也是用文言文书体写作，这种文言文书体与社会中最广泛白话文应用的脱节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包括古代史学在内的古典文化的主要受众成为了学习过这种理论的读书人群体，而普通大众往往难以接触到这方面的知识和理论。

在明清时期，中国古代白话文作品得到了重大的发展，用白话文写的各种“小说”成为了老百姓能够直接明白的文化来源。

“小说”除了讲一些当代故事外，还有很多是从古书里得来的历史故事和事件，作者通过将他们用白话文的形式“翻译”出来，扩大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受众群体。

比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作品，都是通过这种通俗的形式书写，并在书写中表达了作者个人的史观与看法，我们将他们当做一种文学作品来进行看待，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其中的史学价值。比如在作为正史的《三国志》中，作者奉魏为正统，而在《三国演义》中，作者奉蜀汉为正统，同样表现出了这种正统天命观的差异。因此，我们不能忽视这些作品的史学价值。

然而，在士大夫阶层掌握政权的古代社会，这种用白话写成的作品虽然受到了广大市民农民的欢迎，却被士大夫所不齿，他们认为这是市井俗说，没有文气。仍然坚持用文言文的书注形式来学习和研究史学，大部分史学家和学者都不例外地具有这种思想，当然也包括章学诚。

在章学诚的《史释》、《史注》中他也表达了他自己对这种注释理论的一些见解和分析，是对这套理论的完善，依然是在这种中国古代文学框架内进行。因此，这正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士大夫文化，而中国古代的史学理论，也是一种士大夫阶层的史学理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文化垄断，逐渐与实际经济社会生活脱离。而“正经”史学著作，也有了区别于普通人的门槛，这就把史学发展的涉及人群限制在了士大夫中。

因此，我们从《史释》、《史注》中，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史学发展面临的一大重要问题，也就是中国古代史著发展存在着门槛的提升趋势。

（五）、要求进步与发展

章学诚在《史注》中提到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出现的因循问题，他对此深恶痛绝。考据这种观念古早就有，在清代尤其得到学者重视，本来是为了纠正前代宋明理学空谈义理而不务实学的错误，却在长时间发展中逐渐让人泥于成说，不思变革。

正如章学诚所说：“循流而日忘其源，古学如何得复，而史策何从得简乎？”前代如此，清代又何尝不是？

因此，章学诚要求历史学者也要改变这种就小问题喋喋不休而忽视史作本意的做法，还是为了重视史意，这种改革思想非常值得我们重视。但我们回头看中国古代经史发展，不难发现中国古代就“义理”和“考证”这两种思想反复轮回，一代重前者，矫枉过正，后代有成了重后者，由而甚之，又重起了前者，总是在改了又改回去中横跳。

因此，我们研究历史，不能只是往回看，更要往前看，要用进步和发展的观念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