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隋代开凿南北大运河

公元581年，隋朝建立，结束了中国长期分裂的局面，国家复归统一。这时的黄河下游河道，经今河南荥阳、原阳、新乡、卫辉、滑县、濮阳，山东鄄城、莘县、阳谷、聊城、惠民、蒲台等县，东注渤海。为加强京都长安与各地的联系，充分利用黄河的水源优势，进一步开凿运河，大力发展水上交通，把江南地区的粮食和生活用品运输至长安，成为隋王朝的一项急迫任务。

早在灭陈国前的开皇三年（583年），隋文帝杨坚就下诏征发山西、河南十三州兵丁，专门负责征运粮食事务，并沿黄河设置了黎阳仓、河阳仓、常平仓、广通仓等转运粮食的仓储，为开发水运做好了前期准备。

隋朝初期，政治中心仍在长安。由于渭河水量无常，泥沙淤积，时常阻塞漕运。开皇四年（584年），杨坚命建筑专家宇文恺率领水工另开一条漕渠，自长安城西北引渭水，沿汉代漕渠故道向东，至潼关入黄河，长150多公里，名为广通渠。开皇七年（587年），又相继在今河南荥阳西北的河阴增筑了汴口堰，在扬州开凿了古运河山阳渎。灭陈之后，开皇十五年（595年）六月，隋文帝下诏“凿砥柱”，对黄河三门峡险段进行整治。通过一系列工程建设，漕运体系雏形已现。

与此同时，杨坚进行了行政体制改革，撤郡500多个，裁减了大批官员。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发展，国力迅速增强。到杨坚晚年，全国呈现出“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的局面，积累起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为此后大规模开发运河打下了基础。

淮安漕运总督府遗址

隋炀帝杨广即位后，政治中心由长安移至洛阳，为发展南粮北运，加强对东南地区的控制，迫切需要改善黄河、淮河、长江之间的水上交通。于是，杨广登基不久，即于大业元年（605年）动工开凿了通济渠。

当时黄河南岸的漕运路线，沿江南运河到今镇江过长江，再顺山阳渎北上转入通济渠，沿黄河、渭河逆流而上，最后抵达长安。

通济渠是联系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水系的重要纽带，分东西两段。西段在东汉阳渠的基础上，经过疏浚整治扩展而成。它西起洛阳西，以洛水为水源，穿过洛阳城南，到偃师东南，再循洛水入黄河。东段的“引河通淮”工程十分艰巨，首先是在黄河岸边的荥阳板渚与开封之间，对汉魏汴渠故道进行疏浚、扩宽、改建，引黄河水向东至开封，与原汴渠上游合流。开封以下与原汴渠分流，另开新渠，直趋东南，经今河南杞县、睢县、宁陵、商丘、夏邑、永城，安徽宿县、泗县，江苏的泗洪县，至盱眙县注入淮河。两段全长近1000千米，河渠宽50多米。运河两岸，筑有宽阔的御道，种植成行的柳树，工程规模十分浩繁。

也是在这年，杨广又征发淮南民工10余万，疏浚扩建了山阳渎。北起江苏淮安，南到扬州，沟通了长江与淮河的水上联系。至此，黄河南岸的大运河全部沟通。工程完工后，隋炀帝多次乘坐高大龙舟，率领庞大船队往返于洛阳和扬州之间。

接着，大业四年（608年），隋炀帝又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劳力，在黄河以北开凿了永济渠。这条渠，在曹魏旧渠基础上，主要是利用黄河支流沁河、淇河、卫河以及永定河等天然河道建成。向南引沁河与黄河连通，向北分出一部分沁河水与清河、白沟相接，经今汲县、浚县、内黄、大名、馆陶、德州、南皮、沧县等地，至天津附近折向西北，最后到达今北京市蓟城，全长约1000千米。

在短短6年间，隋炀帝相继改建开凿了通济渠、永济渠、山阳渎与江南运河，连通长江、淮河、黄河、海河、钱塘江5大水系，形成了以洛阳为中心、西通长安、南至余杭、北抵涿郡的庞大水运交通线。这条大运河长达2700多千米，水面宽30至70米，史称“隋唐大运河”。

大业七年（611年），隋炀帝自扬州乘龙舟进入永济渠，率大军赴涿郡攻高丽。出动战船5万多艘，水陆兵士7万，征发江淮民夫及船只运送军粮，船队前后长达千余里。由此可见，当时永济渠通航能力之大。

在这条大运河中，黄河两岸的通济渠和永济渠，是最重要的两段。两渠有丰富的黄河水作通航水源，工程布局以洛阳为起点，呈扇形向东南和东北张开，充分利用东低西高的地势特点，既节省开凿的人力物力，又便利通航畅达，说明当时的水利科学技术已有很高的水平。

这条大运河，历经隋、唐、五代、宋、辽、西夏、金、元8个朝代，通航长达720年。在很长历史时期内，商旅往返，船乘不绝，对于促进中国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全国统一和中央集权制，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

但是沉重的劳役，也引发了尖锐的社会矛盾。随着农民起义的烽火连绵，隋王朝宣告灭亡。主持开通大运河的隋炀帝，没能回到洛阳，最终死在扬州。

隋代大运河主要粮仓分布图

二、唐宋时期大运河的盛衰起伏

到了唐代，运河漕运更成为维护唐王朝统治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生命线。唐玄宗开元年间，随着京师长安人口的急剧增长，关中平原的粮食与物品不足以支撑京师的日益繁华，对漕运的要求越发迫切，对隋唐运河这条大动脉的依赖更加强烈。

唐时通济渠已改称汴渠，这里仍是连接黄河与淮河的锁钥，由于汴渠渠首连着黄河，靠近渠首的河道经常淤塞，为了保持漕运通畅，唐朝初期，每年都要征发附近州县的民工对渠口进行清淤疏浚。开元十五年（727年），朝廷征发河南府、怀庆、郑州、开封、滑州、卫辉等地3万多人，由建筑专家范安主持，对郑州附近的板渚口旧河道进行了大规模疏浚、维护和开凿，运河漕运能力大为提高。

开元二十九年（741年），陕郡太守李齐物在黄河三门峡谷开凿了一条人工渠道，即“开元新河”。水陆运使韦坚又主持修建了关中漕渠，自今咸阳西南引渭水，沿着隋代漕渠故道向东，在永丰仓与渭水汇合。从此，江淮漕船可直抵长安，开创了隋唐大运河全程通运的新局面。据记载，天宝二年（743年）通过黄河、运河输送至关中的粮食达400万石，创造了唐代漕运量的最高纪录。

唐代的漕运辉煌局面持续了100多年。“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由盛转衰，汴渠疏浚陷入停滞状态，由于漕运废弛，关中缺粮，饥荒四伏。广德二年（764年），刘晏奉旨接办漕运，一方面组织人力疏浚汴渠，打造了2000艘坚固的大型漕船，同时改革漕运体制，设立贮粮仓、中转站，使江船不入汴水，汴船不入黄河，黄河船只不入渭水，大大提高了运粮效率。商贾往来，百货杂集，又出现了一段繁盛局面。

然而，这种局面没有维持多久。唐朝末年，黄河、汴河漕运多次因战乱而中断，汴渠废弃，江淮漕运断绝。到唐代第十位皇帝唐德宗时期，由于江南漕运粮食不能及时运到，关中地区包括京都长安的官家粮仓都已见底。德宗十分忧虑，担心再次发生兵变。就在朝政局势十分危难的时候，陕州观察使李泌飞马报奏朝廷说，江南镇海军节度使韩滉已通过黄河水路运米3万斛到陕州（今河南省三门峡市）。德宗得到奏报，喜极而泣，跑到东宫，抱着太子李诵说：“米已经运到陕州，我们父子有活路了！”从这段记载可见，当时的黄河漕运对唐王朝的生死存亡的重要程度。

进入北宋，京城定于东京开封。这是一个以水路交通为中心的城市，城内人口众多，商业密布。城内城外数十万驻军、数百万户居民需要保证粮食和物资供应，大力发展南北水运，成为当务之急。

北宋朝廷在改造疏浚前代原有水道的基础上，先后开凿疏浚汴河、惠民河、广济渠，连同黄河并称“漕运四渠”，形成了以开封为中心向四围辐射的人工水运交通网。

宋时的汴河被视为立国之本和京城命脉。它的流路与隋唐时基本相同，自今河南孟州引黄河水东流，至开封分为两股，经开封、杞县、民权、曹县、虞城、夏邑、永城、萧县，至江苏徐州汇入泗水。东南富饶地区的漕粮百货，均由该渠运往京师。

据《宋史》载，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1年），朝廷规定“漕运四渠”的年运粮量，包括稻米、豆类、黄米、小米，共计550万石。其中汴河的年运粮量占近七成。宋真宗大中祥符初年，汴河的全年运粮量猛增到700万石。汴河的开发利用，为沟通当时全国政治中心与江南经济中心的联系，促进物资交流、文化融合以及沿岸社会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汴河既然作为黄河的一个分支，不可避免地受到泥沙多、善淤积以及主漕摆动不定的严重影响。熙宁年间，开封以东的汴河淤积加剧，河床高出堤外地面4米多，严重影响了漕运引水。为保证汴河水量，北宋王朝下大功夫对引黄入汴口门进行疏浚治理。元丰三年（1080年），为避开黄河浊流，堵塞引黄旧汴口，在巩县任村沙谷口至河阴县之间的黄河滩地另开新渠25千米，引伊河、洛河清水入汴河，一度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因水源不足，后来又恢复引黄河为水源，汴河依旧淤积搁浅。

北宋末年，因战祸连绵，汴河堤岸多处决口毁坏，漕运渠系被废弃。“隋堤望远人烟少，汴水流乾辙迹深”，南宋诗人洪适的诗句，就是对当时这一情景的真实写照。

三、元明清治河保漕开新局

13世纪末，元朝建立，定都大都（今北京）。此时的黄河下游流路，经郑州、开封、尉氏、鄢陵、扶沟、陈州等地，沿颍河、涡河及徐州故道汇淮河入海。华北一带经历长期战乱，经济萧条，京都百万人口和京畿大量驻军的生活供给，都需从南方运来，重新开通南北运河已势在必行。

忽必烈即汗位的第三年，元朝尚未正式立国，就命汉族水利专家郭守敬掌管诸路河渠，着手运河重建。之后，又命郭守敬查勘汶河、泗水相通河段，以备重开运河。

当时由于黄河南泛，开封、郑州一带原来的通济渠已全线淤塞，恢复已很困难。运河南端从杭州到淮安的隋唐运河基本完好。淮安以上原泗水运道，可“借黄行运”到徐州，再逆古泗水运道至鲁桥，沿汶河水道至济宁。在北方，新乡以下的永济渠河段一直畅通。剩下的问题，只需新开济宁至永济渠约200千米的运道，即可实现从北京到杭州全线贯通。综合这些情况，若将运河改走山东，从江南至北京将比隋唐大运河缩短900多千米。

为此，从1283年至1293年，元世祖忽必烈花了10年时间，对大运河进行了大规模整修和新建，先后在山东、河北地区开凿了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至元三十年（1293年），由通惠河、御河、会通河、淮扬运河、江南运河组成的南北向大运河全线通航。于是，原来以洛阳为中心的隋唐大运河，改为以大都为中心的大运河，史称“京杭大运河”。

元朝统治不足百年，大运河建成后尚未发挥很大作用，元朝即告灭亡。

明朝继兴，明成祖朱棣即位后迁都北京，为了保证江南粮食物资北运京师，决计对大运河再次进行治理。

当时从济宁到临清的运河地段，丘陵多，地势高，河道水浅不畅，难以胜任重载船艘。特别是济宁向北至南旺一段，爬坡上行，水势不足，时常干涸。永乐九年（1411年），工部尚书宋礼、刑部侍郎金纯等人奉旨征调大批民夫与能工巧匠，开始大规模疏浚治理运河。他们采纳民间治水专家白英提出的“引汶绝济”建议，破除元代修建的堽城坝，在水面宽广的汶水下游南城子附近筑起一座拦河坝，遏止汶水南流，河水直趋南旺，以济运道。此后又经多次增筑培厚，形成一道三坝连接的拦河石坝，称之为“戴村坝”。

大坝修成之后，拦截汶水顺小汶河南下，至南旺运河最高处分水，三分南注，七分北流，“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从而妥善解决了丘陵地段运河断流的现象，船只畅通无阻。

明代潘季驯绘制的《河防一览图》

南北大运河沟通后，由于徐州至清河段利用的是黄河河道，常受黄河北决冲淤的干扰，致使漕运时通时塞。明王朝既害怕黄河冲毁或淤塞运河，又想利用黄河之水补充运河水量。黄河与运河密切相关，紧紧纠缠在一起，成为令人头疼的事情。

为了破解这一严重困局，明朝采取遏黄保运、引黄济运的策略，在黄河北岸陆续修起了长堤，基本实现了防止黄河北泛的目标。可是，保持徐州以下“借黄运道”畅通，仍是十分棘手的问题。特别是嘉靖年之后，黄河决口泛滥集中于徐州附近。运河不是被黄河决口冲毁，就是黄河脱离了运河。为此，历任治河大吏组织修堤防，堵决口，疏浚河道，治河战役一个接一个，忙得焦头烂额。

面对黄河河患愈演愈烈的严峻局面，明王朝决定另开新的河道，彻底避开黄河之险。先后在山东昭阳湖东至江苏沛县之间，进行了黄运分离的新运河与泇口运河工程。经过改建，大批漕船沿着新运河北上，漕运状况得到明显改善。

到了清代，朝廷愈加重视漕运。康熙年间，连续开凿了中河、新中河等运河，彻底避开了90千米黄河险峻河段，同时修筑黄河、运河堤防，在云梯关以下马家港，实施了黄河河口段改道以及导淮刷清等治理工程。至此，运河与黄河完全脱离了关系，不再借黄行漕，漕船得以顺利通行。

从明朝至清朝中叶，是京杭大运河的鼎盛时期，依赖这条漕运交通大动脉，每年从东南运送数百万石粮食和各种物资到北京。漕运发达时期，仅从天津到通州的北运河每年就承载2万艘运粮漕船，连同商船共3万艘，押运粮食的官兵多达12万人次。大运河的开通，使原来规模不大的直沽寨渐次发展成了一座大型城市“天津卫”。

清朝后期，国家内忧外患，运河漕运基本中断。1855年铜瓦厢改道后，黄河下游频繁决口，运河山东段逐渐淤废。加之海运兴起和铁路的发展，至民国时期，京杭大运河曾经的“百舸争流，千帆竞渡”盛景，终于在历史大潮中湮没无痕。

《乾隆南巡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古老的大运河经过整修，恢复了生机。部分河段经拓宽疏浚与裁弯取直，新建许多现代化码头和船闸，航运条件明显改善，季节性通航里程达1100多千米。

2002年，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开工，京杭大运河成为从长江下游逐级提水北送至天津的重要通道。在山东位山，东线工程以地下隧洞方式穿过黄河，成为连接黄河两岸输水干线的关键控制性工程。时隔多年，黄河与大运河再次握手，为中国人民造福。

我国的大运河全长达2000千米，比苏伊士运河长近10倍，比巴拿马运河长20倍，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充分体现了古代人民的卓越智慧和才能。大运河沟通了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为南北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

2014年6月，中国大运河以建造历史最早、使用时间最久、空间跨度最大的人工运河，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华民族的这份宝贵遗产，被庄重地推向了全世界。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4年第5期」

「侯全亮，黄河水利委员会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水利作家协会副主席」

版式：刘 丹 李 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