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衰文弊，六艺道息，而诸子争鸣。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故论文于战国，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战国之文，奇邪错出，而裂于道，人知之；其源皆出于六艺，人不知也。

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人不知；其源多出于《诗》教，人愈不知也。

知文体备于战国，而始可与论后世之文；知诸家本于六艺，而后可与论战国之文；知战国多出于《诗》教，而后可与论六艺之文；可与论六艺之文，而后可与离文而见道；可与离文而见道，而后可与奉道而折诸家之文也。

战国之文，其源皆出于六艺。何谓也？曰：道体无所不该，六艺足以尽之。诸子之为书，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于道体之一端，而后乃能恣肆其说，以成一家之言也。所谓一端者，无非六艺之所该，故推之而皆得其所本，非谓诸子果能服六艺之教，而出辞必衷于是也。《老子》说本阴阳，《庄》、《列》寓言假象，《易》教也。邹衍侈言天地，关尹推衍五行，《书》教也。管、商法制，义存政典，《礼》教也。申、韩刑名，旨归赏罚，《春秋》教也。其他杨、墨、尹文之言，苏、张、孙、吴之术，辨其源委，挹其旨趣，九流之所分部，《七录》之所叙论，皆于物曲人官，得其一致，而不自知为六典之遗也。

战国之文，既源于六艺。又谓多出于《诗》教，何谓也？曰：战国者，纵横之世也。纵横之学，本于古者行人之官。观春秋之辞命，列国大夫，聘问诸侯，出使专对，盖欲文其言以达旨而已。至战国而抵掌揣摩，腾说以取富贵，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谓非行人辞命之极也。孔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奚为？”

是则比兴之旨，讽喻之义，固行人之所肄也。纵横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讽也。九流之学，承官曲于六典，虽或原于《书》、《易》、《春秋》，其质多本于礼教，为其体之有所该也。及其出而用世，必兼纵横，所以文其质也。古之文质合于一，至战国而各具之，质当其用也，必兼纵横之辞以文之，周衰文弊之效也。故曰：战国者，纵横之世也。

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何谓也？曰：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著作衰而辞章之学兴。文集者，辞章不专家，而萃聚文墨，以为蛇尤之菹也。后贤承而不废者，江河导而其势不容复遏也。经学不专家，而文集有经义；史学不专家，而文集有传记：立言不专家，即诸子书也。而文集有论辨。后世之文集，舍经义与传记、论辨之三体，其余莫非辞章之属也，而辞章实备于战国，承其流而代变其体制焉。学者不知，而溯挚虞所裒之《流别》，挚虞有《文章流别传》。甚且以萧梁《文选》，举为辞章之祖也，其亦不知古今流别之义矣。

今即《文选》诸体，以征战国之赅备。挚虞《流别》，孔逭《文苑》，今俱不传，故据《文选》。京都诸赋，苏、张纵横六国，侈陈形势之遗也。

《上林》、《羽猎》，安陵之从田，龙阳之同钧也。《客难》、《解嘲》，屈原之《渔父》、《卜居》，庄周之惠施问难也。韩非《储说》，比事征偶，《连珠》之所肇也。前人已有言及之者。而或以为始于傅毅之徒，非其质矣。

孟子问齐王之大欲，历举轻暖肥甘，声音采色，《七林》之所启也。而或以为刨之枚乘，忘其祖矣。邹阳辨谤于梁王，江淹陈辞于建平，苏秦之自解忠信而获罪也。《过秦》、《王命》、《六代》、《辨亡》诸论，抑扬往复，诗人讽谕之旨，孟、荀所以称述先王，儆时君也。屈原上称帝喾，中述汤、武，下道齐桓，亦是。淮南宾客，梁苑辞人，原、尝、申、陵之盛举也。东方、司马，侍从于西京，徐、陈、应、刘，征逐于邺下，谈天雕龙之奇观也。

遇有升沉，时有得失，畸才汇于末世，利禄萃其性灵，廊庙山林，江湖魏阙，旷世而相感，不知悲喜之何从，文人情深于《诗》、《骚》，古今一也。

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其言信而有征矣。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何谓也？曰：古未尝有著述之事也，官师守其典章，史臣录其职载。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万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备矣。是故圣王书同文以平天下，未有不用之于政教典章，而以文字为一人之著述者也。

详见外篇《较雠略。著录先明大道论》，道不行而师儒立其教，我夫子之所以功贤尧舜也。然而予欲无言，无行不与，六艺存周公之旧典，夫子未尝著述也。《论语》记夫子之微言，而曾子、子思，俱有述作以垂训，至孟子而其文然后闳肆焉，著述至战国而始专之明验也。《论语》记曾子之没，吴起尝师《曾子》，则《曾子》没于战国初年而《论语》成于战国之时明矣，春秋之时，管子尝有书矣；《鬻子》、《晏子》，后人所托。然载一时之典章政教，则犹周公之有《官礼》也。记管子之言行，则习管氏法者所缀缉，而非管仲所著述也。或谓管仲之书，不当称桓公之谥，阎氏若璩又谓后人所加，非《管子》之本文。皆不知古人并无私自著书之事，皆是后人缀辑，详《诸子》篇，兵家之有《太公阴符》，医家之有《黄帝素问》，农家之《神农》、《野老》，先儒以谓后人伪撰，面依托乎古人。其言似是，而推究其旨，则亦有所未尽也。盖末数小技，造端皆始于圣人，苟无微言要旨之授受，则不能以利用千古也。三代盛时，备守人官物曲之世氏，是以相传以口耳，而孔、孟以前，未尝得见其书也。至战国而官守师传之道废，通其学者，述旧闻而著于竹帛焉，中或不能无得失，要其所自，不容遽昧也。以战国之人，而述黄、农之说，是以先儒辨之文辞，而断其伪托也；不知古初无著述。而战国始以竹帛代口耳。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及四方之志，与孔子所术六艺旧典，皆非著述一类，其说已见于前。实非有所伪托也。然则著述始专于战国，盖亦出于势之不得不然矣。著述不能不衍为文辞，而文辞不能不生其好尚。后人无前人之不得已，而惟以好尚逐于文辞焉，然犹自命为著述。是以战国为文章之盛，而衰端亦已兆于战国也。

【译文】

周代衰落，文化破败，六经的道止息不通，而诸子争鸣，大概到战国时文章的变化穷尽，到战国时著述的事专门化，到战国时后世的文体完备。因此，讨论战国时的文章，可以知道文章升降盛衰的原因。战国的文章，奇异不正的东西错杂出现。分裂了道，人们是知道的。它们的源头都出自六经，人们不知道，后世的文章，体裁都在战国完备。 人们不知道，它们的源头大多出自《 诗》 教，人们更不知道了：知道文体在战国完备，才可以和他谈论后世的文章．知道诸子根源于六经，然后可以和他谈论战国的文章；知道战国文章大多出自《 诗》教，然后可以和他谈论六经的文章。可以和他谈论六经的文章，然后可以和他分析文章而见到道。可以和他分析文章而见到道，然后可以和他尊奉道而评判诸子的文章。

战国的文章，它们的源头都出自六经，是什么意思呢？解答是：道的本体没有什么不具备的，六经完全可以包括道的本体。诸子的著书，他们主张有根据、言论有道理的，必定是在道体的一个方面有所得，然后才能够放纵自己的学说，用来成为一家之言。所谓一个方面，没有不是六经所具备的，因此，推究它就都能求得它的根本，不是说诸子果真能信服六经的教化，出言辞必定与六经适合。老子学说根据阴阳说，庄子、列子寄托言论假借形象，是《 易》 教，邹衍夸张地谈天说地，关尹子推衍五行的说法，是《 书》 教。管仲、商鞍的法制，意思存留在治国典章里，是《 礼》 教。申不害、韩非的邢名说，意旨归向赏罚，是《 春秋》 教。其他杨朱、墨子、尹文的言论，苏秦、张仪、孙武、吴起的策略，辨别他们的源流，吸取他们的意旨，是九流所区分类别的，《 七录》 所排列评述的，他们对于六典所述自然界物的效用和人世官的才能，都有相同的趋向，却不自知是六典的遗留。

战国的文章，既说源头出自六经，又说大多出自《 诗》 教，是什么意思呢？解答是：战国，是纵横术的时代。纵横学说，源出占代行人之官。看春秋时期的应对言辞，各国大夫访问别的诸侯国，出使独立应对，大概要文饰自己的言辞来表达意思罢了。到战国时就有击掌揣摩的事情，驰骋说词来取得富贵，他们的说词铺张扬厉，改变原来的样子而更加奇特，不可以说不是行人应对言辞的极致。孔子说：“诵读《 诗》 三百篇，授予政事，却不通晓；出使四方，却不能独立应对；即使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那么，比兴的含意，讽谕的意义，本来就是行人所练习的。纵横家一类，推究而加以发展，所以能曲折回旋而打动人情，精微委婉而善于讽谕。九流的学说，继承了六典关于人世官和自然界物的叙述，虽然有的源出《 尚书》 、《 易》 、《 春秋》 ，而它们的实质大多根据《 礼》 教，因为《 礼》 的本体有所包括。等到它们出来运用于世，必定要兼有纵横术，用来文饰它们的实质。古时文采和实质是统一的，到战国时却各自存在。实质当运用的时候，必定要兼有纵横家的文辞来文饰，这是周代衰落文化破败的结果。所以说：战国，是纵横术的时代。

后世的文章，体裁都在战国完备，是什么意思呢？解答是：子书、史书衰落而文集的形式兴盛，学术著作衰落而文学兴起。文集这种形式，文学不是专门家，而汇聚起文章，作为龙蛇生活的大泽。详见《 文集》 篇。后世贤能继承而不废止，就像江河畅通而那势头不容许再阻拦住。经学不是专门家，而文集里有说经之文；史学不是专门家，而文集里有传记；立言不是专门家，就是诸子书。而文集里有论辩文。后世的文集，去掉说经之文、传记和论辨文三种体裁，其余没有不是文学一类的。而文学实在是在战国时完备，后世接续那源流而世代改变它的形式。学者不知道这些，却上溯挚虞编集的《 流别》 ，挚皮有《 文章流别传》 。甚至把南朝梁时编的《 文选》 推举作文学之祖，他们只是不知道古今文章流派的意思呀。

现在就《 文选》 各种体裁，用来验证战国时文体的完备。挚虞《 流别》 ，孔追《 文苑》 ，都没有流传下来，因此根据《 文选》 。京都诸赋，是苏秦、张仪在六国间合纵连横、夸张地谈论地形的遗留。《 上林赋》 、《 羽猎赋》 ，类似安陵君随行田猎，龙阳君陪同钓鱼。《 答客难》 、《 解嘲》 ，类似屈原的《 渔父》 、《 卜居》 ，庄周所写的惠施话问。韩非的《 储说》 ，排比故事，寻求对偶，是连珠体的开端，前人已经有说到这．点的。而有的人认为是从傅毅等人开始，傅玄的话。这就不符合实际了。孟子问齐王的大欲望，一一列举轻暖、肥甘、声音、采色，是七林的开始，而有的人认为是由枚乘创始，这就数典忘祖了。邹阳向梁王申辩所受的毁谤，江淹向建平王上书陈辞，类似苏秦的自我辩解忠信反而得罪。《 过秦》 、《 王命》 、《 六代》 、《 辨亡》 等论，抑扬往复，有《 诗经》 作者讽谕的意旨，而《 诗经》 是孟子、荀子用来述说先王功业、告诫当代君主的。屁原上称帝誉，中述商汤、周武，下道齐担，也是这样。淮南王招致宾客，梁孝王聚集文人，类似平原君、孟尝君、春申君、信陵君的盛举。东方朔、司马相如，在西京侍从汉武帝，徐干、陈琳、应场、刘祯，在邺城相聚游乐宴饮，类似邹衍· 邹爽谈天雕龙的奇观· 际遇亨升有沉，时机有得有失，奇特的人才汇聚在没落的时代，利禄填满了人的心灵，朝廷和山林，江湖和魏朔，年代久远而引发感触，不知道悲伤或喜悦从哪里来。文人对《 诗经》 、《 离骚》 有深沉的情感，从古到今是一样的。

到战国时文章的变化穷尽，到战国时后世的文体完备，这话真实而有验证了。到战国时著述的事专门化，是什么意思呢？解答是：古时未曾有著述的事，官师掌管自己的典章，史臣录写自己的职务记载。文字的规律，百官用它治理，百姓用它观察，它的用处已经完备了。因此圣王统一文字来平定天下，没有不是用在政教典章上，却用文字进行个人著述的。详见外篇《 校钵略· 著述先明大道论》 。道不能实行而儒家建立了教化，这是我们的孔夫子功绩胜过尧舜的原因。然而孔子说“我想不说话”, “我所作没有不和各位共同的’, ，六经保存了周公遗留的典章，孔夫子未曾著述。《 论语》 记录孔子的精微言论，而曾子、子思都有著作以流传教诲，到孟子，他的文章就恢宏悠肆了。这是著述到战国开始专门化的明显证据。《 论语》 记载曾子的去世，吴起曾经师从曾子，那么，曾子卒于战国初期，《 论语》 成书在战国时期就明显了。春秋时期，管子曾有著述，《 常子》 、《 圣子》 ，是后人伪托。但记载的是当时的典章制度、政治教化，就像周公的有《 周礼》 ，记载管子的言行，就是研习管子学说的人所编辑的，而不是管仲本人所著述的。有人说管仲的书不应当称呼齐桓公的谧号，阎若娘又说是后人增加的，不是《 管子》 的原文，都不知道古人并没有个人著书的事．他们的书都是后人所编辑的。

详见《 诸子》 篇。兵家有《 太公阴符》 ，医家有《 黄帝素问》 ，农家有《 神农》 、、《 野老》 ，前代儒者认为是后人伪作而假托古人。这话似乎正确，而推究他们的意思，则也有没有说尽的地方。大概不重要的技艺方术，创立头绪都从圣人开始，如果没有精微言论重要意旨的传授和接收，就不能用它们数千年发挥效能。夏商周三代兴盛的时候，官员各自守住有关人间官和自然界事物的世袭官职，所以知识用白耳相传，在孔子、孟子以前，未曾见到他们的书。到战国时，官。师传授知识的办法废止，通晓那学说的人，记述过去所听到的而写成文字。其中也许不可能没有疏误，总括它的来源，不容许仓促弄迷乱。以战国时的人来记述黄帝、神农的言论，因此前代儒者辨别爸们的文辞，判断它们是伪托的，不知道古代本来没有著述这回事，到战国才用文字代替了口耳相传，《 周礼》 外史掌管三皇五帝的书，及各国史书，与孔子所记述的六经旧典籍，都不是著述一类。这说法已见前面。实在不是有伪托的地方。那么著述在战国开始专门化，大概也是由于趋势不得不这样了。著述不能不发展为文辞，而文辞不能不产生对它的爱好。后人没有前人那样的不得己，却只是凭着爱好在文辞方面竞争，但是还自称是著述。所以战国是文章兴盛的时期，而衰落的开端也已经在战国有了预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