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胡适到钱穆，再从余英时到王汎森，关于章学诚的论著可用汗牛充栋来形容。在饶佳荣看来，章益国的《道公学私》是为近年难得的史林佳作；它所带来的思想激荡，就像一颗炸弹，炸出了一片新的天地，值得含英咀华。

近人胡适在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的刺激下，于1920年代初发表《章实斋先生年谱》，使章学诚在近代中国学界“暴得大名”，其“六经皆史”说更是成为中国史学史著作不得不讨论的一个条目。时至今日，关于章学诚的论著用汗牛充栋来形容绝不为过。然而，诸多实斋研究似未能真正搔到痒处，甚至出现所誉非其实，真知灼见反被“平庸化”，转成无味“常识”的窘境。而章益国先生《道公学私：章学诚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5月版）试图颠倒乾坤，正本清源，对章氏史学的核心命题给予全新的解释，其历时十数年的努力终成正果，堪为实斋研究绕不过去的一部力作。

是书主体由三部分组成，分别题作“史意论”、“比兴之旨”、“道公学私”，以下试稍作梳理。

《道公学私：章学诚思想研究》，章益国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5月版

中国传统史学之“美”

在现代分科之学兴起之前，所谓“国学”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文史哲不分家”。在导言里，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中国文化特质”论的一个缺失——粗略地说，在这些论述中，中国哲学思想是艺术的（美）、道德的（善），中国文学思想是艺术的、道德的，而中国史学“道德有余”，却“艺术不足”；用书中的话说，“史学之美”被失落了。“史意论”的一个目的，就是借章学诚的思想发现“史学之美”，使“中国文化特质”论臻于完满。

本书通过发掘“历史认识的默会维度”，以魔术师置换场景一般将“‘反对阐释’的史意”和盘托出，使读者心领神会——犹如欣赏绘画，“画意”是很难用言语准确表达的，最重要的是以神游冥想之功去体悟画面所透露出来的“消息”和“意味”。书中对“史意”说所蕴含的一些关键词的疏解，相当周到而熨帖；对“史意”说的弊端的揭示，则展现了作者高超的“平衡术”——这也是学术严谨的应有之义。后续对“史义”与“史意”、“史法”与“史意”等富有意味的辨析，读来别有会心。可以说，凭借一连串的旁征博引，作者基本上找到了近代中国丧失的“史学之美”。

本书指出，“‘美’的失落源于‘言史意’这种思维方式被屏蔽，造成‘感受力的隔绝’，这是古今学术一大异处。”（123-124页）近代以降，理性横决天下，现代学术标举客观（objective）、超然（detached）、非个人（impersonal），造成今人与古人在思维方式、心性工具结构上相去甚远。（125-126页）这个解释有一定道理，但稍嫌笼统，不尽惬意。比如，章学诚所处的时代到底算古代还是近代？如果算作近代，何以章学诚还保留着“古人心肠”；如果算作古代，何以章学诚在当世知音寥寥、寂寞以终？——本书以会通、排比的手法诠释章氏思想，亦即尽可能以章氏的思维方式贴近章氏暧昧难明的文字，品鉴其字里行间的意趣，洵为本书迥异时流的一大亮点，也是其取得新解的一大法门。“史意论”诠释得当，令人耳目一新，此法立了大功。

不过，任何方法都有其“边际效应”，隐喻、排比的手法利用得当，可以打开视野、刺激脑力，但勾联的对象如有偏差，也可能南辕北辙；若一味津津于比兴本身，则容易轻忽问题内核，终是未达一间。

章学诚画像

章学诚的“狐狸尾巴”

与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将章氏判为刺猬相反，本书认为章学诚其实是一条狐狸。继承第一部分的“思维取向”，第二部分以章学诚、戴震的早年故事为切入口，分析两人的思维特征，由此形成“隐喻型的章学诚与转喻型的戴震”，并尝试以思想“风格”的研究取代思想“观点”的研究，剖析被后世学者举为18世纪代表性学者的章、戴的思维方式——戴震的“字—词—道”的进路，是一种元素主义的组合分解法，而章学诚的“初见之全”和“再思”、“三思”，则形成了诠释的循环，其结果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胡适认为，清代朴学有“科学精神”，到了20世纪却发生了反转——戴震转成不“科学”，章学诚反而是“科学”的了。（161-162页）

在读张荣华《章太炎与章学诚》（《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一文时，我留意到这样一句话：“章太炎则明白地提出六经是史书，强调六经皆史与古史皆经的对等性……”我不清楚作者是否受到章太炎的启发，也可能是思想上的暗合——姑置勿论，我们能明确的是，本书第二部分淋漓尽致地敷演了《文史通义》的二元对等结构，对章学诚的“记言/记事”、“撰述/记注”、“圆而神/方以智”等一系列概念做了疏通，由此衍伸到“六经皆史”和“四部皆通”，将隐喻之法铺陈开来，梳理出章氏“一公一私两条并列的学术史线索”（249页）。

在此基础上，书中指出：“经过这样的改造，经史子集均得以互文互摄（互为隐喻），四部也不再是并列平行，而是名随世易、此没彼兴，章学诚耿耿于怀的四部门户壁垒自然得以消解，天下学术就其背后的‘意’来讲，呈现一贯而下的演变。”（267页）换言之，“章学诚对四部的反思，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书籍分类问题，而是蕴含了他对中国学术史的整体理解，而后人念念不忘的‘六经皆史’，只是这个知识图景的一个片段罢了。”（268页）

看得出作者兴致盎然，抖擞着誓将“二元论”进行到底的精神，接着悉心探察了“学术风气二元循环论”，还提出“为什么不是三分”的问题（草撰此稿时恰好注意到维柯《新科学》里的“三分法”，或可藉此管窥中西思维差异之一斑？），并详细检讨了“‘浙东学派’说的比（结构）兴（隐喻）之旨”，极尽品尝章氏“最绍兴的味道”之能事，让读者也跟着过了一把比兴之瘾。

《文史通义》内页

道公学私，“通”向何方？

“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是章学诚留下的名言之一。岛田虔次曾将章学诚的史学概括为“性情自得的史学”，钱穆曾多次表彰章学诚的“质性论”，本书也认为“性情”之于章氏是一个意蕴悠长的关键词，为此专辟一章探究“史家质性与历史认识”。书中花了不少笔墨来分疏章氏的“质性”论，进而认为“气质”选择“观点”，“气质”匹配“方法”，“风格”比“观点”更久远，总之将“质性”提升到一个无以复加的高度。

《文史通义》的“通”究竟何解，也是一个众说纷纭、言人人殊的题目。跟本书的其他章节一样，作者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另辟蹊径——从“博约论”下手，认为章氏的博约论奠基于他的才性论之上。钱穆对实斋之学颇为灵心善感，不过针对钱氏以“先博后约”解释章学诚，本书直言“太疏漏了”（382页）。在作者看来，章氏“三通”自有其独到之处——横通、纵通是“意义”层次上的通，圆通则是建立在波兰尼“个人知识”上的通。简言之，章氏之“通”存在默会的维度，是一种风格；而且，这种“通”将带来新的知识分类。

章学诚的“史德”是指史家要秉笔直书，保持“客观”，还是另有深意？作者显然不满足于一般的“如何符合历史事实”这样的“符合论”，而更倾向于“如何拼合学术共同体的公是”这样的“协商论”。亦即，章氏“史德”论，不只是道德论，更有知识论的内涵。（432页）这样的论断看上去颇有新意，但将“史德”与“科学良心”、“学术共同体”嫁接在一起，给我的感觉，就像被科学主义笼罩一生的胡适将“六经皆史”的“史”解读成“史料”一样——问题在于，心向“三代”的章学诚真的有这么时髦、这么与时俱进吗？《文史通义・说林》的“道公学私”论与《言公》《原道》的主张，究竟该如何理解，似乎仍值得推敲。

章学诚故居

“经亡而史兴”：对一处细节的检讨

总体而言，本书可谓胜义纷呈，尤其是对西方各种社会科学理论的娴熟运用，以及对中国学人（钱锺书、钱穆、刘咸炘等）成果“会通”式的采撷，使阅读充满趣味和挑战，令人神旺。不过，再好的东西也有缺憾。除了上面随文提出的几点疑问外，这里再指出一个值得探讨的细节问题。

在讨论“六经皆史”时，书中涉及一段学术史问题：

东汉之后，经学渐入低潮，史学迎来兴盛期。和“子衰而集兴”类似，存在过一个“经亡而史兴”时期。金毓黻便从这个角度解释过：“魏晋以后，转尚玄信，经术日微，学士大夫有志撰述者，无可发抒其蕴蓄，乃寄情乙部，一意造史。此原于经学之衰者一也。”学士大夫兴趣转向，弃经就史，导致经学之衰成就史学兴盛的一个奇迹。后胡宝国也注意到“史学继承经学”的一面，他进一步指出，经学与史学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细言之是今文经学的衰落和古文经学的繁荣两个因素相加构成了史学发展的前提。（244页）

可以看出，数十年来学术界对魏晋时期史学兴起的原因，意见基本一致，其中一大关节就是“经亡而史兴”，更确切地说，学者普遍认为六朝史学的兴盛建立在经学衰微的基础上。不过，这个看法似有检讨之必要。先打个比方，我们通常说“唐诗宋词”，但这并不意味着，词的兴旺要以诗的衰落为前提，毕竟唐诗之后有宋诗，还有明诗、清诗，以及民国的旧体诗。再则，龚鹏程在《文心雕龙讲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中切实指出：

今人多以为魏晋南北朝盛行玄学与老庄，其实当时最重礼法门风、经史传家。以《隋书・经籍志》为例，经部高达七二九〇卷。其中礼学最盛，春秋学次之。史部更从《春秋》独立出来，有书一六五五八卷。

龚氏还在书中举出很多例子，比如五经中《春秋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采用的都是魏晋时期经学大家的注，被视作玄学大师的何晏、王弼分别注解过《论语》和《易经》。这些史实说明，经学与史学并不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它跟作者强调的“六经皆史”的倒转命题“诸史皆经”有关。章学诚能从“六经皆史”中读出“史是续经的，诸史皆具经意、皆承经教……呈现了经与史的王官学统绪，突出‘史学从经学里创出’（钱穆语）的面向，这就为‘从七略到四部’这段历史补充了另外一个视角：‘经入于史’”（243页）——既然“史学是从经学里创出”的，那更不会是“经亡而史兴”，而应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可见，作者在探究这个具体问题时思路不够连贯，恐似老虎打盹，一时大意所致。

当然，这个细节在将近五百页的大书中无关宏旨，并不损害其整体品质。

《文心雕龙讲记》，龚鹏程著，大学问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1月版

温故而知新：章学诚研究如何再出发

毋庸置疑，凭借强大的通感和扎实的学术史积累（倘若作者写一篇《现代学人与章学诚》，一定妙语迭出，精彩纷呈），是书在章学诚史学研究领域推陈出新，颇有斩获。不过，若以书名后半截的“章学诚思想研究”为基准，《道公学私》大体上属于“章学诚史学思想研究”——虽然目前的样貌已相当具有冲击力，但严格以求，本书离整体的、通盘的“思想研究”尚有一定距离。这也意味着，实斋之学仍不无空间。以下是我粗阅相关论著后一点肤廓的感想，兹不揣谫陋，略作申抒。

史学研究。在这方面，一些很老的题目仍值得深究。比如，章学诚的校雠学与文史学的关系，地方志的编纂到底给章学诚带来了怎样的史学眼光，“史学三书”（刘知幾《史通》、郑樵《通志》、章学诚《文史通义》）之间内在理路与外在“时会”是否藏有玄机，等等。这类题目往往很基础，却十足重要，难在沉潜往复，需要开拓思维，找到合适的视角，撬开核心概念的意蕴，做出饶有意味的新解，而不是走低水平重复的老路。

文学（文史）研究。本书的一大遗憾是，明明颇有“会通”之思，却只讨论了半部《文史通义》——顾名思义，章学诚这部代表作既有“文”的通义，也有“史”的通义，文与史在他那里是统一的，是难以分割的；然而，本书还是“史学”本位，未能“文史”兼通。讨论“史德”却忽视了“文德”，纵论“史学”却错过了“文学”。钱穆说《文史通义》中有不少地方关于文学的论述比史学更机敏，更值得玩味，而作者对钱氏论学相当熟稔，且颇有心得，在此处却轻轻放过了，诚可一叹。

学术史研究。章氏史学戛戛独造，以其深邃、锐利，令近世学人推崇备至。那么，章氏史学思想源自何处，他的问题意识来自何方，就很值得关注。钱穆认为，章学诚一大卓特之处在于他“不是站在史学立场来讲史学，而是站在整个的学术史立场来讲史学”，他对章学诚的“浙东学术”论不甚满意，而认为章氏学问源自《汉书・艺文志》。（《中国史学名著》）余英时则认为章氏受到戴震的巨大影响，所以要以“文史校雠”对抗“经学训诂”（汪荣祖在《史学九章》中对此有鞭辟入里的批评）。

《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余英时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4月版

不过，我读《论戴震与章学诚》的时候，感觉颇有可议之处，一是余氏是在钱穆的基础上努力坐实章、戴的“对立”，虽然不乏巧思，但囿于材料，基本上是假设和推论，读下来反而觉得夸大了两造的对立；二是余氏这部名著被“戴震与章学诚”这个框架给框住了，思路不免受到束缚，论述显得不够通达。而且，余氏撰写此书，有其强烈的时代关怀，眼下如有学者同题作文，必然别有所见。记得有一位哲学史家说，将康德置于柏拉图、黑格尔之间还是置于奥古斯丁、海德格尔之间，我们对康德的认识可能大相径庭（大意）。就此而言，除了对比章、戴，我们也需要将章学诚与钱大昕、袁枚、汪中等乾嘉学者并观，或在更长的历史时段中把握章氏的史学与史识。也就是说，参照系的设置对我们理解研究对象既有帮助，也会造成很大的干扰，所以需要多重的探照灯，多角度的观察，尽可能减少噪点。

历史哲学研究。章学诚一般被视为史学理论家或历史哲学家。余英时曾不无夸张地认为，中国两千多年来唯有章学诚一人对史学本身及其相关方面作了系统的哲学性思考，并尝试将章学诚与柯灵乌（柯林伍德）的历史思想做比较。有其一必有其二，汪荣祖则在戴密微之后踵事增华，“会通”章学诚的史学与维柯的“新科学”。这类中西史学的比较，当然可以、而且需要继续探索。除此之外，将生活史、社会史与思想史“打成一片”，或许也是寻觅章氏思想真谛的一个途径。

学术—思想研究。在我看来，《道公学私》另一个比较大的缺憾，是未能将章氏的学术创见（“学”）与政治思想（“道”）勾联起来。这个问题时贤已有不少探讨，以笔者浅见，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派以日本学者山口久和为代表，他在《章学诚的知识论》一书中将实斋视为现代“学者”，在学术的象牙塔里处理章氏之“道”“学”纠葛；另一派则基本上认为章学诚拥有精湛独到的学术见解和落伍的、“反动的”政治思想，“学”与“道”之间存在深刻的鸿沟。比如，在钱志熙看来，“在章氏的学术体系中，价值评判体系的复古、守旧甚至迂腐倾向，与其卓越超前的学术思想、学术方法之间，可以说是一种矛盾。”（《论章学诚在文学史学上的贡献》，《文学遗产》2011年第1期）张寿安的表述则更为直接明快：“章学诚的六经皆史为何会有此一‘反动’倾向？”（《六经皆史？且听经学家怎么说——龚自珍、章学诚“论学术流变”之异同》，载《文化与历史的追索：余英时教授八秩寿庆论文集》，联经2009年版）王汎森也明确指出章氏之学术与思想之间的紧张关系，“《言公》之旨扩散到他的《文史通义》及《校雠通义》两书，是章氏整个理论建构的基础”（《对〈文史通义・言公〉的一个新认识》，收入《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而钱穆认为，“《原道》一篇，实为实斋论学之总枢”（《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无论如何，章氏之“学”与“道”的关系，是实斋研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而本书作为“章学诚思想研究”，却不曾充分检讨“六经皆史也……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这最具象征性的章氏思想的内蕴。

《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王汎森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版

在《道公学私》中，“隐喻”和“比兴”占据了绝对的比重，其结果是“六经”、“四部”等部分结构得到了精细的打磨，却疏于通贯的诠解，因此“六经皆史”与“先王政典”背后的思想与时代的遭际在繁复的排比下“被失落了”，这真好比画家绘好了龙身，却未曾点睛，不禁令人扼腕。或者说，大概是深受山口久和影响之故，本书虽以“道公学私”作结，却避而不谈章学诚的政治思想，未能在更广阔的社会、政治视野下深究这一问题，最终仍在“学术共同体”的层面理解章氏的“道公学私”，而这无疑属于现代“格义”，恐怕是“章益国的章学诚”压倒了“章实斋的章学诚”。

最后，补充一句，上述“史学研究”、“文学（文史）研究”、“学术史研究”、“历史哲学研究”、“学术—思想研究”等名目，只是出于讨论方便而拟的，就像《道公学私》里的各种脚手架，读者方家勿拘泥于此则幸甚。

上文对本书有所指摘，其目的是促进研讨，倘有读者因小文而废书不观，则无异于卖椟还珠，殊非本意。在此，我必须郑重地指出，本书是作者十年磨一剑的结晶，虽存在这样那样的疏忽，却无愧为近年难得的史林佳作。我们说某某著作是一部好书，并不是说它完美无缺，而是说它引出了某些线索，提供了某种思路，有助于打开局面，促使后来者进一步挖掘，或再度“别识心裁”，由此照亮曾经的幽暗角落，解读出历史蕴藏的另一层意义。就此而言，《道公学私》所带来的思想激荡，就像一颗炸弹，炸出了一片新的天地，内中蕴藉深沉，旨意悠远，绝非区区小文所能穷尽，值得含英咀华，慎思明辨。

饶佳荣系澎湃·私家历史前主编，目前在日本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