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发展和应用是社会进步的主要方面，同时对于文学的改革模式也是对于新文学建设改革的一个趋势。以下就是近代文学方面的介绍。

摘要：近代之文从古文、俗语到白话的渐变，期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近代散文在营构意境的美文嬗变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桐城派古文是其深蕴的文化源泉。

关键词：近代文学,文学研究,文学类论文

一、全景高清式文学地图

萧晓阳《近代桐城文派研究》凡二十七万六千言，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近代桐城文派的兴起、发展与衰微，认为近代桐城文派承前启后：上承晚明小品，下启现代散文。该著为我们展现了桐城文派的源流，并阐释了近代桐城之文与现代散文的关系。全景式展现近代桐城文派风貌，无疑是其最显著的特色。从整体架构而言，全书结构严谨。以桐城派诗学在各个地域的传播与嬗变为线索，给读者展现了一幅全景式的桐城文派文学地图。

主要论述了近代桐城古文之新范式、近代桐城文派之兴起、桐城文章之中兴、北宗桐城文派、桐城文派之衰微，将桐城文派的发展概括为新变期、中兴期、延续期及衰微期。以上元派、岭西派、湘乡派、新城派、莲池派、武夷派、后桐城派等相串联，展现出近代桐城文派之全貌。

诚如江西诗派“诗江西也，而人非皆江西也”，“桐城文派”也是“文桐城也，而人非皆桐城也”①。以地域为综但又打破了桐城文派的地域限制。如罗时进先生在《近代桐城文派研究》序言中指出的，“以江南作为论述其文体特征的基础，继而从江南文化视域探讨桐城派的发展历程，并依次论述了京师、岭西、闽赣、湖湘、河北等地桐城派古文的文风”②。

该著既呈现了近代桐城文派整体的架构，又指出了各支派间内在的逻辑联系;既有深度，又有广度;既以桐城为论述的中心，又兼论辐射所及的区域。不仅如此，论析各支派在近代的演进之前，都会追溯其文化渊源。因此，此书对于全面系统了解近代桐城文派之发展演变及其作家分布地域，无疑具有全景式文学地图的意义。从作家研究的角度而言，著作关注大家不弃小家，这是《近代桐城文派研究》区别于以往桐城派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不论是陈柱的《中国散文史》，还是郭预衡的《中国散文史长编》，抑或是杨联芬的《中国散文通史》(近代卷)，熊礼汇《明清散文流派论》;不论是姜书阁《桐城文派述评》、梁堃《桐城文派论》，还是王镇远《桐城派》、周中明《桐城派研究》、吴孟复《桐城文派述论》，都是以“桐城三祖”、曾国藩及其弟子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等主要人物为代表，这使得读者往往难以窥见当时文学的全貌。

萧晓阳《近代桐城文派研究》一书与此前相关文献只重著名作家的研究不同，其既重名家又重小家，并以师承、地域、亲缘、交游等相勾勒，展示出一个立体的文学场域，对于了解当时文坛整体风貌极为重要。该著以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为基础，考察了大批桐城文派文人，不限于桐城、湖湘，还拓展到了全国，视野之开阔实为其他著述难以企及。比如关于湘乡派，其中论述道：“咸丰、同治年间，曾国藩继梅曾亮之后提倡桐城派古文，在幕府内外，古文作者一时彬彬称盛，‘湘乡派’由此形成。古文作家中，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四人号称‘曾门四弟子’。”③论湘乡派散文并不仅仅着眼于曾国藩及其四大弟子，而是提出了曾氏幕府中的“三圣七贤”等凡25人。不仅仅着眼于湘乡之内的湖湘派作家，还注意到湘乡之外的湘乡派作家，如淮上李鸿章兄弟六人、李鸿章女婿张佩纶等。

同时还注意到湘乡派在两湖、江西的传播，列出了湖南武陵之杨彝珍、善化孙鼎臣、湘阴郭嵩焘、淑浦舒焘、巴陵吴敏树等;湖北则有王柏心、刘传莹、王定安、杨毓秀等;江西则有陈溥、吴嘉宾、陈三立等。不仅谈创派之人，更梳理出其传播概况，尤为难能可贵。其以大家、名家、小家相结合，融合文学传播与接受，故而视野极为开阔，兼有宏观的叙述与微观的剖析。对于初次关注桐城文学的读者来说，《近代桐城文派研究》无疑是一幅全景高清式文学地图。

二、文化研究的多重语境

传统的古代文学研究多结合社会历史批评，讲求知人论世。这对于文学的研究自然是极为重要的。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但如果限于讨论世情，仍然是不够的，也是不全面的。萧晓阳《近代桐城文派研究》综合了时代背景、学术背景、家族传统、师承关系、地域文化、文学传播等多重语境，对近代桐城文派进行研究，使得论述更为深入、更具有立体感。《近代桐城文派研究》对时代背景所论颇多，然这并非作者旨趣所在。他更侧重从学术背景、家族、地域、师承等影响文学嬗变的文化根基来谈文学。

如第一章“近代桐城文派之兴起”中：第一节谈近代桐城古文之渊源，便列出了“江南文化与桐城之文”、“汉宋之争与桐城古文”;第二节谈近代桐城古文之传承又重于从书院文会及选本传播谈传承，列出了“书院文会与桐城文章体式”、“道咸以来桐城古文之选本”;第三节谈近代桐城古文之嬗变再次谈到学术、诗歌对于古文的影响，列出了“宋学义理与经世古文”、“考证求是与逻辑政论”、“以诗为文与古文小品”。

由此可见，该著文化研究的多层次综合视角，与此后几章着重论述家族、师承、地域对于近代桐城文派发展相呼应，自成特色。近年来地域文化研究日渐风行，该著称得上深入运用地域文化特殊视角研究近代桐城文派之佳作。书中地域研究并非自然地理分布的研究，而是探究各个地域人文精神的传承。作者此前所著《湖湘诗派研究》以楚文化之悲剧精神为研究湖湘诗派之途径，得出“湖湘诗派是近代略带感伤色彩的诗派”这一别有意味的结论，而《近代桐城文派研究》则以江南文化为基础来剖析近代桐城文学。江南文化中诗性精神、河北士风的劲健慷慨、两湖文章的灵性与淳朴，都与作家的文风文笔结合起来考察了，对地域文化精神差异的准确把握成为该著的闪光点之一。

文中涉及家族与师承研究时，同样提高到了文化的高度来予以剖析。论述梅曾亮古文之源流堪称这一研究模式的成功范例。作者论梅氏之文首先从家族入手。谓其曾祖梅谷成世籍宣城，祖文鼎为天文学家亦善诗文，伯祖工于古文，父冲为嘉庆五年举人，母侯芝通经史，能诗文。其母侯芝还是《再生缘》的改编作者。其家族文化深深影响了梅曾亮的诗文创作。

其次是地域文化。梅氏为宣城望族，宣城自清初施闰章所创“宣城体”风行一时，其祖梅文鼎“虽以算学名家，然其诗文自有宣城体之风范”。梅曾亮虽居上元却深受宣城文化的影响，故而其文集名便以梅氏宗族发源地柏枧山命名。同时其居上元又受到阳湖文风的熏陶，故而深受骈俪之风影响。其母侯芝改编《再生缘》对于梅曾亮更是有着直接的影响。家学的传承与江南地域文化的熏陶造就了梅曾亮的诗性之文。该著之论述十分透彻且颇有说服力。

当然，该著在论古文演进时也涉及了近代诗歌、戏曲及小说弹词等文学样式。既有文体学上互相参照意味，又有在文化意义上进行比较的内涵。这与地域、家族、师承研究形成多重语境，并融为一体，赋予了桐城文学研究更为深刻丰富的内涵。

三、桐城古文的诗性阐释

《近代桐城文派研究》列举桐城古文家文论时常标举诗意，以意境论文，如方东树有“灵境”之论，梅曾亮有“天机”之论，林纾有“意境”之论。故而所论往往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第一，拈出桐城“以诗为文”，揭示了桐城文章对诗性的关注。萧著以诗为文论近代桐城文派颇有特色。作者在第一章第三节“近代桐城古文之嬗变”中已经列出了“以诗为文与古文小品”。罗时进先生在书序中也说：“他以桐城‘义法’的演进为线索，来探讨近代桐城文古文‘以诗为文’的总体特征，颇富新意。”④作者对桐城古文的诗性特征有深刻的认识：“尽管桐城古文以‘义法’相标榜，然桐城派古文时以诗为文，魅力恰在‘义法’之外。”⑤至于近代，“道光、咸丰以来，桐城古文以诗入文渐成风习。”⑥著作提及了如吕璜图序之文，龙启瑞、彭昱尧、王拯、朱琦游记之文，吴敏树隐逸之文，曾国藩雄奇瑰玮之文，姚濬昌父子纪事小品，梅曾亮与姚氏父子诗性之文等。故而其言：“可见近代桐城古文，上承晚明小品，下启现代美文，自有其美赡之处。”⑦其中“以诗为文”论述最为透彻的便是梅曾亮之文。

第二，以“学综汉宋”论以曾国藩为首的湘乡派之文，包含着对其文章诗意的认同。曾国藩向来被视为桐城中兴之主，私淑姚鼐，并将桐城派扩而大之。该著以“学综汉宋”之说囊括此派之文：“就湘乡派与桐城派的关系而言……当今学者多持此论(指湘乡派自成一派)，然而从文学自身发展过程看，将湘乡派与桐城派视为一个整体似较为恰当。”认为曾国藩将经济加入桐城“义法”，提倡义理、考证、经济、辞章并举以补桐城空疏之弊，显然是切中肯綮。曾氏师友及其幕僚多是一群政治家，故而是政治家经世之文。作者认为曾国藩标举的“经济”与日常行止相联系，细微处与诗意不悖;不废六朝绮丽之文，同样体现出对文章情韵的体察。

第三，以“西化倾向”论张裕钊、吴汝纶之文，体察到北方桐城文章之新变。“随着张裕钊、吴汝纶主讲书院，风气为之一变。吴汝纶以西学课士，在北方实学中引入洋务，学风变迁引领文风之新变。”⑧西学的传入、洋务的兴办自然对桐城古文风气影响巨大。

该著选取张裕钊、吴汝纶言其西化倾向可谓独具慧眼。吴汝纶对于西学十分热衷，积极介绍西方之技艺，付诸于文便产生了“西化之文”。关于莲池古文的欧化倾向，该著列出了：古文中的洋务内容;古文中的名学与逻辑;西文的句式与词汇。既有形式层面又有内容层面，更考虑到名学与逻辑，可见出其对当时社会的了解。作者论北方桐城派称赏其逻辑性，也论及其情韵，并对北方桐城古文乖远诗性的特征提出了质疑。第四，以“世俗化”论马其昶为首的后期桐城派世俗之文。桐城古文力求雅洁，马其昶作为桐城派的殿军人物，其文已经走向了世俗化，此后桐城派慢慢走向衰微。

之所以以“世俗化”概括后期桐城派，主要是因以马其昶为首的后期桐城派由于多沉下僚故而其文多写世俗人情，与经世之用与雅洁之旨渐远。诚如作者所言：“马其昶古文最大特色在于将古雅的古文与生活中的细微事件结合起来。以古文写时事，以平易之词描摹人情，营构出马其昶文章的高妙之境，章太炎称之为‘俗’。”⑨及至严复、林纾翻译西学及小说，虽是私淑桐城，但也反映了后期桐城派的“世俗化”倾向。此外，该著论及近代桐城文派与现代白话文之关系时，已注意到其中诗意的传承。对于近代桐城文派与现代白话文的关系，虽然着墨不多，但也笔笔精到。

尤其是论述近代桐城文派下启现代美文时，该著颇为用力。“五四”以来，学者多言西学对新文学的影响，然而该著提及了传统文学对于新文学不容忽视的影响。作者梳理了近代桐城文派之源头，引征周作人《新文学的源流》，将新文学的渊源上溯到晚明，同时将近代桐城文派作为散文发展的一个阶段，与现代美文相对接，他认为“在近代古文向现代白话散文的演进过程中，桐城古文小品同样有着承先启后的意义”⑩。

论及近代桐城文派与现代白话文关系时，作者也并没有停留在简单的推测，而是通过梳理文章源流，提出了几位现当代重要的受到桐城派影响的散文家，在第五章第四节中作了专门论述，包括叶丁易、舒芜、方令孺、张漱涵、章诒和、张爱玲等人的散文笔调，十分耐人寻味。如果说该著对作家地理分布的考述尚未注重深层的文化论析，将桐城文章置于多重语境中进行解读则已切中肯綮，以境论文，对诗性的追溯是对桐城古文精神的寻绎，无疑是该著精神所系。

四、简约畅达的雅洁文笔

萧晓阳《近代桐城文派研究》文笔灵动简约，读来却颇有诗的意味，让我们感觉似乎并不是读学术著作，而是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桐城文章。这似乎也正合近代桐城文派雅洁文风与“以诗为文”之笔法。文笔简约畅达。

该著用语典雅简洁，比如多用“之”字：“由此可见作者悲苦之情怀、坚韧之性格。文章叙事中兼有写景之笔，话旧中带伤感之情。”輥輯訛又如论桐城派与湖湘派的差异：“前者在于有法度、讲规矩，有意为文;后者在于无法度、无照应，自然成章。”輥輰訛只用了28个字便概括出二派之别，语言简约精炼。

该著叙事语言散句中又往往杂以整句，读来有骈文之风味。如论王先谦“为文深于考订，锤炼字句，精粹醇雅”輥輱訛;论舒焘“诗才清俊，词气云涌”輥輲訛;论吕璜之文“善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写景述情，自然清新，偶有铺陈”輥輳訛;论龙启瑞之文“如曹植《洛神赋》之悠远迷蒙、向秀《思旧赋》之思绪绵长，又似苏轼《赤壁赋》之风神。

文中无《思旧赋》之哀婉，有《赤壁赋》之旷达”輥輴訛等，不胜枚举。语言形象而精炼，读来回味无穷。灵动精准的诗性语言。

该著叙述语言十分灵动且精准，尤其体现在对于作家作品的把握。如评郭嵩焘《石笋山房记》：“文章从吴称三论文起笔，称道其真知灼见。

又紧扣石笋山房落笔，写其风景气象，并将人文与天地之文巧妙结合。前后贯通，一气呵成。称述山房之奇特、人物之奇伟、文章之杰特，写石笋山房记即写人。”輥輵訛如评刘蓉《游君山记》：“对举之句式，有骈体意味;叙事写景细致精微，境界之妙，能摄洞庭山水之魂。”輥輶訛对于文章体式、意境之把握颇为精准，而语言整散结合颇有灵性。切近桐城古文的笔调。

该著以宗白华的质疑开篇，谈中国文学的“美丽精神”，并在桐城文章中追溯这种精神。作者笔调有意与近代桐城派文章风格接近，形成了浑然一体的诗性笔调。如论述梅曾亮兼有骈俪意味的诗性文章、岭西写景的散文、巴陵吴敏树的写景之文、桐城姚氏家族的文笔，均有写景意趣，与作者文辞笔调相一致。风格简练雅洁，兼有灵动与畅达的格调。

可以说，该著的叙述语言与风格具有现代白话之自然畅达，同时传承了桐城文章的雅洁与诗性，深受桐城文风熏染。

总而言之，萧晓阳《近代桐城文派研究》是桐城派研究之新成果。著作以全面系统的架构与论述为我们展现了近代桐城文派的风貌，以多层次综合的视角解读了近代桐城之文，尤其是以汉宋之争、家学传承、江南文化等主要视角解读近代桐城古文家，以师承、书院、选本探讨桐城古文之传播无不引征有据，颇见功力。作为一部全面系统研究桐城文派的著作，对学术界重新阐释近代文学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