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本细读法

对于中文系的人而言，做学问的最高境界是为己之学而非为人之学。

文学创作只能讲述、宣泄，不能解决问题，而学术则可以解决生命中的困惑，让自己的内心有所安顿。

阅读文学作品是产生问题的，而学术则是解决问题的。

文本细读的训练，便是为了培养发现问题的能力，正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现”，从一个文学文本的局部出发，可以推测出整体的全貌，以及它背后的历史语境和所承载的时代意义。

由于文学文本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因而为了追求客观真实，并对具体问题做出具体而精准的分析，便要求研究者利用敏锐的文学直觉和感受力，以及经由大量阅读而积累起来的文学素养，对文本进行严谨而细致的考察，以揭示其“言外之意”、“意外之象”、“象外之物”。

乔治·奥威尔在《动物庄园》中描绘了“猪蹄握笔写字”这一失真的细节，缺乏细读功夫的学者很容易便会忽视这一问题，从而错失发现文本内部矛盾与张力的良机。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卡夫卡的《变形记》，全书处处皆是逼真的细节，可是这些与人类日常生活高度相似的细节组合在一起，为何却构成了整体的荒诞?

文本细读最关键的功能便在于此，即通过对大量被读者和研究者们习以为常、熟视无睹的文本细节重新进行审视，由此发掘出值得深入探讨的学术问题。

对于北岛的《回答》一诗，前人之述备矣，学界已经从各个角度、采用各种方法对其进行了全方位的解读和研究，那后来的研究者又该如何创新呢?

如果有人仔细阅读过北岛本人的手稿，就会发现“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一句中的意象“镀金的天空”在北岛的手稿中写作“镀金的杯盏”。

由此，研究的新角度便不请自来了，一词之差，稍有学术敏感度的学者便会追问:是谁改动了北岛的手稿?

是作者本人，抑或是编辑?

以及再往更深层次一思考，一个非常值得讨论和研究的学术话题便昭然若揭了——文学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对自己的文本负责?

此外，还涉及到文学的真实性以及史料是否可信的问题。

写作《青春之歌》的作家杨沫，她的日记手稿能够多大程度上反映真相呢，没有历史原型就意味着虚假吗?

在此不得不说作家文学写作的经验很重要，作品中人物的行为逻辑尽管是由作家本人设计的，但人物有时候却能够获得属于自己的独立性。

托尔斯泰在写《安娜卡列尼娜》时，本意是将安娜设置为一个荡妇，但是人物却在作家的创作过程中获得了自己的处境，以至于作家最后不得不由衷生发出对于安娜的同情。

这种人物自身的合理性，有时候正是小说走向深刻的关键。

丹纳提出的的“种族、地域、时代”理论固然有对文学进行外部研究的合理性，但其自身作为一种历史研究所存在的诸多问题使其无法抵达文学的真实性，而英美新批评流派所提倡的文本中心论，也无法完全避免读者的主观阅读感受。

关于戴望舒《我底记忆》一诗的分析，通过对诗歌一字一句的细细解读，便会发现，诗歌开头句“我底记忆是忠实于我的”一句具有奇妙的张力。

结合戴望舒的感情经历，他是一个“远看玉树临风”，“近看满目疮痍”的诗意才子，他诗歌上的才华纵然令人艳羡，但外表上的细小缺陷却使他在感情上接连受挫。

他曾经深深地迷恋上了新感觉派作家施蛰存的妹妹，可是那个姑娘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人，她并不真心喜欢戴望舒，却碍于哥哥的面子没有明确拒绝他。

而小女孩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对于自身魅力的欣赏，以及一些自觉不自觉的举动却让戴望舒以为自己受到了女神的青睐。

他们在一起了，但是施蛰存之妹施绛年却让戴望舒去法国留学，以赚得一份光明的前程之后回来娶她。

在二人分隔两地的时候，施绛年却与一个银行的高管在一起了，这令戴望舒备受打击。

于是他在诗歌里写“唯有我底记忆是忠实于我的”，忠实一词便表明施绛年的背叛在他心里留下了永恒的创伤。

而所谓“绛色的悲哀”此等令人费解的言语，实则也体现出他对这段逝去的感情的沉痛怀念。

但其实记忆本身是最不可靠，最不忠实的东西，否则何来遗忘一说?

回忆的本质是人脑对于过去印在脑海中的一些碎片化图像的选择性叙述和整理。

忠实一词在这里其实包含了两个层面，一个是“我的记忆是我的”这一恒在不变的层面，另一个则是“回忆本身的主观性”这一经常变化的层面。

根据同一句话里的“内在自反”迹象，便知所谓忠实的记忆背后其实另有所指。

在这样一个研究思考过程中，可以发现，诗人戴望舒在诗歌文本中用细节建构了了一个自我认同的诗人形象，这种主体性的自我形象建构是真实、积极的，虽然标题为《我底记忆》，但其实最后建构出来的不是记忆，而是他本人，而此种建构也正是诗人不断认识和肯定自我的过程。

由此可见，通过文本细读法可以实现对文本感性认知的超越，在聚焦文本时结合自身的知识体系去观照现实，便能使文学研究在实践中焕发出勃勃生机。

二、文史互证法

文史互证，既由史入文，也由文入史，是一对相互联系的矛盾。

黄永年先生在《长恨歌新解》一文中以大量篇幅考证白居易所写《长恨歌》的真实性问题，认为其有违史实处颇多，从其论述证据及逻辑来看，这不失为一篇好论文。

他认为白居易所写“君王掩面救不得”，是指玄宗想救杨玉环，不是他下令处死的，但经过黄永年的考证，他认为历史上就是李隆基自己下令要处死杨玉环的。

但问题在于，他所援引的历史多为官方存档的历史材料，这种关于历史的表述代表的是统治阶级的立场，包含着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和负责记录的历史学家的个人偏见，这能算是真实的历史吗?

广大人民群众口中心中的历史是怎么样的呢?

或许当时的百姓口口相传的历史真相就是唐玄宗和杨玉环的美满爱情故事，他们就是认为李隆基不想处死杨玉环，那么白居易《长恨歌》所描写的历史虽违背了官方历史，却贴近了百姓心中的历史。

官方的历史和人民的心史，究竟哪一种才是真正的历史呢?

克罗齐曾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文学叙述和历史本身是存在差异的。

司马迁《史记》中对于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刻画栩栩如生，项羽的“吾可取而代之”之言，刘邦的“大丈夫当如此”之语，司马迁如何能亲耳听到呢?

所以，历史本身就是不够客观的，依据一种本身就不客观的东西去批判另一种东西的不客观，这是不科学的。

历史是丰富多元的，白居易《长恨歌》中所描绘的历史，其实恰恰是“唐朝人本身的社会记忆”，除了通过官方的文献对历史进行考察以外，还要不忘发挥口述史，即曾亲历过这个历史事件的人对当时历史的看法。

纳粹统治时期，犹太人火烧集中营，亲历者口述说有四个烟囱起大火，而官方的档案记录却只有一个烟囱，但我们可以说亲历者是在说谎吗?

是不能的。

因为亲历者的表述恰恰反映出其获得解放后的夸张的真实心理感受，有时候社会记忆往往代表了历史的另一种真相。

文学，从其本质上来看，处理的是一个社会的心灵史、体验史，但黄永年先生却用一些硬的史料，即官方史来印证文学的真实性，这不免失之武断和机械了。

白居易虽然是唐朝的，但他有可能并没有接触到《旧唐书》的材料，以及记载陈玄礼、高力士等人的史料，有可能当时的读书人和老百姓都不清楚官方历史是如何记载的，所以白居易并没有通过文学改写历史。

每个人的人生半径都不一样，生在那个时代、环境，也不一定了解那个时代的历史，所以档案记载的是官方的历史，却未必是真实的历史。

那么，文学所要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层面的真实呢?

是和谐统一于文学与史学的双重真实，还是相对独立的艺术真实?

是古代“诗言志”大范围下的“真诚、通畅”?还是海德格尔那种从内心到艺术创造的真实?

结合矛盾的对立统一属性，文史互证研究的“最后一公里”便昭然若揭了。

研究沈从文的学者对沈从文的情史进行考证后发现，他跟张兆和订婚后又在青岛陷入和另一位女士的热恋之中，因而得出了一个看似荒谬的结论——

沈从文的小说《边城》是“变形记”，用以抒发自己陷入两个女人之间情感纠纷的苦闷，里面的女主角翠翠其实是沈从文自己。

沈从文当初追求出身世家、有才有貌的张兆和时情深意切，可是后来他又喜欢上了张兆和的妹妹张充和，他感到苦恼，因而曾给林徽因写信请求其帮忙解惑。

林徽因在写给费慰梅的信中提到了这件事，并且感叹道:“没想到乡下人也有这样的烦恼。”这封信如今便成了重要的史料。

这位学者的考证和论证都很有道理，也很有价值，但是在考察历史以得出某种文学上的结论时尚需谨慎，要警惕过度解读倾向，以防在不经意间取消了文学文本作为创造性文本的更为丰富的涵义。

三、文献考察

文学研究，从这个角度可以自圆其说，另一个角度也可以，那么在众声喧哗之中，研究的意义到底何在?

结合矛盾分析法，便可得知，文学研究要追求的是最大范围内人类对于文学理解的公共性，也即解决最主要的矛盾。

为了抓住最关键的研究思路，做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必须找到文学作品的原始文献和初版本，因为有些涉及意识形态问题的文本可能会由于版本不同被完全扭曲。

例如作家艾芜只能用四川话写作，这究竟是作家的有意为之，还是他只能用带四川方言色彩的文字写作呢?

他是不是想要避开国语的宣传功能，试图在对一般读者富于亲切感的真实性叙述中有意识地传达某些思考呢?

结合当时的历史文献考据之后，便发现这种推测是成立的，艾芜是敏锐察觉到了当时处于主流地位的左翼文学的某些问题，因而故意如此。

对现当代的文献进行抢救极有必要，因为古代的纸经久耐用，而现代的酸性纸则有生命极限，文献一旦消失，那么对于现代文学作家作品的研究就会存在巨大缺陷。

四、文学理论

哎呀，还没写完，麻麻就叫我去洗澡了，真讨厌～

（只好下次再补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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