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帛文献与中国早期史学史研究

靳宝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

发现的简帛文献中，有不少与史学史直接相关的内容，如清华大学收藏的楚竹书《系年》，记录了从西周至战国早期的历史，是一部带有独特编纂意识的史书，让我们看到了战国史学的某种原始形态，对中国早期史书的形成也有更为直接而深入的了解。清华大学所收藏的楚竹书《楚居》《良臣》及睡虎地秦墓竹简《葉书》等史篇，一定程度上展示了中国早期史学中“世”类史书的某种形态，推进了关于《世本》成书及来源的认识，有助于深入思考《世本》与《史记》的关系。马王堆汉墓帛书《春秋事语》和清华简《越公其事》等大量“语体”类文献，不仅对《国语》的形成背景、史学价值的认识有裨益，而且丰富了对中国早期史学中“语”类史书叙事的了解。可以说，简帛文献中的史类文献，从某一层面再现了战国史学的繁荣，拓展和丰富了我们对先秦史学史的认识。

一、《系年》与中国早期史书的编纂

大量简帛史类文献发现之前，研究中国早期史学所能够利用的史料，不外乎《春秋》及“春秋三传”、《国语》《战国策》《竹书纪年》《世本》等。而《左传》《国语》《战国策》，渗入了战国之后的编纂因素，很难再现春秋战国史书的原始形态。《竹书纪年》虽是西晋时汲冢墓出土的一批竹简，为战国魏国史官所编撰的一部编年体史书，但缘于当时的保护条件，传世的只是清人辑佚出来的一部文献。《世本》同样具有这方面的窘境，且有更多的争议。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以来出土的简帛文献，特别是近些年发现的史类文献，对于我们了解和认识春秋战国史学的历史面貌和史书的形成及原始形态，便显得尤为珍贵。

清华简《系年》是继《竹书纪年》之后又一部新发现的战国史书，被学界誉为中国史学史上的重大发现，与《左传》《竹书纪年》《国语》等史著一样，代表了先秦史学创作的最高成就。（许兆昌、齐丹丹《试论清华简的编纂特点》，《古代文明》2012年第2期）《系年》的出现，就像曾侯乙墓编钟改变对音乐史的认识一样，也会改变我们对先秦史学的认识。（李守奎《清华简与古史新探》，《光明日报》2015年12月10日第16版）这些高度评价，道出了《系年》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的确，《系年》所展现出来的史书编撰、叙事风格、著史观念，既反映了战国史学的共性，又有自身的独特性。如果对清华简作整体性审视，更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一点。

史书的编纂，是史学成果最便于集中体现的所在，也是传播史学知识的重要的途径。（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中国的史书编纂，多讲史体和史例。史体是指史书的体裁，史例是指史书内部在组织形式上的安排。从《系年》整体叙事来看，它是遵从编年记事这一早期史体的。总的来看，《系年》有两种编年记事形式：第一种是明确“表年以首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不过往往用某年的时间坐标书写两年或多年的历史，这一现象在《系年》中是常例；而且“《系年》既不像《春秋》那样本来便是鲁国史书，也不像《竹书纪年》那样于周室东迁后用晋国及后来的魏国标年，而是对各诸侯国各以其君主纪年。”（《清华简及有关古史问题》，《文物》2011年第3期）第二种是以世系为序进行书写，其中有的文中还有明确纪年。虽然《系年》没有严格按照“通比其事，列系年月”（《汉纪·序》）或“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春秋经传集解》序）这一成熟编年体编纂原则进行书写，但我们不能由此而否定《系年》为编年体史书这一判断，只能说它是一种编年体早期史书的代表，与《汉纪》这样成熟的编年体史书是有差距的。

如果从战国史学的发展特点和历史地位来看，显然这种认识也是成立的。白寿彝先生在谈到先秦时期史学发展特点时说：“所有这些，说明史学的一些主要方面都已经有了，但基本上都还处于早期状态，还没有达到成长的阶段。”（《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9页）这就是白先生提出的“中国史学的童年”。他举例说，如《春秋》及“春秋三传”是先秦时期最主要的史书，但都还是按年编次，连首尾起讫的原因都还不显著，这说明它们对于史书应具的规模还是不够的。（《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第49-50页）因此，我们在考察中国早期史书形态时，这样的理论指导显得尤为重要。显然，我们不能拿成长阶段的编年体编纂原则与童年时期的编年记事作对等评判。

学者认为《系年》是一部纪事本末体史书，并提出“我国纪事本末体的形成当可上溯至战国中晚期，提前一千年之久，甚至早于纪传体的出现，《系年》的出土，无疑具有改写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的重大意义”（许兆昌、齐丹丹《试论清华简的编纂特点》，《古代文明》2012年第2期），恐怕言过其实。从史例层面言，纪事本末书写手法（简称纪事本末法）在中国早期史学发展中是常见的。《国语》就提供了纪事本末法叙述历史的范式（陈其泰《的史学价值和历史地位》，《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2期）。《左传》关于晋文公重耳的叙述，是编年史中典型的纪事本末法。白寿彝先生对《左传》的这一史学创新称赞有加，他说：“《左传》把记事本末体和传记体运用于编年史之中，作为编年体的补充，这是很重要的创举。对于后来编年史的体裁是有影响的。”（《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第231页）从白先生的解读语境来看，这里的“纪事本末体”理解为“纪事本末法”，似乎更符合他所要表达的见识。这也说明，史书编纂过程中，多种书写形式的综合运用，早在先秦史学中已有很好的体现，开创了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系年》的独特价值就在于，“提供了战国时期史书编纂中体裁融合的范例”。（杨博《裁繁御简：所见战国史书的编纂》，《历史研究》2017年第3期）从这一点来讲，《系年》有着类似《左传》的史学创举。

选取何种材料进行编纂，显示出编纂者的历史见识。据相关研究，《系年》的史料来源，一是本于西周王朝史官的原始记录，包含“书”类、“语”类文献，二是诸国史记，三是少量的传闻故事。（参见杨博《战国楚竹书史学价值探研》第二章，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对于诸国史记，有“春秋”纪年类史料，还有“世系”谱牒类史料，这类材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史学价值。从所采诸国史记的别国来看，主要以楚、晋、郑为主，与《左传》的郑、晋、魏为大宗相对比，共同点是重视有关郑国、晋国史记的选取，不同的是《系年》偏重楚国的史料采择。这让我们看到了战国史学的区域特征，这也正是春秋战国时代背景的史学反映。蒙文通先生提出晚周史学三系的认识，即南方楚人、东方鲁人和中原三晋，“故书传之陈古史，驳文虽多，要不出此三系”。（《中国史学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20页）这对我们分析《系年》，乃至整个清华简史类文献的史学价值，是有启示意义的。如果以此反观简帛文献与传世文献有关史料选取的差异及所表达不同的历史观念，也就好理解了。

秉笔直书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也是历代史家追求的理想目标。从史学功用角度讲，史学的另一项重要传统就是书法不隐。秉笔直书，说明的是某人做了某事，属于陈述，即记录的直笔，齐太史兄弟“崔杼弑其君”就是典型代表；书法不隐，说明的是做某事的是某人，属于判断，即定性的直笔，晋太史董狐“赵盾弑其君”是典型体现。（参见刘家和《史学、经学与思想》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页）需要注意的是，孔子所言的“书法不隐”与今文经学家积极追求的“一字褒贬”不能相提并论。孔子修《春秋》，追求直笔下的“微言大义”，把秉笔直书与书法不隐相融，是中国史学的重要开创。朱熹就曾言：“《春秋》只是直载当时之事，要见当时治乱兴衰，非是于一字上定褒贬”。（《朱子语类》第八十三卷）以往我们并没有很好地注意到这一层区别。

《系年》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春秋》的这一优良传统。虽说是以楚国为中心进行选材和记录，但“楚师无功，多弃旃、幕，宵遁”“楚人尽弃其旃、幕、车、兵，犬逸而还”这样的叙事，显然是秉笔直书。再如第五章记楚“伐息赣陈”事中的“息妫过蔡”，《左传》《史记》记述含蓄，称蔡侯对息妫“弗宾”“不敬”，而《系年》则直言“蔡哀侯妻子”。这样的事例，在《系年》及清华简的其他史类文献中还有很多。《系年》的叙事，不仅实现了直笔，还体现了编纂者“多闻善败以鉴戒”的编纂意图和叙事视角。通鉴观念、盛衰观念在《系年》中有很好的体现。（参见杨博《战国楚竹书史学价值探研》，第139-157页）更为突出的是，《系年》在记述西周直至战国时期历史发展上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事件时，不同于《左传》《国语》的是，它并没有选取有关卜筮的材料，也没有记述类似《左传》的神异预言，更多地从人的活动方面进行考察。这种述史的平实，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战国时人著史的理性观念，开《史记》叙事之先河。（杨博《战国楚竹书史学价值探研》，第166页）这些均说明，《系年》继承并发展了《春秋》所开创的秉笔直书与书法不隐二者相融的史学传统。

以《系年》为代表的简帛史书，让我们对战国时期盛行的著史观念有了很好的了解，如叙事跳出了时间的绝对限制，有选择地重视特殊国别与重点人物，以标志性人物作为一个时代的结束，当时存在一个共享西周-春秋-战国年代史观的现象。（参见杨博《战国楚竹书史学价值探研》，第163-164页）从而使得我们对战国史学发展有了新的认识：一是编年记事下多种叙事方法的融合是战国史书编纂的常态，也是一种优良史学传统；二是晚周史学三系是存在的，区域文化影响下的区域史学是战国史学繁荣的重要体现，三是秉笔直书与书法不隐相融的史学传统是承接相续的。

二、《楚居》与“世”类史书的起源

《世本》的成书年代及其性质，是中国史学史上非常重要的问题。自清人秦嘉谟根据其辑佚的《世本》，提出了一个中国史学史上非常重要的命题，即“太史公书采《世本》，其创立篇目，如本纪，如世家，如列传，皆因《世本》”（秦嘉谟《世本辑补》卷首《诸书论述》）。这一论断影响很大。梁启超就提出《世本》“为《史记》之蓝本”。（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吕思勉也有同样的看法。（吕思勉《吕著史学与史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10页）

其实，对秦嘉谟的这一论断的质疑，源源不断。特别是从史学史视野对此作新的评定，试图纠正以往的偏识，厘清这一史学问题。对于所谓《世本》开创综合体通史，白寿彝先生对此表示出某种质疑，他言：“历史的发展在这时究竟还没有走完一个阶段，通史的写作仅是在未成熟的酝酿中有了开始，它们还不能完成通史写作的任务。”故他把《世本》当作先秦通史性质的史书看待。（《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第244页）谢保成先生进一步提出，“通常将《世本》视为综合体通史的先驱，认为在历史编纂方面是一种创意。若弄清楚‘世’与《世本》的关系，称其为专项史料汇编更符实际。要说其对《史记》体例有多少直接影响，恐怕只是臆想而已。”（《增订中国史学史》，第144页）乔治忠、童杰撰写的《成书年代考论》（《史学集刊》2010年第5期）一文专门从史学史的学术层次考察了《世本》的成书年代及其史学价值，提出《世本》并非先秦史书，乃是刘向编辑的图书之一。这些思考和论述，虽然推进了我们对《世本》成书年代和史学价值的认识，但还是没有厘清《世本》的渊源和“世”类史书的原始形态，说服力不强。而简帛文献的发现，对此问题的深入探讨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材料。

中国史学早期，有“世”这一历史编纂形式。《国语·楚语上》云：“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韦昭注曰：“世，谓先王之世系也。”鲁国夏父弗忌为宗伯，欲改昭穆，升僖公于闵公之上时，有人以“宗庙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长幼，而等胄之亲疏”表示反对，进而说“工史书世，宗祝书昭穆，犹恐其逾也。”（《国语·鲁语上》）可见，春秋战国时期史官所书写的“世”确实存在并有一定的劝诫意义。《周礼·春官·小史》曰：“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郑玄注引郑司农云：“系世，谓帝系、世本之属是也。”何以称“世本”，《周礼·春官·瞽蒙》郑玄注云：“世之而定其系，谓书于世本也。”所谓“世之而定其系”，就是一种历史编纂，所成的史书就叫世本。上引《国语·楚语上》韦昭注引陈瑑曰：“教之‘世’，即《周官·小史》所奠之世系。”这又说明，郑玄所言的“世本”就是楚太傅所教的“世”类文献。

目前所见文献最早提到《世本》这一书名的是西汉图书整理者刘向，司马贞《史记索隐》引西汉刘向之言称：“《世本》，古史官明于古事者之所记也，录黄帝已来帝王诸侯及卿大夫系谥名号，凡十五篇也。”《汉书·艺文志》载“《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迄春秋时诸侯大夫”。班固认为司马迁在编撰《史记》时采纳了《世本》。（见《汉书·司马迁传》赞）显然，这里的“世本”指的是刘向编辑后的一部书，与郑玄所言的“世本”不是同一内容。刘向编辑的《战国策》，是由“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刘向《战国策书录》）这些众多零星文献修补校订，编辑为一书，定名为《战国策》。由此来看，刘向所言的《世本》也很可能由众多的类似文献汇编而成。司马迁在叙述其编纂《史记》时所采用的史料，对此已有了某种提示。《史记·三代世表》序言：“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迄共和为《世表》。”《索隐》曰：“（谍）音牒。牒者，纪系谥之书也。下云‘稽诸历谍’，谓历代之谱。”这说明，“谍记”是记系谥之书，历谱谍则指历代年谱，二者似乎是有区别的。但从司马迁整个叙述来看，二者又是统一的。故《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云：“历人取其年月，数家隆于神运，谱谍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谍记也好，谱谍也好，都是记世谥的，与“世”类史书的记述主体一致。

秦汉简牍的发现，为我们认识这一史学现象提供了实例。1975年睡虎地秦墓出土一部竹书，整理者最初称《大事记》，后又称《编年记》。当时，有人就提出标题当定为“牒记”（傅振龙《云梦秦墓牒记考释》，《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4期），但没有过硬的史料支撑，这种看法也就没有被学界采纳。直到2002年湖北荆州印台60号汉墓出土一批竹简，有类似睡虎地秦墓竹简的编年记，且标题书写为“葉书”二字。2004年，荆州松柏１号汉墓出土一批木牍，其中有一种亦为“葉书”，记载秦昭襄王至汉武帝七年历代帝王在位的年数。受印台汉简与松柏汉简的启示，李零称睡虎地秦简《编年记》为《葉书》，并认为“葉书”应读“牒书”，其实就是世表、年表和月表一类东西。（李零：《视日、日书和葉书——三种简帛文献的区别和定名》，《文物》2008年第12期）陈伟经过对秦汉简牍的分析，认为简牍中的“牒书”含义比较宽泛，一般不具备世表、年表一类特定含义。他怀疑“葉书”的“葉”应读为“世”，二字通假。葉（世）书，应是与《国语》“世”、《周礼》“世系”以及秦汉时流行的《世本》大致类似的文献，为记叙世系之书。（陈伟《秦汉简牍“葉书”刍议》，《简帛》第十辑）

睡虎地秦简、岳麓秦简、印台汉简、松柏汉简有关帝王年世的书写，至少让我们看到了“世”这一类史体的不同形态，当然还相对简略，并未形成一定规模的成文史书。很可能，《世本》就是刘向将司马迁曾阅读过的“五帝德”、“帝系姓”、“谍记”、“历谱谍”、“五帝系谍”、“春秋历谱谍”，以及出土的睡虎地《葉书》、清华简《楚居》等文献整理而成的一部史书，定名为《世本》。郑玄所言“世之而定其系，谓书于世本也”，或许从中可探寻刘向命名《世本》的学术来源。

清华简还有关于楚先世的一部文献，记述从季连到楚悼王间的迁徙过程及相关史事，涉及32位楚先王、楚公、楚王，从传说时代延至战国中期。整理者命名为《楚居》，就缘于传世《世本》中的“居篇”。简文没有对先祖降生进行过分渲染，也抛弃了流传甚广的陆终六子拆剖胁生的传说，以更加平实而理性的视角叙述楚世系。还有学者把清华简《良臣》看作“世”类文献的衍生。（杨博，第50页；杨栋、刘书惠《由论清华简中的“世系”》，《四川文物》2015年第5期）这些又从另一层面说明《世本》中的某些篇章在战国时期是存在的，也让我们对《世本》的原始形态有了更多的了解。

虽说《世本》乃刘向编辑而成的一部史书，但从司马迁引用的相关“世”类文献、简帛文献中的“世”类文献来看，“世”类文献所呈现出来的以人为主、以时为轴的基本叙事方式，确实对《史记》的传记体开创具有某种启示意义。当然，我们不能把这种启示有过高的评定，也不能因《世本》非先秦史书而否定这一启示意义。

三、《春秋事语》与“语”类史书的繁荣

《国语·楚语上》申叔时与楚庄王在谈太子教育时涉及到诸多历史编纂形式，其中“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韦昭注曰：“语，治国之善语。”这说明，春秋时已有“语”一类体裁的史书。（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43页）春秋时诸侯国史，其中一种形式就是记言，或以记言为主，或记事又记言。（《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第211页）传世的《国语》，是汇集各诸侯之“语”而形成的一部重要史书，成功地创设了记言为主的史书体裁。（陈其泰《 :“记言”史书的成功创设及其丰富内涵》，《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2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35-154页）《汉书·艺文志》将其与《左传》列为“春秋”类，刘知几将其列为“六家”之一。然而长期以来，《国语》作为“春秋外传”而存在，是一部被边缘化的史书。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充分揭示《国语》何以称为“语”，这种史书体裁为何产生于战国前期，书中记载的“语”究竟有哪些不同的类型和宝贵的价值。（陈其泰《的史学价值和历史地位》，《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2期）而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清华简《越公其事》等的发现，为我们了解战国“语”类史书提供了实例。

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其体例与《国语》接近，先叙事后议论，记言是重点，最后用事件的结局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注重前后因果关系，有“综其终始”的写作追求，且一些篇章中的见解还是很深刻的，显然这是经过编纂而成的。说其为战国时的一部史书是没有问题的。张政烺当时就指出：“这在春秋时期的书籍中是一种固定的体裁，称为‘语’。”（《解题》，《文物》1977年第1期）只不过，《春秋事语》叙事简单，事件的本末记述不够完整，内在逻辑性也不强，更符合早期史书的一些特征。（王莉《研究二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3年第5期）值得注意的是，《春秋事语》整体上反映了法家思想对史书编纂的影响，这或是战国末期至秦汉之际史学观念的特点以及发展状况。（罗新慧《马王堆汉墓帛书与---兼论战国时期的史学观念》，《史学史研究》2009年第4期）这些让我们看到了战国“语”类史书的多样性。《国语》只是流传于世、且带有经学化的一部“语”类史书。再有，《春秋事语》的议论多为《左传》所无，侧重对历史事件的进程作多方面多层次的再现性或完善性展示，除了具有再现历史真实面貌、反映当时历史形势、揭示某些历史规律的历史价值外，还具有改变叙事的展示视角、省文可知以及准确鲜明地再现或表现人物的历史表达及其文学上的价值。（龙建春《记言论略》，《江淮论坛》2004年第2期）故《春秋事语》的发现，使我们对战国史学的发展状况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

清华简《越公其事》11章，是目前所见楚竹书“语”类文献中篇幅最长者，主要记述“勾践灭吴”，这一叙事主题与《国语·吴语》《国语·越语上》《越语下》“语”类史篇密切相关。如果将其与《左传》《国语》等传世史书叙事对比，有助于我们了解战国时期的史书形态。从具体叙事来看，《越公其事》的记述形式，没有采用君臣问答或单纯叙述的方式，而是进行了分类总结和概括，再以时间的次第分别叙述，既有政论的特点，又不失记事的大体；“五政”是作者对句践灭吴历史经验的总结，依次排列，不仅有具体的施政内容，而且有施政次序，具有明显的史论特点。（杨博，第123-124页）当然，就整体的越国灭吴历程来看，《越公其事》的记载与传世文献相比，要简略一些，时间线亦不明显。（熊贤品《论清华简七吴越争霸故事》，《东吴学术》2018年第1期）句践攻打吴王的背景性描述，《越公其事》略之，且其对具体战役的记载也很少。总体而言，就清华简而论，《系年》与《越公其事》是两类史书的代表，前者可以视为春秋类记事文献，后者可以视为语类文献，是两篇各有价值的优秀史书。（李守奎《与句践灭吴的历史事实及故事流传》，《文物》2017年第6期）

由《越公其事》、郑国“语”书等来看，“语”类文献的叙述主题都表达出“多闻善败以鉴戒”的编纂意图，显示出战国史学“资政”功能的特点。如果从更为广泛的简帛“语”类文献出发，“过去我们的印象，古代史书，‘春秋’最重要，但从出土发现看，‘语’的重要性更大。因为这种史书，它的‘故事性’胜于‘记录性’，是一种‘再回忆’和‘再创造’。它和它所记的‘事’和‘语’都已拉开一定距离，思想最活跃，内容最丰富，出土发现也最多。”（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三联书店，第202页。）尤其是清华简中为数不多的“语”类文献带有明显的历史化倾向，这就提示我们墓主更重视有依据的历史，而不是“大众之语”。（李守奎《与句践灭吴的历史事实及故事流传》，《文物》2017年第6期）

对于出土文献的史学价值，王国维早已明确指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王国维遗书》第五册《静安文集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65页）就中国史学史研究而言，出土文献，尤其是简帛史类文献，同样具有重要推动作用。西晋时汲冢出土的《竹书纪年》，不但补充了传世文献的记载，更因其内容与儒家经典在叙述与认识上的差异，激发了人们对史学自身的反思，引起了关于经史关系、史体史例、疑古证经等一系列问题的探究，对晋唐间史学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邱锋《与晋唐间的史学》，《史学史研究》2013年第1期）清华简《系年》等简帛史类文献的发现，为我们深入了解先秦史学面貌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实例，让我们对战国史书编纂、历史叙事、史鉴思想、史学传统等有了新的认识，既看到了战国史学的共性，也认识到战国史学的多样性，这对先秦史学研究无疑会带来更多启示与反思。可以说，这是继《竹书纪年》之后再一次激发了学界对史学自身的反思，必将推动中国古代史学史，特别是先秦史学史的深入研究。因此，对于简帛文献在史学史研究中的价值和地位，我们不能以“边角料”的态度待之，既要做减法更要做加法，要充分认识到它们对于史学史研究的重要性和独特性。

（本文已发表于《中国史研究动态》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