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商鞅、韩非子和邹衍的历史观

•商鞅懂得用历史分期的方法把握历史，并认为历史是前进的，是今胜于昔的。

•韩非子的历史观与商鞅相近，但历史是前进的主张和历史分期的观点更明确了。

邹衍有开阔的视野，或者说有丰富的想象力，他提出了大九州之说。

•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

——《商君书·开塞》

•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韩非子·五蠹》

•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史记》卷七四《孟子荀卿列传》

思考题：

•１、先秦时期史学发展经过了哪些过程？

史学早期的发生发展经历了从口头到文字的过程。

在文字出现前的漫长历史过程中，传说是历史知识传播的主要形式。前人口耳相传的历史真实和一代一代叠加的历史想象，加在一起就催生出远古的传说。从现有的资料看，远古传说主要是讲氏族起源、氏族战争和征服自然的故事，歌颂在其中建功立业的英雄人物。这些故事包含着不少神话成分，有神人杂糅的特点。

史诗应该是比传说稍成熟的传述历史的形式。一般来说它会比传说增加一些真实的历史内容。史诗往往有专人传承，在祭天祭祖或其他重大宗教仪式上吟唱，表现出更强的历史意识。华夏系统的史诗，可以确知的是《诗经》中的若干篇章。

文字产生后，把一些历史踪迹从口耳相传的原始形态，落实成文字形态，在学在官府的前提下，这个任务必然是由史官完成的。由此，史官在历史知识传播方式改变的过程中，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史官承担了史学的功能，也就是史学成为官府职能一部分后，实际上也就把史学带入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最早的史官可能是上古时期职掌宗教文化的官员，履行天文术数和宗教祭祀等职责。随着文字的出现，才从司天职能中分出与其职事紧密相关的记事职能。伴随社会文明的脚步，其记事职能不断扩展，史学也跟着逐步发展起来。商朝巫史不分，“作册”“尹”“史”等史官与“卜”“占”“巫”等并无太明确的分工。西周至春秋时代，随着政权职能的加强，史官的职能也多了起来。

从现有考古材料看，殷商时期有了甲骨文。这是目前所知现存最早的文字史料。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兽骨上的王朝占卜记录。从商到周的卜辞现在都有大量发现。卜辞可以说是官文书，是现在所见文字史料的最早形态。金文是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又称钟鼎文。从殷商晚期到战国时期都有金文铭刻出现，最被看重的是西周的铭辞。从记述内容和形式上看，金文比甲骨文有明显的进步。

《尚书》《诗经》和《周易》是中国史学上较早的历史文献，也都是儒家传世的经典。在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它们也是不可缺少的环节。

《尚书》汇集的是典、谟、训、诰、誓、命等文章，基本是统治者的讲话记录或文诰。反映了当时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和人物活动，是研究商、周社会的基本史料。《尚书》在史学萌芽时期的重要成就，是它发展了金文记载中的自觉的历史意识和历史鉴戒观念。这种重视历史鉴戒的观念，是人们对于历史和现实的关系之初步的认识，这在后来的史学中不断有所发展。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创作年代当是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的五百年间。《雅》《颂》中的不少篇章都是讲述历史的诗篇，其中还有一些反映社会史的篇章。如果用史书标准来要求，《诗经》多有不足之处。但对于历史记述的发展，它还是有影响的。歌颂英雄的篇章上承远古传说，下开历史传记的端绪。专咏一事的篇章，有纪事本末的创意。歌咏先王，赞颂成功的歌辞，也可以说开历史论赞之先河。

现在的《周易》包括《易经》和《易传》两个部分。现在较多学者认为《易经》成书于西周时期，《易传》则成书于战国时期。在成书过程中，身兼巫、史之职的史官可能做了主要工作。司马迁说：“《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抓住了要害。《周易》的变化思想有重大的历史指导价值。“《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论述只有变才能通，只有通才能久，这是普遍规律。历史理论是史学的灵魂。《周易》在思想上全面启发了古代的历史思考，对于古代历史认识的深入和发展，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尚书》《诗经》《易经》等典籍相继问世，并在社会发挥重大作用，加深了人们对史学功能的认识。西周晚期到春秋时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矛盾的加深，又对历史记载提出了新的要求。于是，历史记述突破了官文书和诗篇的形式，出现了按年代先后连续记载的编年的国史形式。历史记载也不限于王朝，而出现在许多诸侯国了。

《左传》和《国语》中，多次用“春秋”指称各国史书。孔子修《春秋》，所据为鲁《春秋》，记事始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可作为编年体确立的标志。国史主要记载的是当时朝聘、会盟、征伐、城筑、祀典等国家大事和统治者与王公贵族各种争夺权力的活动。国史在形式上具备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诸要素，人物的活动在记载上也有了连续性。较之卜辞、金文，以至《尚书》《诗经》都有很大的进步。编年体国史的出现，标志史学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２、《春秋》经传在编纂上有什么特点？

《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史旧文改写的一部史书，被后世列为儒家经典，因此也称《春秋经》。《春秋》按时间顺序编排史事，记事简略，一般在年月日之下只记事目，不记事件详情和原因结果。在编年史体的发展上，它可以说只具雏形。但它在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却很大。

《春秋》在史事安排和文字表述上都有自觉要求。《春秋》对头绪纷繁的史事，经严格取舍，用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的基本体例，作出简明恰当的安排。这对后来编年史体的发展有典范作用。孔子在《春秋》的修订中，为自己制定了撰写原则，人们将之称为“书法”。这个“书法”包括两层意思：一是用规范的文字使记事简明扼要；二是用特定的语言表达作者对所记史实的褒贬态度，以达到惩恶劝善的目的。做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

《春秋》中寄托着孔子的政治思想和道德批判。书中对于下陵上替、社会等级秩序破坏的状况表露出惋惜的情绪，表达出希望出现周初那样“郁郁乎文哉”的社会局面的心情。在对史实的记录上，书中反映出重人事的倾向。它对人事不仅注意善恶，也认真记载得失成败。

•３、《左传》和《国语》取得了什么样的史学成就？

《左传》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较成熟的编年体史书，大致成书于战国初期。它的内容十分丰富，不止详细地记载了春秋时期的军事、政治，而且记载了其他方面的社会情况和代表人物的言论。大体勾勒出春秋时期王室及各诸侯兴亡之迹和当时社会的轮廓，是后人研究春秋历史的史料宝库。

《左传》在体例上更加成熟。它属于编年体，但摆脱了《春秋》那种只有事目的原始形式。书中除使用编年记事的基本方法外，还采用了纪事本末的方式和传记体的写法。《左传》写历史事件，总会在适当年份下，将其起因、过程、结果原原本本地讲述出来。作为编年体的补充，这是很重要的创举，这对于后来编年史的体裁是有影响的。在书中，作者还常以“君子曰”的方式发表对历史事件的看法，这对后世史书中的论赞和史评有直接影响。

《左传》在历史叙述上的成就是很突出的。它善于写战争、写辞令、写人物，用摇曳多姿的文笔，生动摹写了春秋时期的社会面貌。其中写战争的文字尤为出色，这也是优秀史书能反映时代特点的表现。

《国语》是战国初期的一部重要历史著作，记载了西周末年周穆王征犬戎，到春秋末年智伯被诛之间四百余年的史事。《国语》所记述的历史内容很丰富，对于了解春秋乃至西周后期的历史，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４、先秦诸子在历史观上有哪些主要看法？

见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