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方言》杂志刊登谢留文《中国共产党与百年汉语方言事业》（《方言》第3期），总结百年来我国汉语方言调查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说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汉语方言事业不断前进的根本保证。同时刊登已故著名语言学家，我国汉语方言事业的奠基者之一，共产党员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丁声树先生的旧作《云南玉溪方言音系》（《方言》第3期），以兹纪念。

张振兴《中国语言研究的两大战略导向》（《语言战略研究》第3期）提出两条中国语言研究战略性导向的基本出发点，一是要准确认识中国语言既有分歧性又有统一性的重要特征，二是要充分认识中国语言，最主要是汉语参与国际语言竞争的能力。

张振兴《让我们重新认识汉语、定位汉语——兼论“中心论”和“扩展说”》 [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 ] 提出应该用“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标准重新认识和定位汉语，认为“中心论”和“扩展说”是建立在层次分析基础上的有效方法和手段。

2021年，汉语方言学继续立足于本体，调查与研究并重，发掘新材料，研究新问题。研究视野有所拓展，传统研究更加深入，个案研究不乏新见。语言学的多种理论与方法在汉语方言研究中得到充分运用，取得了丰硕成果。

2021年汉语方言调查研究可以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来阐述。

一、汉语方言语音调查研究

（一）方言音系

提供了新的调查材料。集中在官话、晋语、闽语和土话。代表性文章有：谭治琪《甘肃正宁方言同音字汇》（《方言》第3期）；赵爱武《湖北罗田（大河岸）方言同音字汇》（《方言》第1期）；赵晓阳《河北阳原（化稍营）方言同音字汇》（《方言》第2期）；乔全生、高晓慧《山西中阳（宁乡）方言同音字汇》（《方言》第4期）；秋谷裕幸《福建浦城观前方言同音字汇》（《方言》第1期）；魏慧斌、梁逸云、严修鸿《广东连州（上河）土话同音字汇》（《方言》第4期）。

基于方言调查实践，从方法论角度讨论汉语方言调查记音的重要论著有赵日新《基于方言比较的几个调查记音问题》（《方言》第4期），文章指出方言比较不能只停留在归纳音位上，更应该注意具体音值。音值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反映一个方言的特殊语音面貌和个性；某些音类对应但具体音值不同的音，其后续的变化往往正是由其不同音值所引起的；某些音值特征会导致所在音节发生一系列的变化，使同一个方言发生不同的分化，使音节面貌呈现不同特点。方言比较有时候需要“去音位化”或“再音素化”，才能更容易说清楚语音演变规律。昨天的音值也许就是今天的音类，今天的音值也许就是明天的音类。文章最后对汉语方言中唇齿塞擦音、舌叶音、塞边音、送气擦音、长元音和后滑音等几种比较典型音类的实际音值进行具体分析。

（二）声调和连读变调

主要论文有：袁碧霞《两折调的形成及变异——福建闽清方言的个案分析》（《语言研究》第2期）通过对福建闽清方言声调变异的微观观察，发现存在从降调发展为两折调的现象。结合田野调查和实验分析，两折调在年龄、性别中的表现存在差异。文章将其音法演化路径描述为：降调＞弯降＞凸降＞后凸拱＞两折调。其中凸拱是由降调到两折调的桥梁，闽东多地的凸拱均存在向两折调演变的情况。从普适调型库看，两折调也可以归入降调的一种亚型；杜晓萍《福建邵将片方言的舒声读入声现象探析》（《语言研究》第2期）认为邵将片的舒声读入声属于闽北方言性质，但是浊平读入声并非与闽北阳平甲同一层次，清上、浊上读入声也不是源于邵武周边乡镇方言接触的影响。从调类和调值两方面来看，邵将片浊平字读入声与闽北片阳平乙即“第九调”属于同一音韵层次。阴平、阴上读入声是因为同为降调，调值相近而混入，浊上读入声则是跟着清上走而变入入声，清去、浊去读入声有普通话去声调影响的因素。因此，历史音变的分析必须同时关注调类和调值两个方面，邵将片的舒声读入声除了调类分化的因素，还有调值相似的混入。调值的相混，既有方言内部的调值相混，也有权威语言（普通话）调值影响的结果。

连读变调一直都是汉语方言语音调查非常关注的问题，不仅涉及语音演变和变异，还涉及语法结构和韵律。主要论文有：沈丹萍《冀鲁官话滦昌小片的轻声调和儿化调》（《方言》第1期）指出冀鲁官话滦昌小片有两种轻声：轻声甲调值又短又轻，轻声乙调值不短也不轻。滦昌小片的儿化调，反映阴阳平合流前的语音面貌，是早期古浊平残存的调尾；曹兴隆《甘肃清水方言两字组连读变调》（《方言》第2期）详细描写了甘肃清水方言两字组的连读变调、连读调、词调。

声调、连读变调相结合研究的论文有王磊、梁洁《试论低平调的语音变体——以开封方言去声为例》（《当代语言学》第3期），文章为开封方言去声提供详细的声学数据并运用对立增强理论来解释发现的变异。开封方言的去声声学表现可以归纳为31、311以及312三种变体，每种形式与特定的发音人挂钩，这种发音人之间的变异是前人研究分歧的主要来源。这种变异来源于发音人为了增强低调音系特征而采取的不同语音实现手段。文章认为感知上低平调与高平调相比处于弱势地位，因此需要借助其他语音手段，如基频起始部分的下降段以及基频末尾部分的升高来凸显低调目标。将开封方言去声描写为音系层面的低平调可以为开封方言连上变调和连去变调提供自然而且一致性的结构解释。

（三）方言语音层次分析与语音演变机制的探讨

2021年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既有对某一音韵特征演变的研究，也有语音演变机制的理论探讨。

关于方言韵母和韵类演变研究的主要论文有：沈明《再说山西方言的“支微入鱼”》（《方言》第3期）指出山西方言的“支微入鱼”是指汾河片中原官话的止合三、晋语的蟹止合口三四等，和遇合三今读同音。文章综述了学界“支微入鱼”的演变方式，认为山西方言的“支微入鱼”是因为蟹止合口跟着开口变，三四等开口高化到［*i＜*iei］，合口也跟着高化到［*y＜*uei］，受语音构造的限制，知章

组声母，开口拼

，合口拼［u］。有些方言，合口没有跟上开口高化的步伐，还保留着［uei］，与蟹合一同音。晋语和汾河片中原官话的“支微入鱼”，属于方言的自身演变；倪志佳《北方方言咸山摄一等韵演变的阶段性》（《中国语文》第3期）描写官话和晋语古咸山摄一等韵的今读类型，认为声母、韵尾和介音都会影响主元音的变化速度，进而在一等并入二等的音变上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文章进一步结合历史文献考察了部分音变大致发生的时间，文章以咸山摄为例，讨论官话和晋语一二等合流的音变过程，指出就咸山摄一等韵的演变而言，晋语和官话同出一源且共同发展。宋华强、盛益民《南系官话宕江摄入声字的层次及演变》（《方言》第1期）讨论南系官话（宕江摄入声今读未归入效摄的官话方言和晋语）宕江摄一二等入声韵的文白异读；邓婕、谢留文《乡话遇摄字的读音层次》（《中国语文》第5期）从湖南泸溪李家田乡话入手，结合泸溪白沙、泸溪梁家潭、古丈高峰、沅陵清水坪四个乡话方言材料，讨论乡话遇摄字读音的层次问题。认为乡话遇摄字读音共有四个层次：层次一、层次二是乡话固有层次，不见于周围湘语和西南官话，层次三可能与周围湘语影响有关，层次四为官话层次，也见于一般方言；徐睿渊《湖南嘉禾（珠泉）土话声母与声调的文白异读》（《方言》第4期）描写分析湖南嘉禾（珠泉）土话声母和声调的文白异读。孙宇炜《晋语并州片方言宕江摄的白读及其演变》（《语言科学》第6期）描写晋语并州片方言宕江摄舒声今白读的读音类型和韵类分合关系。韵类分合关系有五种：宕江白自成韵类、宕江白＝假、宕江白＝果、宕江白开＝假/宕江白合＝果、宕江白＝效。不同的韵类分合关系是宕江摄合流方向不同的反应，验证了沈明（2006）提出宕江摄合流既存在江摄并入宕摄、也存在宕摄并入江摄的假设。12世纪的《番汉合时掌中珠》宕果同注一韵、江效同注一韵，这类语音现象随着宕江合流在方言中表现为不同的韵类分合关系，这为晋语和宋西北方音一脉相承提供现实证据。晋语并州片方言残存宕江分立的痕迹，比《中原音韵》所代表的北方官话宕江合流并称“江阳韵”要滞后，孙宇炜《晋语并州片方言梗摄二等的白读》（《语言研究》第1期）描写并州片晋语梗摄二等今白读语音，韵母以声母为条件发生分化，早期形式只有

两类，其韵类分合关系有：帮端见系声母后，与假摄三等或假摄二等合流；庄组声母后，与蟹止摄、假摄三等合流或独立。晋语并州片方言梗摄开口二等鼻音韵尾脱落前为

，脱落鼻音成分后变为

，

很容易发生分裂，经历

的音变。有的方言经历了音变的全过程，有的方言只经历了音变的前半段就受音系中其他音变力量的影响而发生了其他变化，这是造成梗摄二等今白读歧异的原因；李建校、曹梦《山西晋语中古模韵的韵母类型及其成因分析》（《语文研究》第1期）描写山西晋语模韵字的读音类型，帮系、见系和端系韵母读音不同，端系内部端组、精组、泥组韵母也存在差异，认为这种不平衡主要是由于它们在声学特征上有差异；曹香《[u]介音在安徽望江方言蟹、止二摄字中的表现》（《语言研究集刊》第二十七辑）描写皖西南怀岳片望江方言蟹止摄的读音，并与周边方言比较，指出望江方言蟹止摄开口字韵母中的[u]介音是通过类推合口字［u］介音而形成的。

关于声母演变研究的主要论文有：王临惠、王忠一、于思《论环渤海方言中古日母的演变》（《中国语文》第6期）在大量的田野调查基础上讨论了环渤海区域方言中古日母的演变，认为这一区域方言日母的演变共有3个基本型、2个过渡型，其中的北京型与古中原地区方言一脉相承，而沈阳型、章丘型则是北京型进一步演化的结果。止开三日母的演变在书面语和口语两个层面上展开，卷舌音首先出现在口语中，在清代中后期才取代旧的字音而进入书面语系统成为正音。余鹏《汉语方言古知系三等的软腭化音变及相关问题》（《中国语文》第5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讨论汉语方言古知系三等的软腭化音变类型、音变过程和演变音理，提出统一的解释，分析了各类型演变参差的原因；栗华益《江西都昌、余干方言的塞音塞擦音声母——兼论汉语塞音塞擦声母的演变过程和类型》（《方言》第1期）介绍江西都昌多宝方言古全浊声母与古次清声母合并，今读塞音塞擦音时，多数不送气，少数为浊塞音、浊塞擦音或送气清音，或送气与不送气、清音与浊音两读。余干瑞洪方言古全浊声母与古次清声母合并，今读塞音塞擦音时，多数不送气，少数送气。都昌多宝和余干瑞洪的不送气化清声母是音系在同时存在两组区别特征的条件下舍弃老特征保留新特征后形成的，其音值与分别来自古全清声母今读清塞音塞擦音无音位意义上的差别。

都昌多宝、余干瑞洪赣语的声母演变类型，有助于探讨汉语古次清声母的本质、历时演变过程和古全浊声母的演变类型；张勇生《鄂东南赣语端精见组声母齐齿呼韵前的分合与演变》（《汉语学报》第3期）描写鄂东南赣语端、精、见组声母表现出错综复杂的分合与演变关系，张勇生《汉语方言古匣母读舌根塞音类声母现象考察》 [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 ] 着重比较了闽、吴、客、赣以及湘粤等方言古匣母读舌根塞音现象的异同，认为古匣母今读舌根塞音可分为两类——残存型和新生型。由于群匣分流时部分匣母字“掉了队”，另一部分在后来的演变过程中又发生了“回头”演变，从而在有的方言中出现了两类不同性质的匣母今读塞音的“叠置”现象。武松静《河北高邑方言的异调分韵》（《方言》第1期）描写了冀鲁官话河北高邑方言的异调分韵现象。除果、遇、假外的其余十三个韵摄均有异调分韵现象，去声[51]、阳平[54]与阴平[31]、上声[55]、入声[23]在韵母上有明显差异，涉及主要元音的高低、鼻尾鼻化的有无和韵尾长短。去声和阳平具有声调或调尾急促下降且短促的特征，明显区别于其他声调，导致异调分韵，并从异调分韵的角度分析高邑方言阳平和上声的分化；郑伟《淳安威坪等吴徽语的长元音及其形成》（《语言研究集刊》第二十七辑）讨论淳安威坪徽语的长元音及其古音来源入手，指出徽语（及部分浙南吴语）各方言的长元音可分作两类，一类是韵腹长化增生后滑音，另一类是介音长化后占位做韵腹。吴徽语长元音韵母的形成呈现出阶段性和变异性，是一种晚起的语音现象，和中古以前的汉语或南方少数民族语言的底层没有直接的历史关系；王双成《青海湟源方言

的音变现象》（《语言科学》第2期）描写青海省湟源方言来母字读音的地域差异和新老差异，对比周边的西宁、大通、乐都等方言，认为湟源方言来母今读的实际音值为近音

，非浊擦音[z]。造成这一音变的原因是高元音韵母的舌尖化；陈忠敏《音变产生的原因》（《语言研究集刊》第二十七辑）认为激发音变的起始原因可分为发音和感知两大部分，其中感知原因还要考虑音系结构因素和增强区别性因素；宋峰《〈音韵清浊鉴〉反映的十八世纪初北京话声调概貌》（《语文研究》第4期）考察清初王祚祯编写的《音韵清浊鉴》，分析该书声调系统反映的重要音变事实如平寄清浊，实分阴阳；浊上归去，上去两别；入作三声，归派清晰。认为这些音变事实比较切近十八世纪初北京话时音面貌。

（四）语言接触、方言归属

过渡地带方言的归属历来是学界关注的重点，这方面主要论文有：覃远雄《广西全灌话的性质及其归属》（《方言》第4期）讨论广西桂林市兴安、全州、灌阳、资源四县境内以各县城话为代表的通用交际语，即兴安话、全州话、灌阳话、资源话。其突出的语音特点主要有两条：第一，古全浊声母字今读浊音声母，或逢塞音塞擦音今读不送气清音，与湖南湘语相同。第二，声调整体上与西南官话一致，古清上和次浊上归上声，全浊上归去声。第一条是学习西南官话时母语方言干扰带来的，第二条是官话固有特点的保留；徐建《黄孝片江淮官话音韵特点在皖西南的渐进推移》（《中国语文》第4期）根据古泥来母的分混、古知庄章组声母的分合、古微日母今读鼻音的数量、古匣母白读零声母的有无、麻韵二三等是否分韵、是否存在“支微入鱼”、咍泰有无文白异读、是否有

韵母或

介音等8项音韵特点，呈现怀岳方言的内部差异，从音韵特点和未来的发展趋势看，宜将怀岳方言归入黄孝片江淮官话；孙建华《语言接触视域下陕西富县“客边话”语音的演变》（《汉语学报》第4期）描写陕西富县客边话语音演变特点，离析其语音层次。

（五）韵书、对音材料与现代方言

主要论文有：张世方《从扬雄〈方言〉看秦晋方言在汉代通语中的地位》 [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 指出扬雄《方言》中训释词的特征和性质是审视秦晋方言在汉代通语中地位的关键所在。扬雄《方言》训释词的方言来源有两大类:一类训释词为通语，但大部分来自秦晋方言之外；一类训释词不是通语，其中小部分与秦晋方言相同。因此,《方言》本身并不能提供支持秦晋方言就是汉代通语基础方言这一观点的确凿证据。汉代通语应该是以“传统标准汉语”为基础，吸收包括秦晋方言在内的汉语方言成分而形成的，但不可否认秦晋方言在其中居于重要地位；熊燕《从梗曾摄阳声韵字读音看官话方言南北差异和互动》（《中国语文》第3期）考察官话方言里梗曾摄阳声韵四个声组字的读音差异，拟测音变，根据文献确定音变时间，并结合现象的地理分布，推测音变的互动情况。石绍浪《〈西儒耳目资〉与今南京话入声韵比较》（《语言科学》第5期）对比《西儒耳目资》与今南京话入声韵，发现两者在韵类分合和主要元音音值等方面存在整齐的对应关系。《西儒耳目资》入声韵多项特征与今南京话一致，而与其他江淮方言不同。据此认为，《西儒耳目资》入声韵是以明代南京话为基础的；钟蔚苹、陈英纳《〈客家词典〉音系》（《方言》第4期）归纳了《客家词典》的声韵调系统，并列出同音字汇；黄淑芬《从四种文献看长汀客家话的语音演变》探讨百年来长汀语音演变特点；冯青青、倪志佳《〈徐氏类音字汇〉咸山摄阳声韵与阴声韵读音混同现象》（《方言》第1期）梳理江苏盐城方言韵书《徐氏类音字汇》咸山摄阳声韵与阴声韵的读音混同现象，认为方言咸山摄开口三四等字与假、蟹、止摄字读音混同，山摄合口一等和合口三等知系字与果、遇、流摄字读音混同，读纯元音韵，今读鼻化韵是合流后又共同经历了增生鼻音成分的音变；王振《〈多续译语〉藏汉对音与清前期四川方音》（《方言》第2期），文章根据《多续译语》藏汉文之间的对音关系，梳理《多续译语》注音汉字的语音特点，参照现代四川方言材料，认为《多续译语》反映了清前期四川方音的基本面貌；李宁《试论〈唐话纂要〉的音系性质》（《方言》第1期）依据日语片假名标音转写并归纳《唐话纂要》的声母、韵母系统，并结合日语、汉语音韵和现代方言特点，认为该书音系属“吴式官音”；段亚广《北京话和汴洛方言“客”字腭化路径比较》（《方言》第3期）考察中原汴洛地区（即今河南中东部）的部分方言和北京周边地区“客”字读腭化音现象。

《蒙古字韵》和《中原音韵》可以证明北京地区的腭化始于元代，并经历了与蟹摄见系开口二等字的合并阶段；河南方言的特点和相关文献证明，河南中东部地区“客”字的腭化音从中古入声直线发展而来；刘宇《从〈三国志宗寮〉对音看东北官话尖团音合流的时间》（《方言》第2期）考察满汉合璧本《三国志宗寮》中人名的满汉对音，认为十七世纪的东北方言中不仅出现了尖团音合流的现象，而且十七世纪中期尖团音合流就已经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

（六）方言地理语言学研究

主要论文有：崔传杏《汉语方言舌尖元音的类型、分布及演变》（《语言科学》第3期）以《汉语方言地图集·语音卷》图118“舌尖元音”为依据，总结汉语方言中舌尖元音的类型，重点从“有”“无”舌尖元音的角度考察每一小类的地域分布、方言区分布，归纳出各大方言区舌尖元音的主流类型。并对舌尖元音的形成和演变进行探讨；翟占国、张维佳《汉语方言塞擦音的类型分布与演化特征》（《语文研究》第1期）根据发音部位的组类数量，认为现代汉语方言的塞擦音可分五种类型。一组型分布于武夷山以东、南岭以南；两组型主要分布于武夷山以西、南岭以北、长江中下游以南及附近；三组型主要分布于长江中下游以北；四组和五组型只见于西北和山东、辽宁等区域。

（七）方言学与实验语音学相结合研究

主要论文有：陈晖、张珺《湘西乡话浊音声母的多角度考察》（《中国语文》第2期）以今读浊音的单音节字词为研究对象，从音系地位、声学特征、与声调的关系等多个角度对湘西乡话浊音声母进行考察；吴艳芬、刘新中《江西余干方言的清鼻音》（《语言科学》第3期）通过声学特点、气流气压特征、EGG信号等方面对江西余干方言的清鼻音、浊鼻音和清喉擦音进行研究，分析余干清鼻音的性质和音位地位；袁碧霞、王非凡《福建闽清、古田方言的［-k］尾爆破》（《方言》第1期）认为福建闽清、古田方言塞尾［-k］具有爆破特征，随着其进一步的变异，单字音塞尾［-k］爆破可能引发双音节化。

（八）方言应用研究

曹志耘、沈丹萍《论浙江方言注音方案研制》（《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指出方言注音方案是供老百姓使用的“音标”，功能是在日常生活中为方言标音，通过注音认读方言，可看作是国际音标和《汉语拼音方案》的补充形式。文章试图在全面整理浙江省各地方言音系的基础上，使用统一的规则处理各方言里的读音，研制一套适用于全省方言的注音系统，并在此基础上调整制订各地方言的注音方案。文章提出了三个研制原则：全省统一，各地微调；区分主次；以《汉语拼音方案》为参照。并介绍了具体的设计方法：整理全省方言音系，制定统一规则，编制方言注音符号表。最后展示了浙江方言注音方案初稿和样品。

（九）方言论文集

1. 王福堂《汉语方言论集（增订本）》（商务印书馆，12月）收录了王福堂先生有关汉语方言的论文39篇，在2010年初版基础上增加了10篇作者精选的近10年发表的论文，分别是：《杭州方言的语音特点、历史和归属》《崇明方言的声母h

和

》《吴方言区否定词“不”的种类和变化》《原始闽语拟测与历史比较法》《吴闽两方言中的ɡ（k和kh）声母字》《韶山一线方言的语音渐变》《武宁方言中的古浊声母》《绍兴方言中的几个本字》《绍兴方言考察二则》《绍兴方言中的拟声词》。

2. 金有景《汉语方言音韵论集》（商务印书馆，10月）收录了金有景从事语言学研究四十余年来在汉语方言学、音韵学方面的部分学术成果，主要包括汉语方音、汉语方言语法、北京话、普通话及学习普通话的规律方法、汉语方言调查及应用、汉语音韵等方面。

3. 谢自立《汉语方言和汉语词典研究》（商务印书馆，2月）共收论文23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方言研究”，其中苏州方言和其他吴语研究论文11篇，“其他方言”7篇；第二部分是“词典学研究”，收论文5篇；第三部分是附录，收录“作者简历”“著作目录”和“后记”。

（十）方言专著

1. 邢向东《近八十年来关中方音微观演变研究》（中华书局，5月），对照白涤洲调查、喻世长整理《关中方音调查报告》，以方言学、地理语言学、汉语语音史相结合的视角，对关中方言声母、韵母、声调的重要演变及其内部差异、演变速度和分布地域等进行考察，尤其对声母和韵母（介音）之间的互动关系着力较多，揭示了关中方言的主要发展趋势，同时以近八十年来的微观演变印证了汉语史上的一些重要音变现象。

2. 李军《湖南洞绥片赣方言语音调查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月）重点调查了隆回、洞口、绥宁三县22个方言点，对这些方言点的语音特征进行了分析，对洞绥片赣方言语音特征的分布情况、内部差异进行了揭示，并对洞绥片赣方言与江西赣方言的语音特征进行了初步比较。

3. 李建校《山西晋方言语音地图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4月）对山西晋方言86个县市365个方言点进行了调查，归纳出200多个具有较高价值的语音地图条目，分为声调、声母、韵母三个部分，力图较为全面地反映山西晋语语音的历史演变规律以及语音的地域差异。

4. 刘丹丹《山西临汾十七县市方言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3月）呈现了山西临汾十七县市方言的基本面貌，尤其在晋语与汾河片方言的划界方面有所创新，书中所绘制的入声调、入声韵、宕江摄白读等重要同言线，为晋语和中原官话汾河片的区别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月）

6. 胡松柏《江西玉山紫湖闽南话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8月）描写江西省玉山县紫湖镇的闽南话语音、词汇、语法，收录了富有特色的方言语料，揭示了江西闽南话方言岛的语言结构规律和特点。

7. 黄大祥《河西走廊方言与地域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0月）描写河西走廊汉语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并概况了河西走廊的方言文化特点。

8. 王轶之《吴语绍兴方言的语音变异与变化》（浙江大学出版社，1月）主要运用社会语言学的方法观察绍兴越城方言语音系统中的7组声母、韵母变项作为观察对象，在绍兴市区范围内进行了100余人次的深入调查，获得了近万个有效语料。

9. 游汝杰《西洋传教士汉语方言学著作书目考述·增订本》（上海教育出版社，5月），为《西洋传教士汉语方言学著作书目考述》一书的增订本，在原书的基础上增加了“研究篇”，现全书由“考述篇”和“研究篇”两大部分组成。考述篇主要分为“西洋传教士的方言记录和研究”“《圣经》方言译本书目考录”“方言圣经分地解说”“传教士汉语方言学著作考录”“传教士方言通俗读物书目辑录”“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圣经译本书目辑录”六大部分；研究篇主要收录作者关于西洋传教士的汉语方言著作的研究论文。

另外还有：刘雪霞《河南方言研究》（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社，11月），张秋红《宁夏南部方言语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8月），张强《四川盐亭等六县市方言音系调查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0月），张建明、朱力生《浦东方言》（上海人民出版社，7月），李建校《娄烦方言语音调查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5月），朱建颂、张静《武汉方言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2月），施俊《义乌方言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6月），陈淑梅《英山方言研究》（民族出版社，6月），张威娜《襄垣方言研究》（北岳文艺出版社，12月）。中华书局出版了《河北方言研究丛书》：郑莉《衡水桃城区方言研究》（中华书局，4月）、沈丹萍《唐山曹妃甸方言研究》（中华书局，12月）。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