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陆学者对唐代史馆进行深入研究的同时，台湾学者的研究也特别引人瞩目，取得了很大成就。张荣芳所著《唐代的史馆与史官》（台北市私立东吴大学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84年出版）一书，是一部深入探讨唐代史馆的力作，该书将史馆与史官置于唐代官僚体制、社会架构之中进行研究，从史官与史馆的渊源及其成立背景、史馆组织、官僚体系中的史官、史官的社会阶层几个方面入手，对唐代史馆与史官进行了多学科的探讨。作者从统一帝国的需要和史学本身的发展两个方面分析史馆成立的原因，对唐代史馆的创立及其演变、史馆的地理位置、史馆的史料征集工作进行了细致分析，尤其对无人注意的史馆的庶务组织进行了研究。在对史馆中的史官进行探讨时，分析了史官的社会阶层、入仕途径、籍贯、家族及交游，该书没有停留在制度史、史学史的层面上，而是做综合考察，研究方法值得借鉴。该书还列出唐代史馆史官表、宰相监修国史组织表、起居郎、舍人迁入官表、区域表、家族表等33个表，功力甚巨，极便省览。邱添生《唐代设馆修史制度探微》（《唐代研究论集》（第二辑），台北市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出版）详尽分析唐代史馆出现的时代背景、史馆制度的形成与修史成果、史馆的利弊得失等。指出史馆形成的时代背景有四条：一是秘藏典籍私家难以周览，二是繁富史料私家难以综理，三为私家修史易惹祸端，四为明令禁绝私修国史。其修史成果有唐代自高宗至武宗诸帝实录、前朝正史、多部典礼之书和方志。唐代史馆属于朝廷整体政权系统中的一个专设机构，资料收集完备，人力物力充足，但史家的独创性不易发挥，失却了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史家理想。雷家骥《唐前期国史官修体制的演变》（《唐代研究论集》（第二辑），台北市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出版）着重分析了国史修撰由垄断化至禁密化的过程，研究了禁密化下的贞观修注制度、精神与功能，探讨了馆院制度的破坏及其意义，考察了武后时代的官修情况与馆院学派的史学复辟。指出从东汉班固被告私作国史，到王劭被告私撰北齐史，到隋文帝禁止私修国史，再到唐初设馆修史，国史修撰逐步被垄断。在国史禁密之下，善恶必书的修史制度因帝王干预、史臣取媚而不断破坏。武则天时期，史馆制度屡遭专制政权冲击，遂引起刘知几等人的严厉批评，在史学史上意义重大。该文从社会、学术几个方面对史馆制度进行考察，值得我们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