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人以长达3230字写就的长篇政论文章，究竟表达了怎样的治国思想与理念？清华简中最新发现的出土文献中唯一一篇先秦法制史文献，勾勒出哪些不为人知的先秦时期司法制度？近日，由中西书局出版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九辑整理报告在清华大学发布。《治政之道》《成人》《廼命一》《廼命二》《祷辞》等五篇佚籍，在失传2300多年后重光于世，为先秦时期历史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前所未见的新材料。

清华简：最大限度展现先秦古籍原貌

清华简是2008年7月由校友赵伟国从境外拍卖所得后捐赠给清华的2000多枚竹简，其出土时间、流散过程已不得而知。竹简上记录的“经”“史”类书大多数前所未见。经碳14测定证实，清华简是战国中晚期文物，从文字风格看主要以当时楚国的为主。因清华简在秦统一之前就被埋入地下，未经“焚书坑儒”影响，所以能最大限度地展现先秦古籍的原貌，研究它们有助于了解中华文化的初期面貌和发展脉络。入藏清华大学后，在李学勤先生主持下完成了清华简一至八辑整理研究报告，对中国历史学、古文献学和古文字学等多学科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

清华简第九辑整理报告共刊布竹简124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篇题作《成人》的文献，通过王与成人的问答，集中阐述了先秦时期对法制观念、法律意义、司法制度、刑法原则的认识，一些语句可与《尚书·吕刑》对读。而3230字的《治政之道》则是出土文献中目前所知篇幅最长的单篇政论文献，全篇气势恢宏，既有修身、治国、教民、选贤等典型的儒家思想，也有道家、墨家、法家思想，体现出杂糅百家的特点。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黄德宽教授介绍，五篇佚文为古代思想史、古文字学等学科提供了新材料。其中，《治政之道》《成人》等篇对先秦思想史、法制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治政之道》的“同篇异制”现象，丰富学者对先秦竹书形制的认识，对建构先秦简帛文献学和出土竹书的编连整理都有启迪意义；《廼命》两篇和《祷辞》的发现有助于先秦文体学的研究。

《成人》：出土文献所见唯一先秦法制史文献

《成人》篇是一篇楚人论述法治的文献。这篇简文是出土文献中目前所见唯一一篇先秦法制史文献，它的发现将对先秦法制史研究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成人》篇共30支简，简文主要记述了“成人”向王（后）陈述典狱刑法等内容。《成人》篇开头谓司正失刑，妖象横生，王遂征询群臣，以求对策。由此引出“成人”回答王的四段言辞，每段都以“成人曰”发端。“成人曰”第一段开宗明义，论述法律乃治国纲纪，得之则兴，失之则亡，从正反两面论述了法治的重要性。成人认为“司正荒宁”，刑法沉滞，就会出现“五无刑”，以致祸乱并出，邦家不宁。“成人曰”第二段陈述典狱司正断案的原则，即如何维护司法制度，秉心中正；案断刑狱要兼听“两造”陈述，广泛采证，稽查案件疑点，参考对比相关案例来最终定谳。这段论述涉及“刑”之“五无赦”“五争”“五常”“五正”“五罚”等重要法律概念。“成人曰”第三、四段，以嘉榖“五时”生长为喻，提出“德政亦用五时”，告诫王毋败坏刑法，要以法循绳百姓过失。

黄德宽介绍，根据简文“成人”的言辞口气，“成人”应为“年老成德”、资高望重的辅弼之臣，而简文中的“王”，应是楚王。“成人”在论述法治的意义时说：“古天氐降下民，作之后王、君公，正之以四辅：祝、宗、史、师，乃有司正、典狱，惟曰助上帝乱治四方之有罪无罪，惟民纲纪，以永化天明。”这段话与《孟子·梁惠王下》所引《书》“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是一脉相承的，显示出《成人》篇对西周法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成人》与《尚书·吕刑》的关系更为密切，如简文说“凡民五争，正之于五辞，五辞无屈，正之于五常，五常不逾，正之于五正……五正之疵，惟交，交惟过，过而信。”《吕刑》作“两造具备，师听五辞，五辞简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简，正于五罚；五罚不服，正于五过；五过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简文与《吕刑》内容和文字都相近，显示《成人》篇与《吕刑》的密切关系。顾颉刚曾怀疑“《吕刑》可能成于楚”“乃楚之刑书”。楚简《成人》的发现及其与《吕刑》的密切关系，对顾颉刚关于《吕刑》“成于楚”的说法或许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治政之道》：长篇政论阐述战国治国理政思想

《治政之道》篇共43支简，简尾有编号，首尾编联无阙。经研究发现该篇与第八辑《治邦之道》所收27支简属于同一篇文献。复原为一篇文献后，该文共有70支简组成，约3230字，合成一篇后，是出土文献中目前所知篇幅最长的单篇政论文献。

《治政之道》是一篇罕见的长篇政论文章，简文鉴古论今，气势恢宏，纵论治邦理政之道，主张为政者当自上始，修身修德，施教以用民；举而有度，兴贤用能，勿使令色富贵；勤恤百姓，度力以使，均利兼爱，勿虐民滥刑；亲睦邻国，慎武力，兴文威；修内政，通商旅，来远人，等等。

研究发现，《治政之道》篇应是楚人当时写作的一篇作品，文中论述“远监夏后殷周，迩监于齐、晋、宋、郑、鲁之君”，可以据此确定该文写作于战国中期前后。这篇政论讲修身、治国、教民、选贤，体现出明显的儒家政治思想和学说，如开篇说“六诗者，所以节民、辨位，使君臣、父子、兄弟毋相逾，此天下之大纪”，篇中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上之所好，下亦好之；黄帝四面，不出门檐而知四海之外；敦睦邻国，兴亡继绝，聘问以时，祭祀以礼等，都是比较典型的儒家思想。

同时，篇中也吸收了其他学派的一些说法，如节葬节用，是比较典型的墨家思想；寡欲不争、刚易折毁而不可恢复、武可犯而文不可犯等，则是比较典型的道家思想；“君臣之相事，譬之犹市贾之交易”、士农工商世守其职，则近于法家思想，体现出作者以儒家思想和学说为主导，又兼容诸家思想的特点。

今年2月24日，创建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的李学勤先生病逝，黄德宽表示，将继承发扬李先生的学术思想，完成好李先生未竟的事业。整理工作已完成大半，同时也进入攻坚阶段，整理团队将克服困难，保证出版周期，早日将这批重要材料向社会与学界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