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人的历史观——读梁启超先生《中国历史研究法》

徐志耀

今日读梁启超先生《中国历史研究法》，书中编后记称此书“努力立足现代立场，反省中国史学的基本观念，分析史料及其运用，视野广阔，条理明晰”，这一评价可谓至当。此书虽只有十余万言，但梁任公熟知史料，对于中国史学的利弊了然于胸，同时又对西方自然科学及历史观非常熟悉，故能提出进步的历史观点及先进的研究方法，而这些观点及方法在当时具有极高的前瞻性，至今仍有着非凡的意义。并且这一意义不仅仅停留于历史研究的范围内，对于我们日常生活亦有所启发。

梁先生此书，共分六章，分别为《史之意义及其范围》、《过去之中国史学界》、《史之改造》、《说史料》、《史料之搜集与鉴别》、《史迹之论次》。其中第一章《史之意义及其范围》可以视为全书之总纲，任公于此给历史定义：“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此定义实为全书之纲要，这一定义将“现代一般人”作为读史的对象，以运动的、连续的“活动之体相”（“以能活动者为体，以所活动者为相”“叙累代人相续作业之情状者也，其在空际有了周遍性，在时际有连续性者”）为研究的对象，实是对中国过去史学观点的一次大更新。

在《过去之中国史学界》一章中，作者对中国过去之史料进行了总结与评述。他指出正史中“《史记》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汉书》以下则以帝室为中枢，自是而史乃变为帝王家谱矣”。此后虽有司马光纠其失，以《资治通鉴》录1362年历史，但其阅读对象为帝王，与“社会全体”相去甚远，故曰“旧史家盖什九为死人作也”。并且“前四史皆出私撰，自唐太宗以后而此风一变，大开史局，著作之业，等于奉公，编述之人，名实乖迕。此种官撰、合撰之史，其最大流弊则在著者无责任心”，至此，董狐直笔已寂寂无闻，许多历史事件被后来帝王任意打扮，渐渐失去其本来面目。他进而在《史之改造》及《说史料》、《史料之搜集与鉴别》两章中提出改造历史的观点，而改造之方法，一为对于旧史料的认识，也就是任公所说的“实乃在旧领土上而行使新主权”，以新的思想来认识旧史料并搜集与之相关的各种史迹）；另一方面则需将视野放大，发掘旧史料中被湮没者、被掩盖者，并以客观的态度来辨明其真伪。

最后一章《史迹之论次》，则是以新观点表达对历史的认识，“论次”既“论定编次”之意，也就是对史迹的梳理，在此章中，任公着眼于不同空间、时间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由此来归纳历史之因果，从而达到其总纲中所言从历史中获取“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的目的，实为其历史观之实践。

通读此书之后，感悟良多，其最大的感悟就是梁任公在此处第一次将人作为了历史的主体，而非一国一姓一党。具体而言，分列如下。

其一，尊重普通人的生命。

中国号称历史最为发达的国家，自古以来，各种史料汗牛充栋，但正如任公所言，皆是 “为死人作也”。《史记》中尚有列传论侠客、论货殖，使我们得以一窥当时社会面貌，平民精神，而至《汉书》，班固以为司马迁远君子而近小人，普通人再无缘出现于正史之中。梁任公在《史迹之论次》中讨论历史的因果律时，劈头一个大问题就是“英雄造时势耶？时势造英雄耶？”虽然我们一直在宣传唯物史观，但看中国的历史，直到近代似乎都在造神。梁公曰：“无论何种政治何种思想皆建设在当时此地之社会心理的基础之上，而所谓大人物之言动必与此社会心理发生因果关系者，始能成为史迹。大人物之言动，非以其个人的资格而有价值，乃以其为一阶级或一党派一民族之一员的资格而有价值耳。”最近听《百家讲坛党史100讲》，邵维正教授在分析毛泽东思想时明确指出，这一思想并非一个人提出，而是代表了党内一代先进人士的集体智慧，只是因为毛主席先提出，因此命名。与过去的历史观相比，虽然此话很短，但我听来，亦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只是可惜，中国历史大部分都未能遵循这一道路。

试举几例：《隋书 地理志》曾有一段话记载前代人口：“（西汉）平帝郡国一百有三，户一千二十三万，……（东汉）明章之后，渐至滋繁，郡县之数有加。曩日逮炎，灵数尽，三国争强，兵革屡兴，户口减半。有晋太康之后，文轨方同，大抵编戸二百六十余万。”从西汉末年的一千二百余万户（约五千万人），经过二百年国家的兴衰，至西晋太康统一时，人口只剩下二百六十余万户（当在一千万人左右），其间多少人家的聚散离合包括其中，到了史书上就剩下了冷冰冰的数字。同样，唐代开元盛世经安史之乱，史书上载人口减少了近五分之四，如果没有杜甫等人的诗歌，留给我们的同样也是一串串数字而已。此种积习延至评书演义之中，常常有触目惊心的数字存在，如《三国演义》中载刘备率九十七万大军攻东吴，几乎全军覆没。需知蜀汉亡国之时，总人口不过一百余万，此九十七万从何而来？史载猇亭之战，刘备军号称8万，东吴军有6万，至演义中予以十倍夸张，虽为增加气势，但近百万人覆没于战场，不仅对于中国历史，甚至于人类历史亦可谓一大悲剧，作者写来颜色不改，令人惊诧。此风延至小说之中，《水浒》中动辄排头价砍去，杀人满门。以“三打祝家庄”为例，此事本起于偷鸡争面子之类小事，不过就是祝家三公子不给李庄主面子，引来梁山好汉攻打。

宋江一句话道出实情，祝家庄所积甚厚，打下来山寨可以数年不愁吃喝。既然来抢掠，为何手段如此残忍，不仅把祝家一门老小杀了个干净，也把投降的扈家庄灭了门。也难怪在宋江打下祝家庄后道貌岸然对庄民言为你们除害，金圣叹（或李贽）下面评一句“有何害”。金圣叹、李贽常常在李逵杀人大赞“杀得痛快”，此时也觉得有些不忍下笔了。再看后面的《说唐》及续篇《薛刚反唐》，常常数万人乃至十数万人全军覆没，似乎这些生命在说书人口中就是数字而已。前些日子读美国退役空军老将军一段发言（刊于《读者》九月上），他说有人说占领日本只需牺牲46000人就可，不必投原子弹。他要反问一句，这四万多人是谁的父亲？谁的丈夫？谁的儿子？谁的兄弟？残酷如日本所谓“军神”乃木希典（甲午战争旅顺大屠杀的制造者），在日俄战争以惨重代价攻下旅顺后，面对满目疮痍，也作诗“愧我何颜见父老，凯歌今日几人还”？面对阵亡家属时，亦言“我乃杀乃父兄乃弟乃子之乃木也”？而中国的历史似乎都是为胜利者而歌，对于战场上的生命则漠视不见。即使在新时代，金门战役、朝鲜战争中的被俘者一辈子都抬不起头，那位《英雄儿女》中王成的原型之所以一直默默无闻就是因为开炮后他被震昏，成了俘虏。俘虏也是人，理应得到应用的尊重，对于人的生命的漠视不得不说是中国传统历史观的流弊。

其二、彰显普通人的价值。

再看旧史，似乎中国历史中的各王朝似乎永远都在一个死循环中行走，即励精图治至不思进取，再至国破家亡，只不过有快有慢而已。但王朝兴亡背后的真正原因是否有人探察过呢？魏征在《北齐书》本纪后感叹北齐统治者恃险而骄，自取其亡，似乎就是《过秦论》的翻版，中国的史学家大都也在重复着一个事实。似乎中国历史全为上层人物所支配，其喜乐好恶直接影响着历史的走向。如以此发展，中国只需培养一种精英人士，使之保持活力，则历史走向既为上升的。但历代帝王亦有史册为鉴，因何一次次重复过往悲剧，恐怕不能简单地归纳为个人因素。

梁任公由此提出：“社会倘永为一种势力——一种心理之所支配，则将成为静的、僵的，而无复历史之可言。然而社会断非尔尔。其一，由人类心理之本身有突变的可能性。其二，由于环境之本质为蕃变的，而人类不能不求与之顺应”，以人之心理来解释社会之变迁，再来看，将普通人作为社会变革的真正动力。由此来观，中国历代王朝之衰，不仅仅是上层因素所决定。试举两汉之亡为例，依正史，西汉亡于外戚，原因多出于皇室自身的衰败。自宣帝以后，汉帝或沉于经典，或溺于女色，已无心或无力执政，自然令外戚势力大大增强。东汉之亡，实际在东汉建国之时就已有伏笔。东汉实为各豪强的联合政权，光武云台二十八将中多出身地方豪强，故光武检地，天下大乱，社会秩序本就不稳。加之东汉后期桓、灵外有异族连年恶战，内有外戚、宦官交替专权，两帝王又是幼年登基，只能依靠宦官，政治上稍一成熟就归天了，东汉最终崩溃。由此看来，社会之崩溃皆由精英阶层堕落而来。但如果审计历史会发现，两汉之亡有一条主线，西汉享国已久，官僚世袭（“金张籍旧业，七叶珥汉貂”便为一例）土地高度集中于少数人手，社会秩序已经发生混乱。宣帝时已有民众冲击政府，元帝称此时为极乱世，哀帝要再受命，甚至想将帝位让于男宠，都是帝王绝望思想的体现，而官僚地主意欲维持，就以王莽为代表。但王莽上台后，并非解决这一问题，终死于民众之手。东汉也并非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光武帝迟迟不敢举行封禅大典就是这个缘故，不过各路豪强暂时服从于中央，社会秩序渐渐平稳，可矛盾仍在。特别是东汉后期，外戚宦官交替执政，原有矛盾被再次放大，百姓苦难更重，终酿成黄巾之乱，豪强纷起，四百年乱世由此发端。对比两汉兴亡，社会秩序大乱为相同点，实由社会阶层不同心理而产生的不同结果。

任公由此提出对历史的改造，其曰：“吾侪今日所渴求者，在得一近于客观性质的历史”。所谓“客观性质”，就是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这就需要将广大的视野将历史置于开阔的空间与发展的时间中，暨“横的方面最注意于其背景与其交光，然后甲事实与乙事实之关系明，而整个的不至变为碎件。纵的方面最注意于其来因与去果，然后前事实与后事实关系明，而成套的不至变为断幅”，“人类于横的方面为社会的生活，于纵的方面为时代的生活，苟离却社会与时代，而凭空以观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之思想运作，则必多不可了解者”。过去读两汉的诗歌，如《东门行》中“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古诗十九首》中“所遇无故物”“长怀千岁忧”，既“人生寄一世，当居要路津”等句，就可以感受到东汉末年人心之无力，对于自身命运之无奈。可视为一个时代崩溃的先声，果然，中国历史又一大分裂时期到来。

第三、尊重个人的思想。

梁任公在回顾中国史学界时对于几种新出现的历史体裁大加赞扬。如南宋袁枢善钞书，自成著作，以《资治通鉴》为史料，编为239事；前清虽为历史的凋敝期，但顾祖禹之《读史方與纪要》，以地理形势为经，而纬之以史迹；顾栋高之《春秋大事年表》，将全部《左传》拆碎而自立门类以排比之，均以新视角来解读历史，因而受到赞誉。不过以上著作，囿于传统史观的影响，局限于一国一地一定范围（例如袁枢所录之事，对府兵、食货不置一言），任不脱旧史之窠。任公提出将视野扩大至整个文明史及世界范围内，“宜将千百年间若断若续之迹认为筋摇脉注之一全案，不容以枝枝节节求也”，“一个人方寸之动而影响及于一国，一民族之举足左右而影响及于世界者，比比然也”，则是对旧时史观的巨大革新。当时，中国尚未建立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考古科研体系，任公在《说史料》中提出搜集的史料，可以说开中国科学考古之先声。

此外，对于一些存疑史料的正确态度，他提出“第一步，只宜消极的发表怀疑态度，以免为真相之蔽；第二步，遇有旁生的触发，则不妨换一方面从事研究，立以待后来之再审定。怀疑之结果，而新理解出焉。”相比较而言，章太炎先生在其晚年所作的演讲中，对于新发言的甲骨文直斥其伪，就依《淮南子》中“牛蹄彘颅，亦骨也，而世弗灼”。需知刘安时代居殷商已远，又怎能断定其所言为真。何况，所发掘出的为牛的肩胛骨，非蹄非颅。章先生未见甲骨，就断言“至于龟甲，则刚玉刻画，顷刻可成”，根本与实际不符。龟甲刻画，其实极难，所发掘的龟甲，亦有他物可以旁证，焉能一言就断定其伪。梁任公以为先存疑，再以旁证来证明，就是要求人的思想不偏颇，多角度，对于今天的我们也是极好的启发。

此书篇幅虽短，但内容丰富，其中更深刻思想还需要假以时日，方能有更多领会，此处先谈一些浅显的看法，供大家参考。

附录（点击查看大图）：

作者简介

徐志耀，南京弘光中学语文教师。自11年来记录教学中的点滴感受及生活随感，凑而为文，撷而为诗，近年来亦有百余篇诗文见于各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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