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卫疆

我的老师魏良弢先生已是92岁高龄。他在我国西域历史研究领域的学术贡献，亦即所著《喀喇汗王朝史稿》《西辽史研究》《叶尔羌汗国史纲》三部大作迄今影响依旧，堪称西域史研究领域中的学术高峰（以下简称“魏良弢先生西域史研究三部曲”）。

一

学术史的沿袭赓续应是我们进入某一学科领域开展研究工作的起点。魏先生学识渊博，中外历史兼通，学术贡献涉及众多领域，当不失为同时代史学界翘楚大家。例如近期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他主导翻译的《编年史》（沙·马赫穆德·楚剌思著），近闻他任主编的国家社科规划项目《中亚民族史》也即将问世。但是，客观地讲，魏先生在西域史研究领域中的最大贡献应是在“喀喇汗王朝”“西辽”“叶尔羌汗国”这三个重要领域，厥功至伟，迄今为学界所称道，其诸多创新性观点拟成为每位从事西域史研究无法绕过去的一道学术风景。

魏良弢先生西域史研究三部曲的产生曲折地反映了他极不平凡的学术生涯，例如《喀喇汗王朝史稿》成书于1986年（新疆人民出版社），《西辽史研究》最早出版于1987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叶尔羌汗国史纲》出版于1994年（黑龙江教育出版社）。之后，1991年依《西辽史研究》为基础推出《西辽史纲》（人民出版社），1997年以大学教材之名重订出版了《喀喇汗王朝西辽史纲》合订本（人民出版社）。每次修订出版，魏先生都对原作进行修改，二十年的光阴锻造了他不断前行、日见更新的学术新发现。不难发现，魏先生的西域史研究三部曲皆原产于新疆，这个他曾工作生活了20年、年老之后依然魂牵梦绕的地方。

“喀喇汗王朝”“西辽”“叶尔羌汗国”这三个时段应是西域历史演进中最重要的阶段，它们都是我国历史上由边疆少数民族建立的地方政权。这三段历史是西域研究中最为难啃的“骨头”，其主要特点是中外文献记载稀缺，且后人相关成果也很少，即便是名称概念，学界都没有一个大家普遍认可的统一称呼。魏先生的西域史研究三部曲都是以专门史的形式，系统完整地阐述了我国历史上在西域地区曾存在的三个地方政权的基本轨迹和发展面貌，极大程度上补充了中国史研究的空白。

由于喀喇汗王朝同中原各朝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往非常频繁，所以其在中西商贸和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对以后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国各兄弟少数民族不仅对中国的历史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而且对世界历史的发展，对人类文化宝库的丰富，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喀喇汗王朝史稿》）以往只有西方或者苏联学者对之进行研究，并且都是片段性探索，唯有魏先生充分吸纳前人成果，对这段历史的文献资料，该政权的起源、部族构成、兴亡轨迹以及其社会经济和文化情况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阐述，尤其是利用补充了外国人不易准确掌握的汉文史籍，在中国历史大背景下对这段历史完整地进行研究钩沉，拾遗补阙，丰富了世人对这段历史的认知和了解，填补了国人对于这段历史探索的学术空白。

西辽王朝是由我国历史上的契丹部族创建的一个地方政权，因系辽朝王统的延续，位居西部，故称西辽，我国元代官修的《辽史》把西辽的始末附于《天祚皇帝本纪》，我国近现代学者也是如此认识。“西辽王朝称雄于中亚，左右形势近百年，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向前发展。”（《西辽史纲》）最为可贵的是，西辽王朝是一个具有浓郁的汉文化影响下的地方割据政权，其创立者耶律大石就是一位汉文化修养很高的契丹贵族，曾考中进士，所以西辽王朝统治者在推进其疆域西向发展的过程中，把当时最为先进的汉文化推进到西域和中亚广大地区，不仅结束了该地域长期的纷争和分裂局面，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使这些地区出现了历史上少见的“太平盛世”，使灿烂的中华文化在此扎根并赓续不断，迄今这里的人们依然将中国称为“契丹”就是证明。

鉴于此，从元朝修史开始，我国官方都对西辽王朝有所记载，清朝以降，相关研究虽不绝如缕，但是由于西辽所建疆域多在西域和中亚等地，中原地区甚少了解，所以成果鲜见，几乎所有涉及问题都聚讼纷纭，难有结论。魏先生的书稿继承了之前国内诸说，依靠改革开放后获得的一些西文史料，如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拉施特的《史集》、伊本·阿西尔的《全史》等，以及外国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对西辽史重新进行了科学梳理和认真论证，廓清了以往争议不休的难题，对该王朝的创建、发展、衰亡进行了完整论述，阐述了西辽时期政治制度、经济社会和文化艺术的发展情况，尤其是对该王朝充分吸收中原政治文化制度状况展开阐述，形成了比较清晰的西辽历史研究学术体系。

《叶尔羌汗国史纲》是魏先生1994年出版的一部学术著作，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的《边疆史地丛书》中，足见该书内容在我国边疆历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叶尔羌汗国，是东察合台汗国秃黑鲁帖木儿汗的后裔萨亦德汗于1514年创建的一个地方政权。这一时期是西域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宗教文化等发生巨大变化并且直接影响到近代社会的时期，即使战争期间，也是贡使不绝。后来清朝取代明朝之后，叶尔羌汗国即向清朝派出贡使，继续保持着良好的政治和经济关系，这为以后清朝直接行政于这一地区准备了条件。全书共七章，在系统梳理文献史料和前人研究基础上，完整阐述了叶尔羌汗国的历史演变过程，同时对于该时期西域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情况进行比较全面的叙述。书中所引用史料、其基本框架结构，创新主要观点等俱超越前人。

二

纵览中外学界名人的成才之路，或者在学术领域的伟大功绩就不难发现，其中原因除了他们个人天赋与良好的家学教育背景之外，都具有一些超于常人的鲜明禀赋特征。同样，魏先生的成名三部曲中无不浸透着极为鲜明的个人学术特征，这就是：深厚的家国情怀，独有的国际学术视野和严谨的科学态度。这些学术特征即便今天都是每一位从事新疆历史研究工作者所应具备的优良品质和学术禀赋。

魏先生西域史研究三部曲中始终宣示的一条主线就是根植于心灵深处的家国情怀，那种对国家、对本民族前途命运的真挚大爱。众所周知，西域史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带有浓重政治色彩的学术研究，近代以往，国内外敌对势力为了肢解中国，将新疆地区从祖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在新疆历史研究方面散布了一系列歪理邪说，制造了不少概念和名词，如近期所谓“新清史”等，其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过度强调新疆历史的“内亚性”区域属性和所谓单一民族性特征，在历史叙述中刻意“去中国化”，否认新疆地区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否认新疆各族人民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断章取义，否认新疆各族人民都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进程作出了贡献。毋庸讳言，迄今为止，西方学界这些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观点依然在国际学术界占据主导地位，严重威胁着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和文化安全。魏先生生活的那个时代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特殊时期，时代的印记给他们那一代人的生活留下深刻的烙印，所以，一大批像魏先生那样的学人，有着今天人们无法想象的一种对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极度关注和强烈使命感，尽管他们的人生历程充满坎坷。这种爱国情怀给予他们的学术经历以极大影响，一方面是他们都非常珍视有限的时间，殚精竭虑，努力在本领域中作出自己的学术贡献；另一方面就是在其著述中竭力塑造形成自己的观点和理念，用学术贡献展示自己的人生价值，以及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关切和热爱之情。

值得注意的是，魏先生的三部大作皆出自他在新疆工作的那段难忘岁月，新疆大地孕育了他们那一代人对边疆和边疆各族人民深刻的爱，以及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极度关注，正如同样曾在新疆生活过并对我国中亚史研究作出贡献的王治来先生在其回忆录《我的割不断的新疆情》中所述：“我现在的所有成就都要归功于我在新疆的历练，是新疆培育了我。”在同魏先生的有限接触和交谈过程中，他同样流露出那种对于新疆各族人民发自内心的深情。在多种场合，魏先生都极力呼吁应将喀喇汗王朝史写入中国通史中，以体现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过程中，我国各族人民对之作出的贡献。晚年的魏先生曾严肃地对看望他的学生讲道：“我们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其他文明的留存都不多了，只有我们还有大量发掘、研究的空间，这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最大的特点就是勤劳勇敢，我说的民族绝不仅仅是汉族，是包括很多少数民族的大中华民族，我们这个民族崇尚的是勤劳勇敢，最看不起的就是懒汉。”“我们没有资格对祖国提出要求，首先要问自己为祖国做了什么？”魏先生的话提示我们，从中华视野观照和探索边疆历史研究，无论对于真理的探究，还是服务现实都是极为重要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如果没有对自己国家、本民族前途命运真挚的爱，奉献国家的胸襟，很难作出很大的成就。

魏师的西域史研究三部曲充分反映了他对自己的研究工作有着宽广的学术视野与极高的目标追求。这对于从事西域史、中亚史领域研究的专家学者尤显重要，季羡林、翁独健等学界前辈曾一再强调西域史研究的国际化、专业化、综合化特点，比如要求从事相关方面研究的专家应该具备工具语言和专业语言的特殊能力等。浏览魏先生的“三部曲”，其中所用的参考史料除了穷尽汉籍史书，还使用了国外最新刊发的文献史料。这使魏先生的著述占据了他所在那个时代的学术制高点，当然这同他具有广阔的国际学术视野和掌握多种外语有着密切关系。学术研究是魏先生的毕生事业，更是他极为看重和热爱的职业选择，敬畏学术、不断创新、超越前人应是他毕生的事业追求。选择西域史研究最难突破的这三个时段进行攻关探索，既反映了魏先生独有的学术敏锐性和前瞻性，还体现了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学术创新气质。不仅视野宽阔、选题准确，魏先生的西域史研究三部曲在以往多关注政治史基础上，还非常注意每个断代史中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情况，诸凡人口、兵力、赋税、地租、社会制度皆予以特别关注，竭尽全力搜求相关资料，从平民基层社会生活入手，探讨和概括该时段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情况，体现了先生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和方法的把握和实践。

严谨的科学态度是魏师成就西域史研究三部曲学术贡献的另一个重要特点，这一点尤其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先生治学态度严谨，其研究路径往往在确定一个研究领域之后，在充分占据史料基础上，先以论文形式在国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然后经过不断修改后汇集出版专著。一段时间，人们时常可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民族研究》等杂志上看到他的大作。先生还特别强调学术规范，正如邓悦龄先生所言：“凡所采用的史料和有关论著，无不一一经过检验，弄清楚其著作年代，论证其应用的价值，并将探究的结果作为目录解题专章，放在全书的开头，既说明占据著述的依据，又便利与初学者入门之必需，充分表现学术著作应有的科学性。在近年国内出版的许多历史著作中，这样的专章安排是罕见的。”除此，魏先生的学术研究还强调科学性和逻辑性，他曾一再提醒我们要注意“孤证不用”，避免走极端，提示我们学术研究“说有容易说无难”的深刻道理。魏先生的文字功底之好，在学界和出版界都有很高评价，他的文字功底兼具中西学术语言特点，简明扼要、概念精准，真正做到了“多一字不多，少一字不少”的写作佳境。本人至今依然保存着在南大读书时，先生修改后的博士论文“花脸稿”，上面的批改评语一直激励着我应以此为标准的治学态度。他在教学中曾一再重申要学好中文表述形式，做到惜墨如金、文字严谨地清晰表达自己的学术观点。

三

每个时代都有符合那个时代需要的学术成就，都有符合那个时代要求的专家学者。魏良弢先生的西域史研究三部曲开一代学风，填补了学术空白，将我国西域史研究水平提升了一个台阶，极大程度丰富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历史内涵，对于我们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时至今日，他的著述依然是西域史研究领域后来者案头的必备参考书。即便如此，魏先生依然十分谦逊，申明个人学术的局限性，他在其著作中明确指出：“在此笔者还要郑重声明，本人不能直接使用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史料，只是根据前人已译成西方文字的史料和研究成果。对此作一般性介绍，间或有一些个人的看法，也不成熟，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先生学问，高山仰止，依然谦逊低调，故其所言既是他对自己从事科学研究的严格要求，更是对于我们后来者的热情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