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域的范围

西域之称始于西汉弃于清代，使用长达两千年。有人认为西域之称始记载于《汉书》，但资料显示在《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中就有记载：“骠骑将军去病帅攻匈奴西域王浑邪王……”不过也只记载一次，当时的西域指的是匈奴的西域。此后称西北国，见于《史记》第一百二十三卷：“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也曾被称西国,《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载：“直曲塞，逛河南，破祁连，通西国，靡北胡”。西域的范围，各权威著作所指大体相同，但细细推敲又略有不同。无论古代还是现代的著作关于西域范围的界定，对于东边的界线无二议，都以玉门关、阳关为东极。但对西边的界线都说的较为含糊且争议较大。除此之外，西域的范围不同时期略有不同，这跟各代王朝的管辖领域有直接的关系。在汉代，西域的范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西域是指敦煌以西、天山南北、中亚甚至西亚部分地区、狭义的西域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以东，即“两关一岭”，范围基本限于现新疆范围。是汉朝驻兵屯田、统一管理的地区；到唐代时，西域的边境发生了西移,《隋书·裴矩传》：“于阗之北葱岭以东”，“发自敦煌，至于西海”。总的来说，唐代西域的范围就是东起敦煌，西至葱岭，干阒以北的地区。唐朝设置伊州、西州、庭州之后，把高昌国纳入西州，三州县化并划出了西域的范围，于是西州取代敦煌成了西域的“桥头堡”。清代的西域包括敦煌以西，巴尔喀什湖及葱岭以东。《西域图志》载：“其地在肃州嘉峪关以外，东南接肃州，东北至喀尔喀、西接葱岭，北抵俄罗斯、南接蕃藏，轮广二万余里。”很赞同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荣新江先生的说法。他认为，狭义的西域是一个地理概念，而广义的西域是一个文化概念，因为广义的西域在许多文献中都指的是“及其所能到达的地方”，即文化所能传播到的地方。而本文所说的西域均是指狭义上的西域，今新疆范围。

二、西域历史地名的形成与发展

汉朝时期，西域地名开始初步形成，多以“国”、“城”命名。在未被汉王朝封为诸侯国之前，以各自的部落名、部族名作为地域名称。汉王朝在西域设西域都护府以后，这些国家 (即三十六国) 统归汉王朝管辖，如都善在西汉时建国；西汉时尉迟氏建立于阗国；西汉神爵二年开始，疏勒国就已正式归属汉王朝等。而西域三十六国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可以说是分散在西域地区的互不统属的政治势力，即“城郭诸国”，其实相当于今城、镇，人口一千到八万不等。除了各民族的生产活动，汉朝对西域的经营(如移民屯田政策)与新地名的出现也有重要的联系。从中原移民到西域的官民开始在此屯垦，形成的居民点称作“城”，如西汉开发的柳中城，此地的主要作用就是屯田驻军，这也跟它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很大的关系，它处于丝绸之路北道，是丝绸之路通往中原的重镇。依据史料记载，柳中城得名源于内地。西汉时一个大将军周亚夫的嫡系部队叫细柳营，就在当时陕西一个叫柳中的地方，后来这支部队来到鄯善鲁克沁地区屯 垦戍边，随之地名也被带了过来。还有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规模较大的“伊循城”、“尉犁城”、“且末城”等。唐朝继隋朝灭亡以后，进一步扩大了“以军屯为主，以民屯为辅”的屯垦活动。内地进入西域的汉兵的屯驻点主要是安西四镇和北庭，是兵屯的核心，而由于战乱等原因迁至西域的民众也成了西域民屯的中坚力量 。此外，由于唐朝大规模的行政建设，西域地名有了很快的发展。唐太宗在位时，在伊吾设立西伊州，并设置州、县、乡、里制度；高昌地区归唐所属后设西州，又建庭州于可汗浮图城（今吉木萨尔）；唐朝贞观年间在西域设立安西四镇(龟兹、焉耆、于阗、疏勒)由安西都护府统辖这四个军镇；唐太宗贞观四年设置纳职县，为唐伊州所领三县之一；鉴于史料的记载，昌吉一名最早见于唐朝，张堡守捉城是其原形，得名于主持修筑此军城的北庭都护府都护张孝蒿；典和城为唐代地名，唐贞观初，康国大首领康艳典来此建石城镇，又名典和城。于是，唐王朝在西域形成了以伊吾、西州、庭州为核心，以安西都护府为保障，以众多羁縻外围府州为依托的比较完整的多级统治体系。唐朝的一系列政治措施对于西域地名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元代时，西域历史地名不断增加，民族化特点加强，西域地名的语属语种的多样性也随之愈加明显。元代的地名著作多为记，如耶律楚材的《西进录》，丘处机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元代时蒙古帝国鼎盛一时，蒙古族按照自己的语言特点另起新地名，或者对旧地名进行音译。如“奎屯”系蒙语地名，意为“极冷”。相传成吉思汗大军在西征时到此地宿营，觉得此地极其寒冷，故起了这个地名；元朝时期，统治者将西域的“撒拉森”人俘虏后迁移到铁矿石丰富的天山一带伐木、炼钢 ，故得名“孛剌”，意为产钢之地，后汉音译为 “博乐”；还有“古塔巴”、“忽禅”、“卡拉库木”、“鲁古尘”、“特勒”、“马鲁察”等。清朝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 国家巩固和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西域历史地名高速发展，民族构成基本稳定下来。同时，在天山南北也出现了许多新的村镇和居民点，而这些新的村镇的名称大多都是以当地民族语属命名的。与此同时，地名的多民族文化特征变得突出。清代中后期，哈萨克族游牧于今阿勒泰、伊犁、塔城等地，形成了许多哈萨克语地名。由于哈萨克族常年游牧于山间、草原，所以多为村一级地名。清朝初期曾安置蒙族和硕部落至尤勒都斯盆地和天山南坡，之后在焉耆盆地东部设和硕县；清乾隆二十九年锡伯族从东北迁往新疆，在察布察尔一带屯垦驻戍，锡伯族集中的地方就逐渐形成了许多以锡伯语命名的地名。如“锡伯渡”就是锡伯族西迁途中，在渡过额尔齐斯河之后形成的地名。清代还出现了西域地名研究的热潮，《西域同文志》《西域图志》《汉西域图考》《元史西北地理考证》等著作都体现了清朝时期对西域地名研究的重视，也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难发现，西域地名的数目和丰富程度是与中央政权的干预成正比的，中原与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越密切，西域的地名越是丰富。

三、西域历史地名的传承

传承性是历史地名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西域历史上产生的是多民族、多元化的地名，经过两千年的历史承接，有的被中央王朝干预使县化；有的被一代代征服，这里的部族或民族转译；有的则随民族的迁移而移动，即“地名从主”；还有的被后朝沿用、改动甚至遗弃。

1.国名变县名。西域的国名大多出现于汉代，以三十六国为例，经过时代的变迁，许多国名都被保留了下来，传承至今的地名有鄯善、轮台、且末、皮山、莎车、勒、焉耆、尉犁等。清朝时，中央对新疆进行了一些行政建制上的变动，古代的西域国名到这时基本都已被县化。轮台在清代被称作“布古尔”，1902年设布古尔县，后改为轮台县；且末于1914年置且末县；莎车和疏勒于1883年设莎车直隶州、疏勒直隶州，1902年改置莎车府、疏勒府，1913年设莎车县、疏勒县；焉耆于1882年置直隶厅，1898年改置焉耆府，1913年设焉耆县 。

2.在传承的过程中发生音译。西域自汉到清经历了两千年的历史，前后有众多民族耕种、游牧在这块土地上，当一个民族到达一个新的领域后就会将自己的地名文化带到这里，或者起新的地名，或者对原有的地名进行音译，从而又产生了新的地名。随着各民族的兴衰与更替，这片领域不断易主，地名也在发生变化。这种传承性是历史地名所特有的。例如：哈密在汉以前叫“昆吾”，后音译为“伊吾，汉朝时叫做“伊吾卢”，突厥人和蒙古人称为“khamill”，元代以后被汉译为“哈密力”，简称“哈密”。再如喀什，《元史》译作“可失哈耳”，《耶律希亮转》译作“可失合儿”。唐代的著作载为“伽师祗离”，后被译为“喀什噶尔”，简称“喀什”；今伊犁河，隋朝《隋书》称伊列河。唐代称伊丽河，元代《西使记》称作亦列河；鄯善是个典型的双语地名 即少数民族和汉族都有各自的叫法，维吾尔族叫皮羌，汉族称作鄯善。皮羌既是辟展的音译，而辟展又音译于蒲昌。

3.简化。在面对繁杂的历史民族地名时，后人要改进也要保留，在不破坏民族地名的前提下，对民族地名进行汉译和简化。简化分两种，一是读音上简化，即将多音节词简化成汉语的双音节词，要么取第一个字再加上“城”，如，塔尔巴哈台——塔城，霍尔果斯——霍城，叶尔羌——叶城等。要么只取两个字，如，巴尔楚克——巴楚，乌鲁恰特——乌恰，博尔塔乐——博乐，乌什吐鲁番——乌什，巩乃斯托库斯塔留——巩留等。二是书写上简化，如l959年把蜡羌县改为若羌县，和阗县改为和田县。

4.地名随移民或地点的迁移而被带去别地。西域是一个多民族活动的地域，而民族的迁移必将本民族的文化带往新驻地，地名则是这一历史事件最有力的证据。鄯善是一地多名的典型，今鄯善县地名的存在其实就是古部善国土著北迁的一个历史证据。从空间上来说， 两者相隔一千多公里，鄯善县在吐鲁番地区东部，而古鄯善国却在今罗布泊一带。从时间上来说，古鄯善国建于公元77年，而今鄯善县建于清朝光绪年间，并非一者。笔者认为，这与鄯善土著的迁移有一定的联系。据史料记载，由于战乱等原因鄯善人前后分三批迁往高昌、焉者、伊吾，地名也随之被带来，塔城全称塔尔巴哈台，故地在今俄罗斯境内。清朝被沙俄侵占后，地名也随之东迁；迪化府的“安南工”也是因移民而得名，今越南在清朝时被称为“安南”，清政府将越南起义的农民安插在乌鲁木齐头屯河开垦屯田，从而形成了这个地名；奇台有地名东地和西地，此地名跟方位并无关系，而是源于清朝广东、广西两省的移民。玛纳斯还有广西大队、凉州户，昌吉有兰州湾子，巴里坤有吴家庄子，不外乎也是移民的关系；更有意思的是沿着古丝绸之路分布的疏勒县(今新疆)，疏勒河(今甘肃)，疏勒山(今青海)，“疏勒”一词是粟特语，这种地名分布证实了古代粟特人沿丝绸之路迁徙这一历史事实；还有前面提到的柳中城，也是军屯带来的地名。

5.朝代的沿袭。前面说的地名的迁移是指横向的传承，而地名在朝代的沿袭是指纵向的传承。在承接的过程中，有的前朝地名到后朝就发生了变化，有的也被后朝沿用，虽然地名相同，但并非同指一地。如汉朝时设置了以宜禾都尉为名的官员，后来清朝在此设宜禾县为巴里坤的县名；“叶密力”也是一个多朝代传承的典型例子，隋唐时便有名叫“咽”的部落游牧，也有由此而来的河流名称“yemek”。随后，耶律大石西征时在此地筑城，被当地突厥人称为“yemeklik”，蒙古征服这里后改为“yereeli”，汉音译为“叶密力”。再如轮台，汉轮台为西域国名，乃汉军屯田基地，在天山之南，今轮台县东南，唐轮台设于贞观十四年，乃唐代军事重地，在天山之北，乌鲁木齐附近。汉代地名被唐代沿用，但并非同一地，《旧唐书·地理志》载：“轮台，取汉轮台为名”。不得不提的还有鄯善，为西域古国之一，本名楼兰，汉昭帝年间，改国名为鄯善。

它是古丝绸之路上西出敦煌进西域的第一站，也是丝绸南道上的必经之地，亦被称作“楼兰道”。直到公元前77年，西汉大司马霍光派傅介子刺杀楼兰王后大破楼兰，然后扶持拥护汉王朝的新王登基，接着楼兰迁都至蒲昌海一带，改国名为鄯善。鄯善这一名字的使用从西汉延续到了隋朝，长达700多年。唐贞观年间鄯善被更名为典和城，唐上元年间又被更为石城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