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近年来民国史研究中存在着过度拔高民国人物及“美化民国”等错误倾向，所谓的“民国范”距真实的民国有较大距离，“民国”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般美好。唯物史观在民国学术界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在民国史学发展中占有重要位置。不仅马克思主义史家自觉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而且许多非马克思主义史家不同程度地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民国学术发展与社会环境、文化转型及学术体制的创建有着密切的关联。严肃的历史学家必须从史料和史实出发，还原真实的民国历史，突出原创性和专业性，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与中国风格的民国史学科体系。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史学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承办的“唯物史观与民国学术及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于2017年12月1～4日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近百名学者出席会议，并围绕民国史研究中的倾向性问题的辨析、唯物史观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民国学术发展等重大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和深入探究，展现了唯物史观指导下民国学术史研究的新进展和新趋向。

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在会议开幕式讲话中指出：近年来，民国史研究成为显学，吸引了不少学者在这块园地上垦殖，涌现出丰硕的优秀学术成果，同时民国史的影响溢出学术界，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形成“民国热”；让我们忧虑的是，受历史虚无主义影响，一些错误思潮随之沉渣泛起，对“民国”存在片面美化、拔高的偏向，甚至得出一些荒谬的看法：究其原因，既有历史基础知识的欠缺，也有思想方法的偏差，还有一些人则是出于对现实的不满而罔顾历史真实。中国史学会会长李捷也在讲话中强调：民国史研究确实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存在着过度“美化民国”的趋向，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希望通过这次学术讨论会，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深入探讨民国学术和社会的真实面相。

一、辨析民国史研究中出现的错误倾向

与会学者指出，近年来民国史研究中存在着过度拔高民国人物及“美化民国”等倾向，并对此进行了深刻揭示。

针对有人把民国大学教授所具有的“独立精神”与“自由风范”称为“民国范儿”，金以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指出：现在，在网络空间中形成和云集了不少“民国粉”，凡说民国好的都点“赞”，说民国差的都否定。这多少反映出当下网络世界中某些浮躁无序的特性。还有极少数“民国热”传播者，怀有某些不全明说的目的，诸如借民国时代的学术、教育、文化“自由”，来反衬当下学术、教育、文化“不自由”，在“民国热”的言说中排斥民国时期的左翼，而一味推重民国时期的自由主义者等。他认为，民国时代的高等教育是完全脱离民众、脱离社会的极端精英教育；国家教育投入有限，而且主要流向高等教育，很少顾及基础教育；能够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少得可怜。当今网络世界中所讴歌的“民国范儿”们，是在极端精英教育下，保存的少之又少的“民国范儿”。

张生（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认为，所谓“民国范”，是一种被建构出来的关于民国生活态度和场景的意象，其主体包括当时的政要和中高级公务人员、前军政界名流、知名知识女性、大学教授、作家、著名编辑记者、出版商、艺术家、艺人、商人等城市精英，尤以高等教育界人士为典型，优雅、精致、知性、自由等是被设定的特征。围绕“民国范儿”，网络世界推出了不少传说，乃至神话性的故事，误导了公众对于民国真实历史的感受和认知。他指出，真实的民国早在其所谓“黄金十年”里即已相当腐败。对“民国范儿”的盲目推崇实际上是一种逆向的心理投射，是对美好事物的怀旧式幻象。所谓的“民国范儿”只是浮在城市表面的泡沫式的极小众存在；以少数人群为主体的“民国范儿”叙事，无视民国时期绝大多数国人的生存状态，当然更不可能洞悉民国历史变迁的动因和机制。他强调，严肃的民国史研究并不认可所谓的“民国范儿”，民国史研究越深入越会客观全面地看待民国历史。但在网络时代“不对称”的传播模式下，我们不可以轻视那些粉饰乃至歪曲民国史的所谓“研究”对公众的负面作用。

针对中国近代史学史探讨中对诸多非马克思主义近代史家的评价越来越高的倾向，乔志忠（南开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指出，目前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中有两种明显的错误倾向值得警惕：一是史学界对民国时期一些史家存在着片面赞扬的倾向，这些评价违背事实，包含不健康的意念和情绪，亟应反思与拨正；二是近代史学流派划分的方法与概念问题，将近代史学划分为“史料派”和“史观派”的说法，严重失实，而且容易掩盖近代史学发展中真正的主要矛盾。他择取了几位史家评价中出现偏差的典型人物，进行了重新评价。他认为，王国维虽然在历史研究中使用新发现的资料，但出发点是要维护旧的古史体系，笃信古来的经传、正史都是不可怀疑的。因此，其政治立场和总的社会文化观念是守旧的，这势必反映到他对历史的研究中；钱穆的《国史大纲》美化中国古代君主制度，反对改革、更反对革命，但近年来学术界有人对钱穆史学几乎完全赞扬，曲为回护；陈寅恪与其他史学家一样，有得有失，但近年来对他越来越热的赞颂，乃盛名之下，其实难副；雷海宗被认作民国著名史家，完全出于非学术性的炒作，是目前学界对近代史家评论中最丧失学术理性的事例。由此，他尖锐地批评道：王国维、钱穆、陈寅恪等人固然有突出的史学成就，但片面赞扬之风的形成，既有其门生故旧在追思和纪念中着意护短的因素，也有或明或暗贬抑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不良情绪。他强调：只有坚持唯物史观实事求是的原则，才能对民国史家作出准确全面的学术评价。

针对有人将1927～1937年在南京国民政府主导下的现代化建设称为“民国经济十年黄金期”的说法，庞卓恒（天津师范大学）用丰富的数据进行了反驳，认为孤立地突出这个时期8.4%、9.3%的年增长率，而不顾及工业在当时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和增长基数，导致了把实际上带有泡沫性质的增长夸张为经济奇迹。李在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从民国司法状况审思了目前学界的“民国热”，认为国民党时代司法系统的下层人员构成及司法理念，大体上依然停留在北洋时代，国民党在全国范围推行的“以党治国”实际效果有限，民国时期的司法状况并没有一些人想象的那般美好，司法领域的“民国热”与历史本相有很大的出入。

二、唯物史观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

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核心内容，在民国史学发展中占有重要位置，影响了一大批历史研究者。与会学者围绕唯物史观在民国时期的影响及马克思主义史学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呼吁加强对民国时期唯物史观的细化研究。

中国唯物史观史学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末，经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和抗战时期，发展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1949年后处于中国史坛的主导地位，直到今天形成“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史学多元发展”的基本格局，已经走过了90年的历程，展现了科学的内涵和旺盛的学术生命力。但唯物史观史学及马克思主义史家的研究仍然相当薄弱，大量材料需要深入发掘，许多具体问题尚不清晰，研究者的态度也存在情绪化或绝对化的现象。在当前中国史学呈多元发展的学术趋向下，更需要认真分析唯物史观史学产生的原因、梳理民国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走向。张越（北京师范大学）认为，唯物史观史学具有其产生、发展的社会与学术土壤，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有其对现实与史学的贡献与担当。高希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则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民国时期具有重要的“经世”意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及其所从事的史学研究，成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史学研究阐明了“革命”的历史根据，有力配合并参与了“救亡图存”的宣传教育；他们为中国近代“救亡图存”的成功、民族独立的实现和新中国的成立做出了重要贡献。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这种“经世”价值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背景下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应实事求是地正确认识和评价。张彦台（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分析了民国时期唯物史观的动态发展对历史学派的影响，指出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与运用经历了一个由自发到自觉，由零散、支离破碎的介绍到深入系统的介绍，再到大众化介绍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曲折发展过程，人们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与运用也逐步走向科学与理性化。锻炼（湖南师范大学）分析了五四前后李大钊历史观转型研究，指出李大钊在接受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其历史观经历了从重视“心的势力”向“物的势力”演变的过程。杨琥（北京大学）则关注了五四时期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贡献，认为李大钊在率先传播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力主用社会主义方式解决中国问题，其探索实开当代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之先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思想基础。

民国时期进步知识分子普遍重视唯物史观，并自觉地将其传播到社会各界，使其在20世纪30年代后逐渐为民众所接受。各种新的文艺作品都为此发挥了重要的宣传和启蒙作用，郭沫若的历史剧在这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张克非（兰州大学）认为，郭沫若历史观的变化反映在他不同时期的历史剧创作中，他在抗战时期的历史剧中融入了唯物史观的一些基本内容，如人民观、由贫富对立而形成的阶级矛盾及意识等，并与历史上侠义之士和民众反抗统治者压迫与暴政的正义行动，追求自由、平等及人的解放等现代精神，以及向往光明、追求进步的历史取向有机结合，不仅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也有效地强化了唯物史观的社会传播效果和广泛影响力。赵庆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分析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专著，认为范氏不是从教条出发，而是从史实出发，由史实而推导历史的逻辑发展，他运用唯物史观并站在底层劳动人民立场写史，仍然有着独特的价值。

唯物史观的传入与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形成有着密切关联。王宪明（清华大学）指出，20世纪初，唯物史观开始传入中国，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出于各自不同的政治需要而对之有所介绍，但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纳入大学课程体系并以之作为自己的政治信仰和行动指南，则是从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开始的。从此以后，以唯物史观为根本指导探讨中国近代经济不能发达的根本原因以及中国欲想经济发达而应走何种道路为中心，以鸦片战争为起点、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为主要线索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初步形成并逐渐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主流。杨瑞（河北师范大学）考察了唯物史观与中国近代史学研究的社会取向后认为，“社会”与“社会史”等名词术语主要转借日本传入中国，“社会”的兴起与转向是近代中国思潮与运动转承演进的关键，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和发展与此有着绝大关系，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及马克思主义史学兴起，为社会史在中国的深入发展提供了学术和政治的双重动力。翁有为（河南大学）关注了五四前后陈独秀等对“封建”意涵之探索，考察了“反封建”话语的初步形成与发展，指出从“封建军阀”到“封建地主”，是中共在早期革命过程中根据波澜壮阔的丰富革命实际和从欧洲与俄国取得的思想“火种”，在中国大地上为开创中华民族新生命、新文明而呕心沥血、冒险犯难而心有所得，“封建”、“半封建”概念逐渐被广泛采用，表明它是从中国的土地上生长的，是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革命思想发展的重要成果。

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唯物史观为特质，人们在很长时期内将唯物史观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家特有的禀赋。其实，就民国时期而言，不仅马克思主义史家自觉地运用唯物史观考察中国历史，而且许多非马克思主义史家同样受到唯物史观的影响，不同程度地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这种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唯物史观具有的强大历史解释力和学术影响力。张文涛（扬州大学）在考察了国民革命时期唯物史观与国民党、青年党两党史观的构建过程后认为，国、青两党虽然与中共的阶级观念有异、革命方式有别，但却受到了中共革命理论尤其是唯物史观很大的影响。张凯（浙江大学）考察了蒙文通与唯物史观关系后指出，蒙文通在很长时期内对如何阐释中国历史文化中义理、制度与事实的关联难有定解，自20世纪50年代初研读马克思列宁著作并服膺列宁哲学后，便贯通宋明理学与马列学说，“数十年之积惑一朝冰释”，体现了唯物史观阐释中国历史的有效性。王兴（北京师范大学）在考察了萧一山的《中国通史讲演大纲》后发现，萧一山并不主张以“人类进化现象”为对象来界定历史，而是提倡以“普通史”的视角编纂中国通史，用“综述法”统摄文化、政治、生计以及其余社会现象；他在处理“古史”问题的基本立场是用“今世社会史家之眼光观察”，“就事论事”，进而求得中国古史系统“大概之情形”。

贺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考察了陶希圣与唯物史观的关系后认为，陶希圣虽然不赞同教条式地照搬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欧洲的成果，但实际上赞成运用唯物史观的方法来分析中国社会，并运用他所理解的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社会史，创办《食货》杂志，开辟了唯物史观的考据之风。他在研究中引入阶级的观点，通过社会分层，建立一个中国社会的基本构架，呈现各阶层之间复杂的关系及其阶级行为受控于经济集团的现实问题等，都表明陶希圣是部分地赞成并运用唯物史观进行社会史研究的。

三、唯物史观指导下的民国学术史研究

民国时期是中国学术文化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期，中国建立起一套现代学术体制，创建了现代意义上的学术门类和学科体系，产生了不少学术思想，出现了一批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著作。近年来，人们对民国时期的学术发展较为关注，但也出现了“褒扬有加而分析不足”的偏向，将当时有限的、相对的学术自由加以夸张、美化，对民国学人的成就及其局限缺乏理性分析，进而得出错误结论。与会学者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着重从社会环境、文化转型及学术体制等方面对民国学术取得的成就及其原因，做了深入的分析阐释。

针对有人将民国时期众多思想流派的存在归因于“宽松”的社会环境的看法，郑大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提出了批评意见。他认为，民国时期出现如此众多的思想流派有以下原因：第一，五四时期，各个阶级、阶层和各种政治势力及集团围绕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不同主张，并展开过激烈和复杂的斗争，为民国时期众多思想流派的形成提供了动力。第二，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和壮大，尤其是清末派遣出国的留学生这时纷纷回国，带来了新思想、新观念，是民国时期出现众多的思想流派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三，西学的广泛传播对中国人尤其是以留学生为中坚的知识分子群体产生影响，促进了不同的思想流派的形成。第四，民国时期国家的不统一，以及外国租界的存在，在客观上有利于众多思想流派的形成和存在。但是无论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对人们言论的管控是相当严厉的，颁布过无数个法律或条例，也采取过暗杀抓捕、烧书毁书、封查报刊等行动。我们不能把因国家不统一而客观上给人们提供的自由表达言论的空间，说成民国时期存在着“宽松”的社会环境。

邹小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指出，对于民国时期学术上出现的相对繁荣必须有客观的认知。那一时期的学术存在比较明显的发展不平衡，学科体系不完整的问题。如学术上有突破性的成就大多集中在传统的文史领域，而需要长期学科积累、雄厚经济实力作为支撑的现代科学领域，尚未能建立完整的学科体系。没有儒学独尊地位的瓦解，学术研究就难以突破经学的限制，开拓新的领域；没有清末以来疑古思潮的发展，民国时期的古史探究就难以获得突破；没有现实问题的催逼，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对于中国历史研究的推动可能会小得多；没有思想启蒙运动，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没有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去探究中国历史、中国社会的重大问题，民国学术史会逊色得多。

民国时期的经济学界，在思想层面呈现出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和欧美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三足鼎立之势。它们彼此的竞争与各自的发展，形塑着民国经济学界的特点与走向，也影响到当时政府经济决策和社会经济实际运作，反映了经济学界与政府、政党、社会的关系。吴敏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考察了唯物史观与民国经济学界的关系后指出，民国经济学界存在着鲜明的“你们”和“我们”的对立，主义与主义的竞争。以唯物史观指导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紧握时代脉搏，主张明确，异军突起，成为民国经济学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20世纪30年代，地处南北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联合起来，带给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巨大的冲击，影响了一代人的思想倾向与政治选择。随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成长及中共革命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产生的影响越来越不容忽视。抗战爆发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从学术界转向领导抗日根据地的实际经济工作；以马寅初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者逐渐认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由“亲国”转向“亲共”，反映与见证了战时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熊金武（中国政法大学）研究了唯物史观与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变迁，认为虽然中国近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整体上处于“译而不作”的阶段，但有部分经济学家做了很多创新性贡献，唯物史观成为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分析社会经济问题的利器。

周楠（中山大学）则以20世纪30年代生产教育思潮为中心，考察了唯物史观与民国教育学术的关系。他指出，在民国教育学术领域，唯物史观以其严谨的学术价值与现实的革命意义成为影响教育学术发展的重要力量。鉴于政治与经济危机并发，朝野各界为挽救危亡，大力提倡生产教育，生产教育思想成为备受瞩目的教育思潮，引起广泛讨论。政治或学术立场“左倾”者以唯物史观为依据积极参与讨论，通过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理论探讨生产教育可行性及功能作用，进而提出革命主张，运用阶级斗争的观点与方法建构劳动阶级生产教育理论。这些讨论是唯物史观在教育学术领域的具体运用，起到“以教育言革命”作用，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唯物史观对民国教育领域的深刻影响。

综上所述，这次学术研讨会初步纠正了民国学术史研究中出现的错误倾向，强化了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的自觉意识，为今后的民国学术史研究指明了正确方向。与会学者表示，在当前的“民国范儿”与“民国热”的氛围中，严肃的历史学家必须从史料和史实出发，还原真实的民国历史，突出原创性和专业性，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与中国风格的民国史研究学科体系。正如王伟光同志在会议开幕讲话中所指出的：“民国史研究，必须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坚持摈弃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对于民国具体人物、事件，一定要放在大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研究。作为专业史学工作者，有责任通过科学、理性、客观的研究，对民国的学术和社会发展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我们史学界要通过积极发声，告诉社会各界尤其是青年受众一个真实的民国，真正充分发挥史学资政育人的作用。”

【作者左玉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张德明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本文原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9期，授权察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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