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特金森敢于逆潮流而动，将不平等问题作为他研究的核心，这也证明了经济学首先是一门社会、伦理学科，而不是简单的技术科学，经济学家需要做公共知识分子，展现出社会关怀。

对西方社会来说，这是一个奇怪的剧本：一个普遍平等富裕的社会仿佛从天而降，等其突然逝去之时，所有人都扼腕痛惜，但又无可奈何。20世纪的欧洲和美国，在走出“大萧条”的低迷与二战的劫难之后，迎来一轮经济腾飞的大潮，中产阶层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呈现出空前的凝聚力和活力。经济学家曾以为，这将是一个永久性的、不可逆转的趋势，然而，19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的不平等再次显著加剧。毫无预兆降临的幸福，与无法解释的逆转，已构成一个最具挑战性的政治经济学命题。

人是一种会嫉妒和追求平等的动物，自古以来知识分子就对过大的贫富差距深感警惕。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说，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不能超过四倍。然而，在当今成熟资本主义时代贫富悬殊的社会现状面前，这已显得是多么的落伍：华尔街金融机构高管的工资达到普通员工的数百倍已成为常见的现象。多年来西方的精英们并不愿意承认问题的严峻性，甚至否定问题的存在，但时势已经迫使他们正视并做出回应。

在这一背景下，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在2014年红极一时。在金融危机影响的衬托下，这本原本可能默默无闻的枯燥的经济学分析书，顿时洛阳纸贵。而安东尼·阿特金森的《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一书，延续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阿特金森是当今不平等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也是皮凯蒂的师长与学术好友。他们共同收集反映西方贫富差距状况的长期信息，就公共决策做出建议。

《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的作者 安东尼·阿特金森（1944年9月4日-），英国经济学家，自2005年以来一直是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高级研究员。他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984年），计量经济学会院士（1974年），美国经济学会荣誉会员（1985年），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外籍荣誉会员（1994年）。阿特金森的工作主要是针对收入分配，阿特金森指数即是以他命名。

相比而言，《21世纪资本论》反映出较强的历史跨度，因为皮凯蒂试图说明，资本主义具有会加剧贫富差距的必然趋势。皮凯蒂更愿意使用“资本”、“劳动”这样的欧洲大陆式的一般性概念，显现出更多的意识形态色彩，这为他赢得“现代马克思”之名。而阿特金森则显得更有“英国范儿”，使用的宏大概念较少，更侧重于对英国不平等状况这个具体案例进行小切口式分析。同时，与皮凯蒂呈现出来的稍显悲观、认为不平等无法扭转的倾向相比，阿特金森更加乐观，更注重积极地为缓解不平等出谋划策，设计更能公平分配财富的经济与政治制度。

最终在本书中，阿特金森提出了一套缓解不平等问题的行动纲领。长期以来人们对该问题关注者的批评是，他们仅限于为贫富差距的扩大发出警告，或者对自由市场主义提出抨击，只有“破”而没有“立”。但阿特金森提出的行动纲领，可以适时地堵住这些人的嘴，有这样一份具体建议之后，各方也有了可能围绕它进行学术与政治方面的攻防战。

在阿特金森看来，历史上，市场收入不平等降低和更高效的再分配，共同促进了不平等下降。不平等程度在历史上得以降低，是以政府的成功干预为基础的（尽管这不是唯一因素）。例如西方国家在二战后几十年里创立各种社会项目，立法确保同工同酬，扩大教育，并实行累进性的资本收入税。从历史的角度看，人们无法控制的外生力量并不是市场收入的唯一驱动因素，因为我们有行动和改变现实的能力，所以市场不平等是完全可能下降的。

对缩小贫富差距，皮凯蒂提出的建议比较简单，主要是对资本征收更高的税收，这也使他遭受了猛烈的批评。而阿特金森的建议非常多样化，主要意图是让政府征税和转移支付之前的收入变得更加平等，大致相当于“一次分配”的平等。他的一些建议是传统的提法，如实行更具累进性的所得税，加强社会保障等。阿特金森建议在扩大所得税税基的同时上调边际税率，最高可达65%，同时，政府在个人所得税制下引入劳动所得税优惠措施。

他还提议，政策制定者应明确关注技术变革的方向，并鼓励能提升职工就业能力的创新，重视服务提供中的人力因素。公共政策应当以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适当力量平衡为目标，为实现此目标，应当在竞争政策中明确引入收入分配问题，确保允许工会代表所有工人的法律框架，并成立社会与经济委员会，让社会合作伙伴和其他非政府组织参与其中。同时，制定国民薪酬政策，设定在用于养家糊口线上的法定最低工资，以及高于最低工资线的薪酬支付原则。

如果说上述提议比较常见的话，阿特金森的另一些政策主张可能更有争议。比如：在所有人成年时支付一笔赠与资本，即最低继承款，以缓解因为财富继承而带来的贫富不均；向所有儿童发放较高水平的儿童津贴，并将这一津贴纳入应税收入；富裕国家应该将官方发展援助目标提高到总收入的1%。这些建议虽然看起来与主流经济学“离经叛道”，但他对每一项都做出了严密的论证。他强调，这些建议是大胆的，但如果要让英国回到1980年“不平等拐点”之前的水平，确实需要更大胆的举措。同时，放任贫富差距拉大的自由放任主义，已经变成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习惯，而在非常之时就得行非常之事，打破这种僵化思维。当然，这不意味着对市场的否定：“只有在市场环境中采取措施，当今高企的贫富差距才能得到有效缓解。”

回顾经济学史，分配曾是经济学的核心命题之一，但后来该命题被主流经济学大体上放逐了。经济学家桑德罗观察到：“现代的一般均衡理论没有太关注资源分配和收入分配之间的联系。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德布鲁描述其影响颇广的理论时，‘分配’这个术语甚至没有出现在索引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甚至说，对经济学最不利、甚至最有“毒害性”的做法是聚焦于分配问题。然而金融危机之后，学术风气又发生了变化，阿特金森则希望回归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既关注财富是如何生产的，也关注是如何分配的。

有的人主张，只要机会平等，比如有相同的起跑线，遵守同样的规则，就可以了。阿特金森则反驳：“这是否意味着结果不平等就无关紧要呢？我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很多不测的偶然因素都可能让一些人在经济上沉沦，而这并不是他们的错。经济学家坎布尔和瓦格斯塔夫写道：“对那些排队领救济粥的人进行评估，看他们到底是因为环境不利还是努力不足才沦落到这种地步，然后以此为先决条件发放一点点粥，这在道德上是令人反感的。”而且，结果不平等也会影响机会不平等，比如今天取得优势的父母，其子女将在未来的竞争中占得先机。

更偏右派甚至很多主流的经济学家也许会辩驳说，任何纠正不平等的举措就将损害效率，带来“蛋糕缩小”的效果。然而，经济学家的教条也许需要现实的检验，比如，过去30年里欧美放任贫富差距的拉大，经济增长率并没有变高，反而是1980年代之前，经济繁荣与社会平等潮流并行不悖。又比如，在欧洲内部，南欧国家的不平等程度较低，福利水平较低，但其经济增长率同样较低，而且社会和谐程度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较低。这显示出，在很多时候，纵容贫富差距拉大更多是一种政治态度和偏好，而政治是可以改变的。

还有人会担心，在全球化时代，各国竞相减税吸引投资者，所以通过增税等方式来试图改变不平等状况，可能损害一国的“国家竞争力”。阿特金森则反驳说，英国吸引外来投资还有很多其他要素，比如促进平等措施会带来更高的员工薪酬，以及房价降低，更多公共服务的供给，包括良好的学校和医疗服务等，这些都会确保投资与人才的源源流入。同时，正如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所说的：“企业之间有竞争，国家之间没有竞争。”“国家竞争力”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伪概念。

理论上的认识正在被廓清，但现实依然深具挑战性。英国经济史学家理查德·托尼曾在《论平等》一书中写道：“不平等容易，因为它需要的不过是随波逐流，但平等不容易，因为它需要逆流而行……它是有代价和负担的。”扭转不平等不仅关乎政策，也关乎社会心理：人们必须仔细思考“公平”的分配是什么意思，而不是机械地接受市场过程的结果，同时，要愿意为长期不平等的降低，付出一定的短期物质牺牲，比如接受比较高的税率。

尽管如此，阿特金森以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撰写本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方二战后更公平的社会所带来的良好结果并没有被彻底推翻，局势还没到最危险的时候。同时在全球层面，工业革命造成的各国之间的巨大差距正在缩小，发展中国家正在追赶上来。当然，人口老龄化、气候变化、全球经济失衡等诸多挑战杂沓而来，势必使扭转贫富差距拉大的工作变得更加艰巨，但是，解决问题的钥匙仍然在我们手中。

皮凯蒂评价说，在过去的50年里，阿特金森敢于逆潮流而动，将不平等问题作为他研究的核心，这也证明了经济学首先是一门社会、伦理学科，而不是简单的技术科学，经济学家需要做公共知识分子，展现出社会关怀。在阿特金森、皮凯蒂等人的努力下，争取社会平等和进步的战斗，正在西方重新赢得自身的合法性。虽然像特朗普这样的右翼民粹主义者正在崛起，但西方社会的平民力量也在发出更大的声音，而且可能在学术界的代表人物更多。谁将决定西方的未来尚未可知，我们需要在这个问题上保持开放性。

本文原载《经济观察报·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