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比较所第一任所长乐黛云先生近日应邀接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专访。采访中，她谈及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认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须以外国文学为参照。乐先生在论文、著作中也多次提出，通过与他国文学的比较才能“站在更高的立足点”深入了解中国文学的特色，本期我们就奉上先生的文章《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比较文学对中国文学研究有何重要意义？让我们聆听乐先生如是说——

作者简介：

乐黛云，女，1931年生，贵阳人。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外国语大学兼任教授；历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15年、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7年，自1989年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至今、现任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法合办《跨文化对话》杂志主编。1990年获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2006年获日本关西大学荣誉博士学位。曾任加拿大麦克玛斯特大学兼任教授、香港大学访问教授、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访问教授、荷兰莱顿大学访问教授、香港科技大学访问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教授。在北大比较文学研究所先后建立中国大陆第一个比较文学方向的硕士点、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2015年4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授予“中国比较文学终身成就奖”。

专业领域包括现代文学，比较文学，比较文化，跨文化研究，西方文艺思潮，中国文论。开设课程有《中国现代文学史》、《茅盾研究》、《鲁迅研究》、《比较文学概论》、《马克思文论在东方和西方》、《当代西方文艺思潮概论》、《比较诗学》等。

主持科研项目包括世界诗学大辞典；中学西渐专题（8卷）；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15卷）；中欧跨文化对话编年史（1988-2005）；以上四项皆已出版。2008年《中学西渐丛书》获国家图书政府奖提名奖；合作主编之《世界诗学大辞典》获教育部科研二等奖：“比较文学概论”（合作）获教育部教学一等奖。

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

乐黛云

比较文学对于促进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来说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首先，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受到外国文学的很大影响，这是现代文学区别于古典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志。五四新文学一方面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产物，一方面是外国思潮，外国文艺大量涌入的结果。我们现在一般界定的现代文学只有三十年历史（这个界定有待于讨论）。三十年是短暂的，在文学发展史上，有很多三十年因未出现足以名垂千古的伟大作家而不留痕迹于史册。但中国现代文学的三十年是不可泯灭的，因为它是一个新的开始，而这个新的开始又是以外来思潮大量涌入为特点的。如果我们弄不清楚外来的文艺和思潮如何对中国文学起作用，如何发生影响，发生过哪些影响，我们就不可能真正总结好这一段文学历史。如果说魏晋时代外国佛教的传入是引起盛唐文化辉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广泛吸收外来文化的五四新文学会不会也是一个更加灿烂的文化高潮的序幕呢？事实上，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叶在中国发生的东西文化的交流，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少见的。这种现象吸引了许多学者，使过去只着重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国外“汉学”研究界，转而重视研究现代中国，特别是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文学，近年来出版了不少这方面的专论和专著。

当然，应该说明，我们这里所讲的影响决不是一方施加影响，一方接受影响的消极过程。事实上，一切外来思潮或文艺进入中国社会，都曾按照中国社会的需要受到筛选和改造。例如易卜生是对中国影响极大的作家之一，但五四以来的进步作家从不满足于照搬他的作品，而是在他提出的问题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社会情况进行思考。当易卜生的剧作《玩偶之家》在中国极为盛行时，1923年鲁迅就曾提出“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指出在未改造的社会，娜拉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是回来，一是堕落。因此首先的问题是要有经济权，但经济自主了，钱少的仍然要受制于钱多的，成为他们的“玩偶”，除非社会制度根本改革。1925年，鲁迅在小说《伤逝》中再次强调青年们如果只追求“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样并不能真正得到幸福，走上新路，结果仍是回到旧的生活。以后，许多中国现代作家都曾提出了自己对易卜生所提出的问题的新的理解。例如茅盾著名长篇《虹》的女主人公梅行素就曾谈到娜拉这样的人还不够解放，还不懂得怎样对付压迫自己的社会。而她的女友林敦夫人才是值得学习的。这位夫人善于发挥自己的“优势”，知道怎样对付社会，掌握主动，达到自己的目的。她第一次结婚是为了养活母亲和弟弟，第二次结婚是为了拯救娜拉，她是更崇高的。

梅女士自己正是以她为榜样，为替父亲还债而结婚，然后靠自己的力量冲出丈夫的牢笼，按自己的意志行动。茅盾的短篇小说《创造》写的也是一个脱离家庭出走的年轻女性，她的丈夫不仅把她作为玩物，而且企图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来塑造她的精神，她有自己的见识和理想，终于远走高飞，她的出走和娜拉相比是更有思想基础，更自觉，也更有前途的。显然，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在中国的这些发展必然会影响到国外对易卜生的进一步研究，有些外国学者已经指出了这一点。还有一个有趣的例子，就是美国意象派诗歌大师依萨·庞德（Ezra Pound）和胡适的关系。庞德非常喜欢中国诗，特别是李白的诗。他认为中国诗歌对于美国诗坛的“激发”，“将如希腊文学之于欧洲文艺复兴一样”（《庞德文学论文集》）。胡适提出“八不”主义，显然受到庞德在《诗杂志》上发表的《几个不》的影响，这一点可从胡适1916年的日记看出。（参阅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庞德以中国旧诗兴美国新诗，胡适受庞德的影响，创白话诗，却从形式上反对中国旧诗，这不是很有意思很值得研究的现象吗？总之，不弄清楚外国思潮如何对于五四新文学发生影响，我们就很难总结好这一段历史。

其次，我们必须通过和其他民族的比较才能站在更高的立足点来了解自己文学的特色。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也就是英国诗人彭斯所说的：“啊！我多么希望有什么神明，能赐我们一种才能，可使我们以别人的眼光来审察自我！”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旅居美国的夏志清教授所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固然有许多我们不能同意的观点，但我认为他有一个长处，就是经常从比较的角度来突出中国现代小说的特色。例如他认为二十世纪以来西方文学多半描写个人精神上的空虚，不是失望，便是厌倦；而中国现代小说虽也暴露黑暗和腐败，但他们对祖国仍存一线希望，相信某种制度可以挽救垂危的中国。这样从与同时期世界文学的比较中来看中国现代小说的特点，当然要比孤立地“就事论事”来得深刻。我想，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许多问题通过比较都可以得到更好的阐明。例如西方的文艺复兴造就了今天西方的现代人，把西方社会从宗教神学的中世纪蒙昧中解放出来。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化的开端，它所面临的不是宗教神学，却是千百年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所造成的蒙昧。五四前后鲁迅最著名、最有影响的论文是《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和《我的节烈观》，这决不是偶然的。比较研究欧洲文艺复兴和中国五四运动的异同，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文化的特色。另外，也只有通过比较，才能更有效地向国外介绍我们自己的成就。我们要国外读者欣赏我们的艺术，首先就要了解他们的兴趣爱好和欣赏习惯。例如英国的十四行诗和中国的律诗都要求严整的格律，而又各不相同，如果通过与十四行诗的比较来介绍律诗，显然更容易被外国读者所接受。

第三，既然“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我们始终生活在与其他民族精神生活的关联和影响之中，这就有一个如何正确接受和对待国外影响的问题。鲁迅早就指出我们对于外来的东西不是接受多了，而是“知道得太少，吸收得太少”（《编后记》，必须“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了，渣滓，就听它剩落在过去里”（《关于翻译的通信》），因为“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拿来主义》）。我们应很好总结主动地、正确地积极“消化、吸收”的经验。在这方面三十年现代文学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内容。例如从五四时期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对外来影响的三种不同态度。第一种是从社会实际需要出发积极消化吸收改造。举例来说，德国思想家尼采自1904年被王国维以具有“极强烈之意志，极伟大的智力”的“旷世之文才”的评价介绍到中国，以后，鲁迅所取于他的是“深思遐瞩，见近世文明之伪与偏”，是“纵忤时人不惧”；陈独秀所取于他的，是以他“重新估价一切”的精神作为反击忠孝节义旧道德的利器；郭沫若所取于他的是“欺神灭象”，反对偶象崇拜，抗拒一切藩篱个性的束缚，追求内心世界的自由独创。尼采的超人学说本意在论证极少数杰出人物统治大多数群众的合理性，茅盾却把它改造为激励弱者不甘灭亡，努力向上，反对苟活的精神力量。这样，形成于资本主义垄断时期的尼采思想就被改造成为中国二十世纪反帝反封建的武器之一。第二种态度是不考虑需要，全盘照搬，而且认为愈新愈好，例如学衡派胡先骕写的《欧美新文学最近之趋势》，吴宓写的《写实小说之流弊》就是如此。第三种态度也提倡改造，但却是以中国固有的封建思想对外来思潮进行改造。例如梁启超周游列国后，写了一本书，叫做《欧游心影录》，这本书指出西方一百年物质文明进步比三千年所得还多几倍，但人类不得幸福，反得灾难，“兼并之烈，劳资之争”，使人们精神十分痛苦。因此梁启超提倡以孔孟之道，即“东方的精神文明来医治西方的物质疲惫”。

以后，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在如何“拿来”这个问题上也都有不同的内容，不同的方法，不同的经验教训。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总结各时期外来影响如何发生作用，对于我们今天如何贯彻“拿来主义”，从其他民族文学中汲取营养发展自己的文学事业也有着重大意义。

当然，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比较文学的研究还不很发达，但从三十年代傅东华翻译《比较文学史》（罗力耶作）、戴望舒翻译《比较文学论》（梵第根作）以来，我国有关比较文学的专门论著也已超过二百篇，近三年来这方面的文章更多。去年夏天，在成都召开的外国文学学会上，已有成立全国比较文学学会的倡议。我国第一个比较文学研究的群众性组织——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会已于今春正式成立并积极开展活动。他们并决定出版《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会通讯》，编著《国外文学》的比较文学专辑，包括当代比较文学名著翻译和我国比较文学新著的《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丛书》也正在进行之中。预计比较文学研究必将在我国出现新的繁荣。

（一九八一年一月）

本文是乐黛云在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举办的演讲会的演讲的第二部分，全文曾刊于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学生》丛刊第二辑，另载于乐黛云论文集《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