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简介】

叶志鹏：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陈宇峰：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

黄冠：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内容提要

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激起了国内外学术界关于社会不平等议题的激烈争论，这些讨论主要围绕着该书中数据来源的可靠性、变量度量的有效性和理论推导的规范性及其给出改进建议的可行性等方面展开。不同于已有的讨论视角，本文在承认该书基本结论的前提下，试图揭示出隐藏该书背后的悲观含义：r（资本回报率）>g（GDP增长率）的资本主义规律只有在社会失序时期才会失效，反之，社会稳定必然导致社会不平等程度的绝对性升高。这意味着，只有通过牺牲社会稳定才能换取社会平等，社会稳定和社会平等两者不可兼得，本文称之为“皮凯蒂困境”（Piktty’s Dilemma）。本文认为，这一困境实际上反映出皮凯蒂理论中的内在矛盾，为此我们需要超越皮凯蒂的理论框架，重新反思社会不平等这一亘古不变的理论命题。

[关键词] 皮凯蒂困境 21世纪资本论 不平等

一、《21世纪资本论》：贡献与争论

法国新锐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最新力作《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经出版，便引发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和激烈争论，一跃成为当代学术畅销书的新宠。该书试图重新将分配问题，也即社会不平等问题，置入政治经济学的中心地位。在此之前，主流经济学界，尤其是宏观经济学更为关注增长这一议题，而非分配议题。实际上，增长和分配在整个政治经济学的几百年发展历史中分别作为核心主题而交替出现。例如，以亚当·斯密（Adam Smith）《国富论》为代表的增长观是16世纪至19世纪初经济学的主题；但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和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开始将经济学的研究主题转向收入分配；而20世纪中后期，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模型、索洛增长模型（Solow Growth Model），以及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 Jr.）、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为代表的内生经济理论，又重新将增长议题拉回到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区域。但随着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收入分配问题又开始逐渐受到关注和讨论，而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一书无疑是这一社会发展思潮中的理论应景和引领之作。

与已有关于社会不平等问题的研究文献相比，皮凯蒂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了重要拓展：第一，皮凯蒂追随了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安东尼·阿特金森（Anthony Atkinson）和安德鲁·哈里森（Andrew Harrison）的开创性工作，并开发出一套具有较长时间跨度的历史数据库，从而得以运用定量方法来评估和分析人类社会不平等程度的长期演变情况。第二，利用资本/收入比和资本收入占比两个指标，来考察社会不平等程度。并且发现，西方国家的资本/收入比和资本收入占比均呈现出前高、中低、后升的U型曲线。这意味着，人类社会的不平等问题还将在21世纪长期存在。第三，揭示出资本是社会不平等问题的根源，即r（资本回报率）>g（GDP增长率）。皮凯蒂认为，贫富差距的主要来源是资本收入的不平等，而非劳动收入的不平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罗（Robert Solow）则高度评价了皮凯蒂的这一“富者越富的动态学”（rich-get-richer

dynamic），并认为其填补了主流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空白。

当然，皮凯蒂的这一著作更多地引发了大量的学术争议。归结起来，已有的争论则主要集中于该书数据来源的可靠性、变量度量的有效性以及理论推导的规范性等方面：其一，数据来源的可靠性。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还专门撰文指出，皮凯蒂的工作中还存在一些无法回避的数据问题。例如，皮凯蒂的数据与英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所得出的结论不一致、书中数据与原引用数据不一致、构造缺失数据、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年份采用不同方法计算财富的问题等等。其二，变量度量的有效性。例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认为，皮凯蒂所使用的广义资本概念（即财富概念）是有问题的，因为那些闲置的钱、土地、不动产、房产等都没有进入流通领域生利，因此都不能算作是资本。麻省理工学院明星教授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等人则认为，r（资本回报率）大于g（GDP增长率）只是特殊历史时期下的特殊现象，而非超越历史的“普遍规律”。其三，理论推导的规范性。阿西莫格鲁等人也认为，r>g并非分析不平等的核心要素，制度和政治因素才是造成不平等状况变化的关键因素。此外，黄有光（Yew-Kwang Ng）认为，在逻辑上，r＞g不是资本所得占国民收入份额上升的充分条件。如果要r＞g成为资本所得份额上升的充分条件，资本的增加就必须大于资本的所得，这意味着，即使资本所有者完全不消费，也不能满足这个条件。何帆和罗知也指出，皮凯蒂的理论核心r＞g并非理论推导所得，而是由观测历史数据所得，且未说明是什么力量导致了这一现象的发生。

二、皮凯蒂开出的药方能起作用吗？

本文避开学界既有的争论不谈，我们更关心的是：如果完全接受皮凯蒂提出的这一理论及其结论，那么在其背后到底蕴藏着怎样的含义和政策启示？

概括而言，皮凯蒂所论证的结论可以简单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资本/收入比，在绝大部分时间里保持稳定。例如，从18世纪开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资本/收入比都很稳定，在法国和英国大约是600%到700%。第二，尽管资本/收入比长期来说是稳定的，但资本所得占国民收入的份额长期来说却不断增加。这一结论显然是反“卡尔多典型事实”（Kaldor stylized facts）的。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资本/收入比在欧洲国家差不多都是稳定的，但资本所得占国民收入的份额却是持续上升的。第三，该书的核心命题是r>g，即资本的回报率大于经济的增长率。换句话说，资本所得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是不断上升的。这是因为，在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期，直到工业革命或者十九世纪以前，经济的实际增长率都是接近于0，所以r往往比g大。据此，皮凯蒂提出了r>g这一“资本主义规律”，来描述社会不平等程度的根源。

无疑，在这一经济规律的主导下，21世纪的贫富差距问题也成为了题中的应有之意。为此，皮凯蒂还特别强调了制度和公共政策对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塑造，这些制度和政策包括收入、财富和继承的累进税制、或者现代福利国家。其中，皮凯蒂特别强调了最高征缴额可达个人收入80%的累进税制度的重要作用，并建议应该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本（而非资本所得）征收累进税，寄希望于通过这一强制性再分配政策来缓和和降低社会不平等程度。

然而，皮凯蒂开出的这一药方真的能够起作用吗？本文认为，这一药方实际上是难以取得预期的成效。具体有以下几点理由：第一，对资本征收累进税缺乏现实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由于资本（财富）具有隐秘性这一特征，而且各国政府难以有效掌握及时、准确的关于资本的数据，因此对广义层面的资本（财富）进行征税本身便缺乏技术可行性。第二，在国际资本自由流动的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的税收竞争也降低了制定过高累进税率的可能性。实际上，为了吸引外来资本投资，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所得税制往往具有累退性质。例如，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便是通过制定低税率来吸引外国投资的。第三，这一政策还将遭到1%社会精英的强烈抵制。实际上，就连皮凯蒂自己也承认这一建议在本质上是无法实行的，而只是一种“乌托邦”想法而已。在201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皮凯蒂例举了社会精英对累进税制的强烈抵制行为，社会精英将坚持否认社会高度不平等的存在，并利用财产权进行辩护：

“非常有意思的是，直到1914年，法国精英还经常引用法国大革命的原则来为他们反对创建累进税制正名。根据这些精英的观点，1789年后，由于贵族特权的结束和全民产权保护的发展，法国已经实现平等了。由于每个人都能够公平地拥有财产，便不再需要累进税制了（这个故事认为这种制度适合于存在贵族的英国，而不适合共和制的法国）。在这场发生在1914年之前争论中，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种结合，即既强烈地信仰以产权为中心的制度，同时却又同样强烈地否认高度不平等的存在。在我的书中，我试图去理解我们能从这样的事实中学到什么，即在法国，财富不平等在1914年和1789年同样严重，而许多精英却试图否定这点。”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实践也已经证明资本累进税政策并没有有效抑制社会贫富差距。实际上，许多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采用了累进所得税。例如，在法国，设定“一般所得税”的法律于1914年7月15日通过。一战爆发后，出于财政压力，各国相继提高最高税率。到1920年已上升到50%，1924年为60%，1925年甚至达到72%。而在美国，1918-1919年，最高税率突然增长到77%。在英国，1909年最高税率仅为8%，但到二战后突然提高到并超过40%。但问题在于：一方面，战争期间累进税率的提高并非出于抑制社会不平等，而是出于国家战争的财政压力；另一方面，累进税率的提高也未能有效抑制社会不平等。当战争结束后，社会不平等程度逐渐上升，这说明累进税率变化的前因和后果都与社会不平等问题无涉。

事实上，只有当经济和社会危机发生时，资本/收入比才能从稳定状态迅速降低，并缓和社会不平等程度。例如，20世纪上半叶的一系列暴力冲击和各种事件的罕见组合——如一战、经济大萧条、二战等——使得资本/收入比开始迅速降低。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法国和英国的资本/收入比从600%至700%下降至200%至300%。与此同时，资本所得占比也随之降低。

然而，即使如此，当经济危机过后，资本/收入比开始上升并恢复至均衡值。在此过程中，社会不平等程度再次上升。因为，资本的积累快于收入的增长，内部财富分配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也在提高。例如，“文革”之后，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资本积累速度加快并推升了资本/收入比，但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的不平等程度也在逐渐提升。以基尼系数作为社会不平等程度的粗略测量指标，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估算，2009年我国基尼系数达到0.49，超过了国际警戒线。此外，皮凯蒂的研究也表明，在1970年、2010年和2014年，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大多数欧洲国家的资本/收入比是上升的；而与此同时，资本所得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也在同步上升。

总而言之，皮凯蒂所开出的这一药方，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站不住脚。可以这么说，皮凯蒂教授成功地完成了这一高度科学化的经济学分析工作，最后却提出了一个近乎完全政治学的手段，这不免带有浓厚的“法国浪漫主义”特征。

三、“皮凯蒂困境”的真实内涵

正如前文所分析的，如果接受皮凯蒂得出的结论，则可以推出一条十分悲观的结论，即社会不平等问题是人类社会一个始终难以走出的困局。皮凯蒂提出的资本累进税制并不能有效抑制社会不平等，而只有在经济和社会危机时期才能显著缓解贫富差距。这意味着，社会失序成为了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的唯一路径。鉴于这一推论乃是来源于皮凯蒂理论中所隐含的悲观要义，本文暂且将这一观点称之为“皮凯蒂困境”（Piktty’s Dilemma）。

实际上，皮凯蒂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理论困境的可能性。例如，皮凯蒂在回应阿西莫格鲁等人的文章中便已提到了政治冲突和政治动荡对于不平等的深刻影响：

“我研究制度的方法强调政治冲突对于不平等的影响。尤其是，战争和革命在我对20世纪不平等和制度变化的描述中扮演者重要角色。当然，由于选举权扩大而形成的民主力量在19和20世纪更具包容性的社会、教育及财政制度的兴起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许多最重要的变化并不是简单来自于和平的选举民主力量。相反，特定的历史事件和政治动荡经常是重要的。例如，几乎没有证据证明，在一战导致的剧烈的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动荡之前，存在着朝向累进税制的自然运动。”

皮凯蒂的上述辩解表明，他本人已然充分意识到了战争和革命等政治动荡具有着累进税制的同等效应，这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实践中得到很好的证实。尽管皮凯蒂相信福利国家、免费教育、累进税制等各种制度，或者一战、布尔什维克革命、二战等重大社会事件对不平等和制度变化所造成的巨大影响。但相较而言，政治动荡所导致的制度变化对不平等的影响是最为有效的，虽然这一手段本身是不可欲和反伦理的。正如皮凯蒂之后自己所承认的：

“当然，我并不是说，唯有通过战争、革命、或其它破坏或暴力的政治动荡方能使得制度变化发生。人们可以争辩说，在20世纪早期的欧洲，极度的不平等确实造成了当时高度的社会紧张和民族主义的兴起。但和平的公共讨论也可以影响信仰体系，并进而影响观念和政策。然而，我们不应将其视作理所当然。应承认政治冲突在不平等和制度变化中的作用，这是重要的。在过去，变化总是伴随着重大斗争，将来仍是这样也不是不可能的。”

更进一步看，“皮凯蒂困境”实际上反映出了这样一种因果机制和因果关联，即社会失序导致资本积累中断，并产生资本的再分配效应，这将在短期内降低资本/收入比，进而降低资本所得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因而社会不平等程度得以在短期内降低。依据皮凯蒂提供的长时间序列数据来看，20世纪前半叶的历史无疑为这一因果机制做了一个真实的脚注。

然而，“皮凯蒂困境”的矛盾点在于，在缺乏其他有效解决措施的前提下，能否通过牺牲社会稳定来缓解社会不平等呢？在一定程度上，皮凯蒂所面临的理论困境与另一位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的学术论点是极为类似的。奥尔森认为，长期稳定的体制将形成牢固的利益集团，其寻租行为将硬化经济发展活力。因此，需要打破分利联盟来保持国家效率，这便也意味着政治动乱和社会不稳定是可求的。但奥尔森在后期的研究中又认为，独裁者或“坐寇”（stationary bandit）的稳定性要更优于大量“流寇”（roving bandits）的竞争性寻租，因此社会稳定是可欲的。很显然，奥尔森的理论中潜藏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稳定论”。对此，政治学家苏珊·罗斯-奥科曼（Susan Rose-Ackerman）专门批评了奥尔森理论中存在的这种内在不一致性，并通过区分框架稳定性（framework stability）和联盟稳定性（coalitional stability）来试图化解这一内在困境。这意味着，“稳定”（stability）本身便是一个纷繁复杂、且充满歧义的概念，这往往又会让研究者们很容易陷入这一困境之中。

从本质上看，皮凯蒂和奥尔森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关注到社会稳定背后潜藏的负面后果，因而颇具“居安思危”之意。但这一分析视角的缺陷在于，在未充分厘清社会稳定环境所造成社会不平等的作用机制与因果关系的前提下，匆忙而笼统地将社会不平等问题怪罪于社会稳定，并且极端地认为放弃社会稳定是消除不平等的唯一路径实在是有欠妥当的。有鉴于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究的问题是，社会不平等的因果机制是什么？是否必然要通过牺牲社会稳定来获取社会平等呢？如果不是，我们又应当如何来化解这一“皮凯蒂困境”呢？

四、我们能突破“皮凯蒂困境”吗？

在皮凯蒂目前所能提供的理论框架下，“皮凯蒂困境”并不能得以解决。为此，我们需要超越皮凯蒂的这一理论框架，来重新反思皮凯蒂提出的理论命题。其中，有两个关键点值得我们继续深入讨论：其一，如何度量不平等程度？什么样的社会不平等才是人们所无法接受的？其二，一定需要牺牲社会稳定才能缓解社会不平等吗？针对上述两点，本文试图提出一些新想法用以突破这一“皮凯蒂困境”。

第一，以资本所得占比为指标度量的社会不平等程度上升，并不必然是不可接受的。众所周知，社会不平等是一个极度抽象的概念，不同的学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给出截然不同的度量标准。例如，可以度量收入不平等、也可度量财产不平等，甚至如皮凯蒂所提出的资本（财富）度量法；可以是度量居民收入分配差异分布的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也可以是皮凯蒂提出的资本所得占比，还可以是劳动收入份额占比等等。不同的度量口径本身便具有一定的异质性，因此运用任何一种度量口径则必然是不全面的。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即便采用皮凯蒂的统计口径，社会不平等程度上升也并非是人们所不可接受的。例如，与改革开放之前相比，近30年来我国贫富差距在某种程度确实有明显的上升，但这并不能就此而否定改革开放的政策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性。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贫富差距程度较小，但却是人们所不乐意接受的。这也充分说明，一定程度的贫富差距不仅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更是“必要”的。再如，正如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所提到的那样，20世纪上半叶的社会动乱时期，虽然社会不平等程度有所降低，但这是人们所欲求的社会状态吗？显然不是。上述论辩旨在说明，社会不平等程度的绝对降低并不一定是社会运行的最佳状态。

更进一步看，在目前全球各国普遍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社会不平等程度的上升与人们的可欲求程度并非只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更类似于一种倒U型曲线。具体来说，绝对的社会平等是难以实现的，同时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低水平社会不平等程度也是不可欲的；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转，社会不平等程度有所上升，人们的满意程度也随之上升；但当社会不平等程度超过一定阈值时，人们的满意程度开始下降。整体而言，社会不平等程度的上升与人们的可欲求程度呈现出一种倒U型结构。这意味着，社会政策并不应侧重于消除绝对的社会不平等，而应当致力于将社会不平等程度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并努力接近和达到理论上的最优值。

第二，消除制度不平等，比对资本征收累进税更重要。厘清社会不平等的作用机制，是制定相关政策的重要前提之一。正如何帆和罗知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不仅要了解社会不平等程度的历史演变情况，更要理解其背后的原因和作用机制。事实上，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社会不平等的原因都是不尽相同的。具体到当下的中国而言，皮凯蒂笔下的“钱生钱”逻辑并未占据主导。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我国经济发展还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尤其是外商投资，这就需要一定程度上的优惠政策进行吸引，而非皮凯蒂所建议的征收资本所得累进税。实际上，由于中国仍处于经济体制转轨和制度变迁时期，大量的制度不健全和官员的贪污腐败构成了社会不平等问题的体制性根源。这意味着，我们应当加强对制度与不平等关系的研究。皮凯蒂似乎也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他在文章中谈到：

“更普遍地说，从这项工作中我得出的教训之一是，不平等研究和制度研究是密切相关的。稳定制度的发展和一个具有合法性的集中的政府的建构对于各种社会能够以和平和有秩序的方式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是紧密联系的。……回头看我书中关于未来政策建议的讨论时，我可能太过关注了累进资本税，而太少关注了可能同样重要的制度演化，比如产权安排的替代形式和参与式治理。”

很显然，目前的理论研究工作还远远不足以支撑起世界各国政策实践的需要。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增进对于制度如何影响社会不平等的这一社会洞见。对于中国而言，最重要和紧迫的任务莫过于尽快完善制度，消除造成社会不平等的体制性根源，并积极防止社会不平等程度陷入人们不可欲的范围之内。

五、小结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皮凯蒂的理论中潜藏着一种道德伦理和学术诉求之间的内在矛盾，即试图通过牺牲社会稳定来获取社会平等，我们称之为“皮凯蒂困境”。这一困境实际上反映出目前学术界对于社会不平等问题及其与制度之间的关系认识不足。我们认为，以资本所得占比作为社会不平等的度量指标并不完美，并且对于当下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消除制度的不平等比资本累进税制改革更为重要。

文章出处：《国外理论动态》（京）2016年第8期第110-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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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U X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