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因需求或贪婪而盗窃；有人因绝望而自杀，也有人为复仇或获利而谋杀。这些互相独立的故事中的一幕幕情节都显示出惊人的规律性，因此，那些最早将概率法则应用于分析人类事件的社会科学家们颇为质疑所谓的自由意愿这个概念。1835年，比利时统计学家阿道夫·凯特勒（Adolphe Quetelet）曾写道，“人类社会酝酿了罪行，犯罪的个体只是工具罢了。”

统计学家的继承者们则有了下述发现：家境贫困的孩子在学校考试不及格的概率更大，经济穷困的成年人参与犯罪以及英年早逝的概率更高。这些看法如今已颇为普遍。而决策者们则大都对这些大道理视而不见。相反，他们试图采取种种手法来打破此间的关联，比如通过增加开支来“帮助孩童摆脱贫穷”，以及向最为需要的人群提供健康和教育措施。然而，英国社会学家理查德·威尔金森(Richard Wilkinson)和凯特·皮克特（Kate Pickett）则认为，这样的尝试是注定要令人失望的，因为这些尝试并未解决社会上的种种弊病所共有的根源，而是将这些社会弊病看作不相干的个案。此外，他们所断定的问题根源也不正确：并非贫穷，而是不平等使然。

诚然，这一指责打击面颇广，但这里煞费苦心罗列的证据却让人难以辩驳。相对于财富集中的富裕国家而言，那些赤贫人口较少，全国个人收入差别较小的富裕国家，其国民的寿命更长，过度肥胖、青少年犯罪、情绪抑郁以及青少年怀孕的概率也相应更低。据一份对英国公务员的研究显示，高职人员比其下属的健康更好，而其下属的健康状况又好过他们更下级人员的健康。

上述证据表明，社会等级差异造成了这些“梯度差”。那些出身低微的印度儿童做认知测试时，如果事先要他们表明身份，他们的测试成绩就比较差。如果把人工饲养的猩猩首领移居到他们不再具有主导地位的群体间生活，它们的应激激素（stress hormone）就会明显升高，它们自身也更容易生病。

人们要如何对付这种由他人的财富而引起的疾病呢？作者分别引用瑞典和日本的为例来说明阐述两种可行的方法：可以对富人大幅征税，或从一开始就减少收入差别。放在十年前，即便是左翼政客“对那些获取肮脏财富的人也是相当宽松”。如今，由于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某些富人是通过偷窃而变得富有，因此下述看法更容易引起人们共鸣：富人还造成了更微妙的伤害。

如果说提高社会平等度的代价是减缓社会的发展，那该如何取舍？或许答案显而易见。过去人们接受的看法是，经济发展依靠创新，为激励创新需要给予财富奖励。这一看法如今显然是老生常谈了。作者却认为，提高社会平等度并不会造成损失，“我们已接近了经济发展所能给我们带来最终结果。”然而，这一说法尚需证据支持，而不是简单的几句话。否则，若我们的先人当年也这般声称他们已经满足了，我们如今就不会拥有这许多令我们珍视的事物—这些事物若先人们在当时能想象得到，他们也定会珍视。那么，我们现在是否应该放弃那些我们尚不知晓的快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