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主席 20201027
本系列之前的文章里,我们讨论过,理解中美关系一个重要的视角是从美国本土政治,了解美国国内面临经济社会及衍生的社会问题——过去几十年以来积累的经济社会不平等在欧美社会催生了以反精英(anti-elite/establishment)、反全球化(anti-globalization)、本土主义(nativism)、民族主义(nationalism)及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驱动的经济民粹主义(economic populism)及民粹民族主义(national populism),使得右翼政治(right-wing politics)在各个国家抬头。Trump 2016年当选总统是欧美社会右翼民粹抬头的一个具体表现。本系列之前的文章也提到,英国的脱欧,香港2019年的运动都可以放在这一大的背景里面理解。
美国是所有发达经济体中最强调市场经济,憎恶政府和公权力、从上到下奉行原教旨市场经济哲学的地方。美国也是主要发达国家中社会经济最不平等、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
从经济和社会的驱动因素上看,导致并加剧社会不平等的动力包括资本的全球化、人工智能与自动化、金融化及低技能劳动力移民等因素,而这些因素最主要影响的是学历较低的中低技能、中低收入人群。过去几十年,高学历、“精英”群体在全球化、知识经济、低技能移民涌入中受益,但中低阶层则成为最大的输家。过去几十年,美国财富积累主要积聚在头20%收入的人群,尤其是头1%的精英人群。
而中低层收入人群中的白人,就是支持Trump及其所代表的右翼民粹主义的基本盘。
有了这许多加剧社会贫富差距的因素,美国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又缺乏左翼政治及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基础,使其极度反感任何依赖政府/公共部门/公权力的缓解方案:任何这样的方案都会被冠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被妖魔化。美国目前还不可能效仿北欧及中欧的社会民主主义,甚至我们把范围缩小到英语世界的“五眼国家”内,美国也无法效仿英国和加拿大的社会福利政策(譬如英国的全民医保NHS和加拿大的单一支付医疗体系)。美国是全球最硬核的自由市场经济崇尚者,把一切对经济资源的分配——包括pre-distribution层面的分配或再分配(redistribution)——都视为妨碍经济发展繁荣甚至美国梦实现的洪水猛兽。
在强调阶层利益的左翼政治与强调身份政治的右翼政治之间,美国选择的是右翼政治。究其原因,又与美国是一个多种族文化的国家有关:社会上酝酿着巨大的与身份相关的偏见和不安全感,极容易为政客所利用。
共和党的右翼权贵/资本家/精英/政客煽动、挑拨中低层蓝领/白人的身份政治意识,将美国国内的阶级矛盾对内转移到美国国内的少数族群(BLM)或“反对美国精神”的左翼群体(反枪械、反宗教的世俗主义者、反极右翼的Antifa等),对外转移到威胁美国文化及“生活方式”(Way of Life)的“他者”(theOther)——中国。在转移视线后,美国的右翼精英得以推出更加反动(reactionary、更加加剧经济社会不平等的诸多政策——譬如Trump的有利于富人的2017年减税法案;Trump要求废止奥巴马医疗法案,等等。
这就是美国政治的主线。
再进一步探讨这个主题之前,包括Joe Biden、Bernie Sanders、Andrew Yang等建制派民主党及拥护社会主义的进步派民主党(the Progressive)的政策前,本篇再快速插播一曲——在资本的全球化、人工智能/自动化、移民等问题之外,冒出了一个新的加剧美国经济社会不平等的因素——COVID-19疫情。
如果COVID-19疫情在几个月内就被控制住了,消退了,那它就不是一个可能对美国经济社会政治产生持久影响的因素。但很不幸,在美国,COVID-19没有被控制住,已经肆虐美国大半年。3月份推出的2万亿美元刺激方案大部分措施都已过期。Trump的白宫已宣布对疫情“投降”,实际上彻底躺倒,走向“群体免疫”及人工疫苗的解决方案。
这就为美国经济社会增加了一个新的重大的影响因素。
健康影响的不平等
如果是相对平等的原始社会,甚至近至百多年前医疗技术尚十分落后的近代社会,病毒是一视同仁的,是“公平的”——无论你是什么人,都可能染病,并遭受疫病的折磨。在病毒面前人人平等。
从这个角度看,这次美国COVID-19疫情反映的是相同的情况。尽管需要做大量人与人接触工作的一线蓝领面临的感染机会更大,但美国总统,只要不戴口罩,不遵守防疫的规则,一样会被感染。从染病角度看,在同等条件下,无论是普通人,还是美国总统,都可能感染病毒,这一点是公平的。
但疫病对不同人的影响却截然不同——没有医疗保险的美国中低层家庭人士(特别是保险覆盖率非常低的非洲裔/拉丁裔少数族群)可能无法获得足够的、好的、可负担的医疗资源,面临更大的健康风险;在疫情的重灾区,医疗资源可能已经被严重透支,缺乏经济能力的中低层人士可能根本无法获得任何救治,被排除在已经濒临瘫痪的医疗体系外,要在家等死。相比之下,一位肥胖的、70多岁的美国总统却可以获得最好的照料而在很短时间内恢复。回到工作岗位——美国是有精英资源的,美国总统享受了最好的待遇,但不是唯一的,笔者相信美国的富庶家庭能都享受不错的医疗待遇。所以,在同样的疾病面前,不同的阶层的死亡率是不同的。病毒的效果不再是平等的了。这是2020年代的世界与几百年前的社会的区别。而这个情况在美国只是更加突出而已——这里有全球最顶尖的医疗技术与资源,但仅能供少数群体享受。在顶尖的医疗技术及资源之外,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COVID-19死亡人数。
“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美国梦”到底是什么?是为了从地狱爬到天堂么?在阶级固化、经济社会面临巨大不平等的美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实现这样的梦想又有多大可能性?
对不同行业/就业的健康威胁的不平等
COVID-19是一个烈性呼吸道传染病,应对COVID-19的最直接办法就是社会隔离(social distancing),而这就使得这个疫情非常特殊——它对不同的行业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因为不同的行业对社会隔离的容忍/适应/接受/程度是不同的。
大多数的白领工作机会受到的影响是有限的,在各种信息科技的支持下,通过居家办公(Work from Home)的方式很大程度解决。中国绝大多数大城市白领在今年2~3月不同程度是经历了类似的;居家办公虽然有损效率,但基本上能够应付。许多“金领”行业例如金融/证券/投资、法律、咨询等影响很小,整套工作产业链搬至线上完成。
以投行行业为例,可以线上投标,线上尽职调查,线上监管审核、线上路演,线上销售发行,乃至线上/虚拟敲钟。利用ZOOM、腾讯会议、电话,足不出户就可以把项目做完。关联行业(譬如律师、审计、评估)等均可依此进行。人们不见业绩减损,还看到业绩增长。
美国的情况一样,精英白领行业可以选择居家办公,并用上述信息科技手段工作,在防疫的同时保持生产。疫情持续大半年,白领工作初期受到影响,但现在基本已经恢复。
但蓝领行业就不同了。美国的蓝领行业目前大部分其实隶属于各种服务业,譬如餐厅服务员、保姆、护工、保洁、公交系统的员工、保安、零售销售、出租车司机等等。这些岗位往往涉及一定的体力劳动,需要线下的人与人接触,因此是不能居家的,必须在一线开展。这也使得相关人群面临的COVID-19感染风险远远大于居家办公的白领。而从事这些岗位的人群是什么人?就是教育水平较低、中低收入的人群。
其中有中低收入的“白屌丝”,更多的是少数族裔(非洲裔、拉丁裔)。
信息科技的发展为社会带来了新的差异和“不平等”:同样的疾病,对不同行业从业人员的影响也是不同的。
对不同行业的经济影响也不平等
如前所述,许多行业通过居家/线上办公就能应对。虽然短期可能有所不适应,生产力略有下降,但一旦适应,生产力就能复苏,甚至还能超过过往。笔者自己的体验是,居家办公 + 节省差旅时间后,效率比原来大大提升,生产力其实更高。
但亦如前所述,还有许多行业没有那么幸运,会受到COVID-19的重大打击,这包括一切要求人与人发生线下接触的服务业——譬如餐饮、线下教育、旅游(从主题公园、邮轮到酒店)、日常娱乐(从酒吧、按摩、健身到瑜伽)。这个清单可以无限延长。在大多数发达经济体,这些行业和部门都是就业人数最多的。这里的大多细分行业业主及劳动者都可能因为疫情遭受致命打击,陷入经济窘境甚至破产。对于业主来说,生意不可维系,只能关门;对于劳动者来说,许多岗位就此消失,短时间内都没有工作机会——她们面临的不是几周或个把月、几个月的就业岗位缺失,而是长期的岗位缺失,短期失业可能一举变成长期失业。
许多数据可以说明。譬如下图:
这是《华盛顿邮报》对美国劳工部发布公开信息的一个分析——对比几次经济萧条里就业增长或流失的情况。
2020年因COVID-19导致的经济大萧条与美国前几次经济大萧条(1990年、2001年、2008年)是有很大不同的。大家主要看绿线——代表收入最高的25%人口,和紫线——代表收入最低的25%人口。从图中可以看出,在前几次萧条里,绿线和紫线两个人群的就业损失和修复情况差别不大——虽然2001年和2008年里绿线的表现略优于紫线(进入21世纪,就进入了我们所分析的九十年代资本全球化之后美国贫富差距快速拉大的年代)——但总体而言富裕人群和低收入人群之间的差异还是有限的。
2020年COVID-19疫情就不同了,绿线(收入最高的25%人口)在第一个季度受到一些影响,但在第二个季度就反弹,且超越了疫情之前的水平。这基本反映了美国白领工作(特别是上层、上中层白领岗位)的情况。而紫线(收入最低的25%人口)境遇则一落千丈(跌幅达30%),并且还在非常艰难的恢复。紫线对应的人群,往往就是在基础服务行业里工作的中低教育水平的低技能劳动者。他们是COVID-19疫情的最大受害者。
上图是《经济学人》引用的一个数据。横轴是收入,从左到右递进。竖轴是就业损失的百分比,越往上代表比例越大。
可以看出,年收入在2万美元以下及2~3.9万美元的人群的就业损失最大。年收入8万美元以上的人群就业损失最小。
上图也是《华盛顿邮报》基于美国劳工部的分析,主要从种族/族裔角度。
非洲裔、西班牙裔人因COVID-19疫情受到的就业打击大于白人。原因也很简单,因为非洲裔、拉丁裔人更多的从事基础服务业,因此受到的行业性打击更大。
另外,无论非洲裔还是白人,女性的受到的就业打击均大于男性,除了女性更集中地在基础服务业工作外,还因为女性往往还要照顾子女(子女可能因为不能上学而居家)。一个家庭如果牺牲一个工作岗位,可能会选择牺牲女性。
以上是一个德勤的统计,分不同的收入水平(高、中、低)及族裔(白人、亚裔、非洲裔、拉丁裔)比较其就业自今年2月份至5月份受到的影响。
这个数据不够新,不能反映最近几个月里,疫情持续下不同行业/收入水平人群受到的不同影响,但也可以看出,收入越低,就业受疫情打击越大。
图中的数据表示不同族裔分布在每一工种里的就业百分比。黄色框表示该族裔在在就业里占比最高。
可以看见,白人和亚裔的占比集中在高收入岗位;黑人和拉丁裔集中在低收入岗位——50.4%的黑人和51.1%的拉丁裔在低收入群体岗位里。
这些行业受到疫情影响最大,因此从族裔角度看,黑人和拉丁裔受到的经济影响也最大。
COVID-19诱发的科技影响对不同行业也不同
COVID-19诱发的最直接的科技影响,除了与移动办公之类的信息科技之外,就是人工智能与自动化——利用机器人取代人力。
因为机器人是不会感染COVID-19的,不存在因为机器人员工感染COVID-19而进行隔离停摆的可能性。机器人也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人与人接触。
笔者之前的文章提及过,每一次经济衰退都会引发技术进步。2020年开始的COVID-19疫情,将启动新一轮人工智能及自动化进步,加速取代自然人力——从餐饮、零售到物流,各种人力密集的基础服务业行业突然都更加有动力去引入人工智能与自动化技术替代人力。相比之下,而用居家办公安然渡过COVID-19疫情的白领工作就不会遇到同样的压力。
所以,同样的疫病,针对不同的行业,连科技所产生的影响可能都是不同的。
人工智能/自动化本来就是加剧美国经济社会不平等的因素。COVID-19只会加剧这一进程。
金融/资本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
当美国的中低收入阶层在失业窘境下,因交不起电费、燃气费,有上顿没下顿而困扰的时候,富裕阶层却可以享受金融/资本全球化带来的好处:资本是超越国界的。美国的资本市场可以吸引全球最好的公司前来上市。美国资本也可以在各全球金融中心投资全球最好的资产。
通俗的说,当然中低阶层在美国疫情之下濒临经济破产时,美国精英可以通过所投资的美国长线基金、对冲基金投资蚂蚁金服的上市,以及在香港和美股市场投资每一个能够反映中国经济基本面强劲复苏的股票。美国经济不那么好没有关系。美国的精英可以通过资本的全球配置,在全球范围收获利益。
Trump 2017年推出的富人减税法案更是便利美国的精英群体。
穷人不可能有这样的资本配置能力。他们只能在自己的现状里烂掉和死去。
COVID-19疫情,只会放大和加剧美国的贫富差距,让人看清这个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
经济援助/刺激法案的难产
美国主流媒体上有许多关于中低阶层/贫困阶层经济窘境的新闻。
美国有6~8百万人正在因为COVID-19陷入贫困。
数百万美国人可能面临停电停水,因为交不起水电费。
有近40%因COVID-19而丢掉工作或经历收入下降的美国人手头的储蓄/现金连一个月都扛不住。
许多美国人现在面临的是吃饱饭、交电费、燃气费、房租的基本生存问题,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日子,不知道何时会破产甚至无家可归。
这些经济中低层人口的境遇是上层中产和精英(收入头20%的人口)不经历也不能想象的。他们生活在美国天堂和地狱的两个世界里。
怎么办呢?显然,对于穷人来说,有社会主义提供的救济补助就好得多。但相比其他发达经济体,美国缺乏这样的机制,只能靠一次性的补贴。
今年3月末,美国国会批准了一个历史性的2万亿美元的刺激法案,资助因疫情受到打击的人群,这其中包括,为年收入7.5万美元以下的美国公民一次性派发1,200美元,为每一个17岁以下的孩子派发500美元,在未来四个月为失业人群每月额外补助600美元,等等。
当时许多人(包括中国“有识之士”尤其是灯塔派)认为美国经济援助力度大,政府应对能力强,是美国应对疫情制度优越的表现。笔者当时就认为,美国的联邦政府受到大量的制度限制,在防疫抗疫方面能够做的非常有限,只能诉诸自己不多的强项——派钱。尤其考虑到美国还坐拥美元这一全球货币,作为全球实质最大的“流氓国家”,有通过印钞把一切国内成本外部化的无与伦比能力。所以,联邦政府发钱可能是全球买单。国人有什么可以赞叹的呢?
但是,也显而易见,COVID-19非常强大,一下子打不跑。光靠发钱并不能对抗疫情。3月份的这套2万亿美元刺激方案大多数内容也已过期,但疫情还没有结束,亟待新的方案。
而此时此刻,在亟待救助的美国贫困阶层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时,民主党和共和党却因为政治分歧在打架,援助方案因此难产。
一场COVID-19把美国制度的“优越性”从宏大叙事降回了其应有的维度(the dimension where it belongs)。
笔者不是在刻意丑化或矮化美国制度,而是希望从一个第三者眼光,相对客观的还原美国的制度,是什么样就什么样,不要矫情,不要浪漫化,不要宏大叙事,不要装逼。
即便我们把视角缩小到西方这个小小的世界,在西方的视角里,美国也是一个例外(exceptionalism)和奇葩。美国的制度并不代表整个西方制度,美国的民主也不代表民主(liberal democracy)。美国的制度就代表美国,一个属于自由者的野蛮拓荒之地。不喜欢这个地方,你可以滚蛋,从哪儿来回哪儿去。
COVID-19带来的经济社会不平等加剧——带来的是左翼政治还是右翼政治?
过去几十年,在全球化、人工智能/自动化、金融化、移民的影响下,美国的经济社会不平等在加速放大。
Trump任下COVID-19疫情的肆虐则在进一步加速贫富分化,经济社会更加不平等了。
这种经济不平等是会诱发基于阶层利益的左翼政治,还是基于族群的右翼政治?
笔者认为更有可能诱发右翼政治——无论Biden还是Trump上台。
如前面的数据可以看到,COVID-19伤害的是中低阶层。而其中,非洲裔和拉丁裔又是COVID-19更大的受害者——他们更多的受雇于基础服务业——保安,护工、各种一线工作者。
这些族群在COVID-19下面临的经济窘迫可能会使得他们认为自己遭遇极大的社会不公,而这种不公的根源是种族主义。他们的族群意识可能会进一步加强。
这时,黑人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可能还会加剧。过去数月里围绕警察对黑人暴力的暴力时间其实与黑人的经济困境也有关系,这种困境加大了黑人的社会不满。
这类基于少数族群意识的社会运动——特别是有抗争和暴力形态的运动——将反过来助长白人至上者/极右翼群体的族群意识。
历史种族主义造就了基于族群的阶级不平等。基于族群的阶级不平等演变成族群战争,掩盖、取代了更广泛的阶级斗争(黑人工人阶级与白人工人阶级的联合),并将阶级斗争转变为族群斗争。这都是正中共和党右翼政客和权贵资本家下怀的——他们大可利用这种族群矛盾转移阶级矛盾。
曾几何时,美国人希望构建一个多元文化、多元民族的国家,所有人追求共同的价值观,一起实现各自的美国梦。然而,美国抵触政府抵触公权力的自由拓荒文化,原教旨资本主义导致的经济社会流弊,多种族多民族导致的族群分裂与矛盾,胜者全赢的两党制民主,以及21世纪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下的纷乱分裂的信息社会,使得以融合的方式、调解的态度寻求社会主义解决方式在这个国家变得几乎不可能。在无人能够逆转的全球化及人工智能化大潮下,这种不可能也在无情的摧毁美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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